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您觉得近年来落马的中国富豪大致可以分为几个类型？
赵晓：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这么几类：因逃税获罪。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刘晓庆。不管她本人是否有罪，但是她被逮捕后，现实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2002年，中国民营企业的纳税金额增加了40%。逃税这个问题在富豪中存在是比较多的，将来还可能出现更多这样的案件。
因"圈地"获罪。具体的例子有周正毅、杨斌。中国在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上的企业家有一半都涉足房地产行业，而土地也恰恰是中国最肮脏的交易物，这方面的"问题富豪"也是最多的。它涉及到25万亿的国有资产，这超过了中国全年的GDP总值。土地问题上的腐败同时也要牵涉到股市金融等问题领域，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届政府上台后一直积极地处理土地问题。
因产权纠纷而获罪。仰融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中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产权制度不清晰，因而这方面也容易出现"问题富豪"。
另外一些落马的富豪还包括因非常特殊的原因而被捕的孙大午和因走私被捕的赖昌星。
《国际先驱导报》：您觉得他们落马是整个经济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还是一种巧合？
赵晓：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在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我们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当然，中国目前处于转轨期的现实也决定了整个制度不可能健全。因此这些"问题富豪"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是在一种问题环境、问题制度下，在一些问题官员的配合下产生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些人本身的因素我们也不能忽略。因为毕竟没有人逼着这些人去犯罪，这是一种他们自己的主动行为。
《国际先驱导报》：这些富豪本身有没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
赵晓：除制度原因外，他们很多人都是江湖豪客，不喜欢遵守游戏规则，纷纷抱着捞一把的心态。他们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乐于在敏感领域和灰色领域里淘金；第二是法律意识淡薄。这跟很多富豪的文化程度不高也有很大的关系。文化不高造成了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很差，犯罪机会成本低，从而导致其更易于犯罪。
《国际先驱导报》：那么，您觉得应该如何从制度上避免出现大面积的"问题富豪"？
赵晓：我觉得短期内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制度，从而减少"问题富豪"的出现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抓住一些主要的环节来进行改革，以求尽快实现我们的目标。我想这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要建立规范的土地交易制度，二是要建立健全的金融体系，三是政府的改革也要相应加快，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与"问题富豪"相勾结的"问题官员"；另外，建立一个好的税收机制也非常重要。这种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要让企业家纳税，另一方面是政府也必须提供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才能使大家心服口服地纳税。
《国际先驱导报》：您能否预测一下中国富豪未来的发展路径？
赵晓：我本人对此还是非常乐观的。中国富豪目前的财富增长非常快。我觉得未来主要会出现三个趋势：一个是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长仍然会保持快速，总量在各大财富排行榜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扬。第二是中国富豪的含金量会更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部分集中在房地产行业。我本人认为浙江的"草根富豪"和中关村的"知本富豪"含金量较高。第三是中国的富豪会逐渐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多的富豪会敢于把自己的财富暴露在阳光底下。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富豪与俄罗斯富豪都是短时间内暴富的典型，两者之间有哪些共通的地方？
赵晓：因为俄罗斯的改革是休克式的，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渐进式的。因而中国富豪的致富速度比俄罗斯富豪相对要慢。但是两者还是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两国的一些暴富富豪都是通过转移社会财富，分配社会财富来积累自己的资本。而"阳光富豪"应该是通过为社会创造财富来积累自己资本的。
但是，我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像俄罗斯那样由一批经济寡头控制政府的现象。因为中国的政权比较集中，而民营企业现在发展的空间相对来说也比较狭窄。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中国富豪致富过程中的原罪？
赵晓：我觉得这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根木炭，如果你试图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所以我主张要有历史的眼光，要从"局"中跳出来，一切向前看，用一种理性和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富豪，规范我们的制度，最终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阳光富豪"。 （记者 陆南）
《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9月17日
赵晓，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为国家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长期研究中国富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