政府越富有，市场的风险可能反而会越集中，宏观经济出现宽幅波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即将过去的2007年是过去十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一年。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在长达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仍然能够支持高达两位数的增长，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这样的增长故事可能并未结束。
然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里，经济增长正经历着次级债风暴，2008年的经济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始终是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猪年的猪肉涨价风波，预示着未来考验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很可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
政府成宏观经济“避雷针”
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不时面临“过冷”或“过热”的挑战，假如存在着一个宏观经济的避险市场，能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避险工具必定是政府和投资者的最爱。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席勒先生曾经预见到美国股市的“非理性繁荣”，他在2003年访华时提出了很多通过金融创新方式进行风险管理的前沿性设想。其中，两个设想与宏观经济风险密切相关：一是创设以一个国家GDP为标的进行交易的国际宏观市场，不同国家的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风险对冲操作；二是设立有关国家风险管理的国际协议，使得主要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通过风险互换的方式共担风险。
可惜席勒教授所提出的市场还不存在。事实上，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为中国宏观经济提供“保险”的主要避险工具，是宏观经济的“避雷针”。每到中国经济出现或“冷”或“热”症状的时候，政府调动着各种资源，力图实现经济的稳定。
从目前政府的政策来看，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全面通胀已成2008年政府工作的重点。次级债危机导致的美国经济可能放缓和国内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带来的风险，也是政府进行宏观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此外，政府还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决策加以干预。例如，中国的商业银行有很强的放款冲动，但担心信贷风险的常常不是银行管理层或其股东，而是政府监管部门；中国的家庭愿意投资购买多套商品房而往往不担心房价下跌的风险，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家庭对两套以上住房的投资，等等。究其主要原因，企业和个人的决策所造成的宏观经济风险最终由政府概括承受，政府充当了“最后责任人”的角色。
“富政府”何来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不但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减弱，反而有更加强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越来越富有，干预经济运行的实力大大增强。第一，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名义GDP的增速。在2000年-2006年间，政府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速达到了19.4%，比同期名义GDP的增速快了6个百分点。今年财政收入有望超过5.1万亿元，较去年猛增31%，远超过同期16%-17%的名义GDP增长。
第二，政府的税收工具越来越发达，未来的财政收入仍然可能保持较快增长。从今年开始，一些产品的出口关税提高，资源税税率提高并且从明年开始有可能变从量税为从价税（税率估计会在10%左右），2008年或稍晚有可能在零售环节开征燃油税（有专家估计税率为25%），开征财产税也将逐步提上议事日程。这些税率的提高或新税种的出台都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开拓了税源。由于税率的调整，2007年印花税收入可能高达2000亿元，同时，出口退税的大幅度下调或取消有可能减少退税支出5%左右，节省财政开支大约200亿元以上。
第三，国有企业分红也是未来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据估计，2007年仅150多家央企就有可能实现利润大约1万亿元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32%以上。如果分三类执行央企分红，即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企业，分红比例为10%；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分红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交比例三年后再定，就有可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200亿-800亿元。
第四，政府是财富货币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资源类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国有企业的大量上市，为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的重估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资源仍然在向国有企业集中，今年前12大新上市的企业全部为国有企业，共融资3829亿元，占今年全部123个IPO融资的80%左右。仅央企总资产每年增值超过了1.5万亿元。尽管这些资产不进入财政收入，但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处置部分国有资产的方式为政府融资。
第五，政府拥有对高达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支配权。如果需要，政府还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筹集更多的资金。
政府干预经济的最大危害
一个较为富有的政府应该有助于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前提是要推动以民生为中心的结构转型，创新政府调节经济的机制，防止政府干预经济产生的道德风险。
从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来看，“过热”是一种常态，这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未来的数年里，投资的较高增长应该可以保持，无论是城市化的进程还是环境治理，甚至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都需要大量的后续投资，再加上流动性过剩，投资增长短期内出现衰竭的可能性不大。近期宏观经济的最大风险主要来自外需的疲软，以美国为主的外部经济放缓或衰退，或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有可能制约中国出口的增长。
推动以民生为中心的结构转型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可以预料的是，当外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的时候，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会将从紧的货币政策修正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然而，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的是，未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目标可能不是简单地刺激投资，更要拉升消费，以缓解产能过剩造成通货紧缩的压力。一个“富政府”可能的政策选择包括：减税；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对包括社保和医保等与民生相关的投资；通过改革资源价格的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在家庭与国家、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再分配。如果政策措施得当，外部经济的冲击反而是中国结构调整的转机，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联的还有：第一，市场的稳定，即避免资产市场（包括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大幅度调整的风险；第二，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价格改革（如能源价格改革、汇率改革等）可能带来的通胀风险；第三，财政收入波动的风险等。在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可以考虑择要设立相应的市场稳定基金、价格稳定基金或财政收入稳定基金等，防止周期性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风险。
比如，在印度有价格稳定基金，当橡胶、茶叶和烟草等的价格降低到一定水平的时候，该基金会启动以保护农民利益。鉴于猪肉在国内消费中的重要性，可以考虑设立肉制品价格稳定基金，其代价可能要远比一轮通胀对经济冲击所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俄罗斯也有一个稳定基金，用于稳定油价的周期性波动对财政收入的冲击，当油价高于一定水平的时候，该基金由财政拨入资金开始“蓄水”，而当油价低于一定水平的时候，该基金开始“防水”以弥补当期财政收入的不足。
政府干预经济的最大危害是容易助长投资者的道德风险。随着政府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市场和投资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预期在不断上升，出现了回报与风险之间的割裂，由投资者享受投资收益，而由政府承担投资风险。也就是说，政府越富有，市场的风险可能反而会越集中，宏观经济出现宽幅波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市场主体道德风险的泛滥可能损害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效率，这是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的主要原因之一。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保持前后决策的一致性，可以帮助培育市场预期，让合理的市场预期调节投资者的行为，提高政府调节经济的效率。
作者为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经济学家，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