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我们没有陷入绝境，仍将能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中复苏。因此，我们不仅要衡量经济刺激政策的当前影响，还要衡量它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产生的后果。理智的凯恩斯主义者认清了这一点。他们坚信，宁可在未来面临增长损失，也要在当前通过政府支出恢复经济增长（为支持当前支出而借的债务，在未来偿还时会损害未来的增长）。我们来考虑一下可能适用这一道理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全面恐慌，这种情况下，需求暴跌，银行和企业破产，组织资本被摧毁。当前，除了希腊，恐怕没有哪个工业国家陷入这种境地。
第二种情况是，失业率长期高企，导致长期失业者丧失就业所需的习惯和技能。这种情况可能更加接近一些工业国家的现状，例如美国和西班牙等。如果能使那些原本可能失业的劳动者获得收入，那么，在今天采取措施使就业出现可持续的增加，所带来的益处将超过成本。
那么，关键问题是，政府支出增多能否改善最为严峻的就业问题。从这一点看，实施全面经济刺激的理由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在美国，在那些经历了房产价格兴衰、出现大笔家庭负债的社区，需求最为疲软。地方需求走低打击了零售和餐饮等行业的就业率。一味地全面增加政府支出或许过于草率——纽约需求增加对于拉斯维加斯的家庭外出就餐（并由此创造更多餐饮就业岗位）没什么帮助。有针对性地核销拉斯维加斯家庭的债务，或许是对刺激经济的资金更加有效的利用。
不过，当前不景气地区积累的历史债务表明，需求相对于收入可能过高。如果确实如此，在借贷这种危险的刺激措施缺席的情况下，需求将保持疲软。政策应该帮助工人流动到有合适工作的地方，例如，帮助他们摆脱房屋及相关债务的束缚，使他们不必有违约之虞。
经历过住房建设萧条的州，就业率更低一些。在这些州，建筑工人以及房产经纪等相关工作的失业率更高。仿照20世纪30年代由国家出资兴建一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能使他们再就业吗？可能不行，因为今天基础设施已经成熟的美国不再需要那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此外，会搭建石膏板的工人，能否轻而易举地铺好光纤电缆，这就不得而知了。或许，推出支持私营部门就业再培训的政策会更好。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房地产业经历了大起大落，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警告：通过基础设施支出刺激经济增长存在巨大困难。虽然日本大兴土木，但从未完全走出危机。对于日本人而言，“长期”已经走到头，那一代人老了，人数也少了，政府债务水平依然是七国集团(G7)中最高的。
美国政府依然有余力进行支出。英国则有些捉襟见肘。英国庞大的金融行业依赖于政府的财政状况，因此政府不能拿财政冒险。紧缩措施很痛苦，因此在未来采取紧缩政策并不可信。不过由国民共同承担税收增加和支出削减，可以逐步灌输一种国家使命感，帮助一国渡过时艰。
对希腊而言，政府支出是问题所在，而非解决方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会实施明智的紧缩措施，开除歌舞升平时期上台的政客，削减工资和养老金，调整自身，征收税收并提供有用的服务，同时保持向穷人和老人进行转移支付。随着公共部门劳动者开始分担私人部门的痛苦，国家能够进一步团结起来。而且，改善政府效率，实施其他结构改革，将使欧洲更容易提供融资，阻止政府职能进一步遭到严重削弱，也更容易进一步减记希腊债务，吸引私人投资，点燃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希望。
有针对性的政府支出或者精简的紧缩措施，加上理性凯恩斯主义者建议的路线，在部分国家或许可行，能够帮助加快经济复苏。但我们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逐一审查各国的政策。我们尤其要警惕凯恩斯主义者中的民粹分子，这些人一味地说，“从长远看，我们死定了”，以此为短视的政府行为辩护。他们说解决问题有捷径可走，结果会给世界带来损害。他们误导民众和领导人，结果很可能诱发革命，而无助于经济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