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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应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正进入金融社会主义(financial socialism)时期,我的意思是说,政府正在收购无法在自由市场上无法生存的企业——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7000亿美元贷款救市、英国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和Bradford and Bingley。多数观察人士将此类金融社会主义视为应急措施——并认为这是一件坏事。而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公有制需要从金融行业扩大到制造业和服务业。

其原因在于,欧洲和美国有很多产业和服务性企业不能在全球经济中存活。上世纪80年代,人们常常会认为,发展中国家将得到低质量的下等工作,而西方国家会把更高质量的技术工作留给自己。事实证明,过去20年的情况并非如此。印度、巴西、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市场;它们日益成为能够提供高技能高质量工作的地区。

在欧美,过去15年新增的许多职位都是低技能的服务性工作。这些职位受到当地消费者不断波动的信用卡债务的制约。在发达国家,失业已成为生活中的严酷现实,而且失业率还会上升。我自己的估算是,到2015年,英国和美国的结构性失业率将升至约7%,不充分就业率将上升30%。这是保守的估计;我的一些同事(例如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里奇(Robert Reich))预测的失业系数更高。即便根据我相对低的估计,这些数字也将给失业和残疾补助带来巨大压力。在欧洲,随着老年人数量的上升和劳动力人口的下滑,失业率每上升一点都意味着更多不幸。让我们从政治层面考虑一下吧:失业的人是愤怒暴躁的公民。让我们也从基本的人性考虑一下吧:人们有生产能力才会自尊。

我们是如何进入这种乱糟糟的危险局面的呢?欧洲和美国表现不佳,没有为创造新的可持续工作投入必要资金。恰如其分地以科技发明而闻名的英国未能发展风力涡轮等绿色产业——这种创新已得到长足发展。美国减少了对技术手工业者的职业教育,面对高质量技术手工劳动只能外包或进口的局面却表示惊讶。

公司的全球经营模式也削弱了它们的生存能力。管理者被迫密切关注股价波动,不断通过并购调整公司结构,而非进行长线管理。在汽车业,人们常常把丰田(Toyota)和克莱斯勒(Chrysler)作为经营良好与经营糟糕的典范相比较;二者根本区别在于,外部股东要求对丰田的影响远远小于克莱斯勒。

那么,公有制为何是件好事?毕竟,克莱斯勒曾经接受过救援。我们曾经看到过的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的员工持股方式也没有取得成功。在我看来,公有制之所以是个好主意了,是因为我们现在吞下一颗大大的苦果。在当前形势下,西方经济无法自我维系;就我们所知,私营企业是一台制作粗糙的笨拙机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它就会减少机遇,降低员工的生活水平。不过,为什么是公有制呢?

面对不断上升的失业潮,一些顾问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倡导的那种保护主义,似乎只是一种软弱的回应。你不能通过闭关锁国来保护就业。按比例计算,受保护产业——在美国有很多——增加的就业机会不比自由市场产业多。类似于金融行业目前所受到的那种监管基本上与扩大就业无关。关键不是限制冒险行为,而是要鼓励投资和创新。这一过程需要资金,需要比严格市场估算认为合理的数目更多的资金。这些额外的资金就是公共投资的切入点。

如果这好像很难接受,那就想想印度。按照西方的算法,印度受到政府资金支持的建筑、信息科技(IT)和医疗行业大多人员过剩,效率低下。然而,公共投资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随着它们的壮大,对政府援助的需求已经下降。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通过公共投资促进了本国的增长,而没有担心会干扰自由市场。享受这种资助的行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就英国和美国而言,尽管我希望,但却预见不到这样的幸福结局。为了让人们有工作,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政府必须对境况不佳的生产性行业提供永久性支持。相对于有效盈利能力,完全就业对我们的社会更为重要。如果这看上去难以接受,那就考虑一下以下的选择吧:政府可以将资金投放在失业补助或就业方面——那些从纯粹的商业角度考虑并不合理的工作。

从更乐观的角度来说,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社会最终受益于“新政”(New Deal)的大规模公共建设工程计划,在较短时间内,美国员工找到了支付账单和保留自尊的方法。今天,新政的效果将会有所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为了员工,向境况不佳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让它们生存下去。

本文作者是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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