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位被判死刑的犯人一样，欧元区又获得另外一个在最后一刻延缓执行的机会。它挣扎的时间又长了一点。之前有四场“欧元危机”的峰会，每一场峰会结束，各类市场都会欢呼庆祝，直到它们明白根本问题还尚未解决。
这次峰会带来了好消息：欧洲各国的领导人终于意识到欧洲借钱给银行来拯救主权国家，借钱给主权国家来拯救银行的措施毫无成效。同样，他们现在也认识到紧急援助贷款使得新的贷款者的资历高于其它债权人，这恶化了个人投资者的处境，他们只会要求更高的利率。
难以理解欧洲的领导人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看清这么明显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比15年前的东亚危机表现还明显。但是协议中缺失的部分比存在的部分更为重要。一年前，欧洲领导人们就承认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希腊的状况便无法得到恢复，并且只是通过紧缩政策经济不会得到增长。但是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如今欧洲领导人建议要将欧洲投资银行进行资本重组，这属于约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增长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政治家们善于进行重新包装，并且，根据有些数据，这些新资金只占所需总资金的一小部分，即使这一小部分的资金也不会立即投入到系统中来。总而言之：在对问题处理有误，经济体存在缺陷的基础上的这些补救措施来得太晚并且太微不足道了。
希望在于市场会奖赏美德，此处美德被定义为紧缩。但市场更奉行实用主义：几乎总是如此，如果紧缩政策削弱了经济的增长，便破坏了偿债能力，利率就不会下降。事实上，投资会下滑，这便是希腊和西班牙已经开始的恶性循环了。
德国似乎对此感到很惊讶。就像中世纪施行放血术的医生一样，德国领导人拒绝承认该药物不奏效，并且坚持应该用更多的药物——直到病人最终死去。
欧洲债券和团结基金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且稳定处在危机中的各国的利率。比如，更低的利率能够挤出钱来让那些即使是预算吃紧的国家也能花更多的钱用于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银行业的情况更糟。每个国家的银行系统都有其政府做后盾，但如果政府支持银行的能力受到削弱，银行的信心也随之减弱。即使是运营良好的银行系统在希腊和西班牙这一级别的经济衰退中也会面临问题，随着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其银行的风险更大。
当欧洲领导人热衷于创造一个“单一市场”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是政府在为他们的银行系统提供隐性补贴。如果问题出现，政府对银行的支持会给银行带去信心；并且，当一些国家的政府比其它国家的政府处境好很多时，其对于银行的隐性补贴也比别的国家大很多。
在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为什么资金不应该逃离较弱的国家，去更强大的金融机构呢？确实，令人奇怪的是没有更多的资本外流。欧洲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一危险在不断上升，而这一危险本通过共同担保就可以很容易地被避免掉，同时也能纠正由不同的隐性补贴引起的市场扭曲状况。
欧元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但很明显只有在危机中它的后果才能显现出来。虽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它本来都怀着良好的意愿，并且单一市场的原则也都是为了促进资本和劳动力的有效分配。
但是细节至关重要。税收竞争意味着资本不会去那些社会回报最高的地方，而是去那些能找到最好生意的地方。对于银行的隐性补贴表明德国的银行会比其余国家的银行更有优势。劳动者们离开爱尔兰或者希腊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生产力低下，而是因为只有离开那里，他们才能摆脱掉父母遭受的债务负担。欧洲中央银行受命来确保价格稳定，但是通货膨胀已经远非现今欧洲最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了。
德国担心没有了银行和预算的严格监督，它得为那些肆意挥霍的邻国兜底，但那不是重点：西班牙，爱尔兰和其它许多陷入困境的国家在危机之前预算都有盈余，是经济的衰退导致了赤字，不是赤字导致衰退。
如果说这些国家犯了一个错误的话，只是如同今天的德国一样——太轻信市场了。因此他们才像美国及其他国家一样允许资产泡沫恣意生长。如果实施了健全的政策，建立了更好的制度，当然这些政策和制度不是指更多的紧缩措施和银行、预算及赤字更强有力的监管，同时经济恢复增长，这些国家就能够偿还其债务，也就没有必要号召担保了。此外，无论哪种情况德国都会陷入泥潭中：如果欧元或者外围的经济体崩溃，德国付出的代价都会很高。
欧洲也有很大的优势。它现在的弱点主要都反映了其有缺陷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但只有在认识到他们的根本缺陷后，这些弱点才能得到改进。这是一项比在每个单独国家进行结构改革更为重要的任务。因为在某些国家虽然结构上的问题削弱了竞争力，减慢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它不会引起危机，解决结构上的问题并不能解决危机。
欧洲用敷衍了事的方法应对危机并不能无限期地奏效。欧洲周边国家正逐渐减弱的不仅仅是信心，欧元本身的生存能力现在受到了质疑。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新书是《价格的不平等：今天分裂的社会如何危害我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