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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理解“公地悲剧”的新进路

  瑞典皇家科学院此次选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作为诺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是“源自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认为她的工作证实了如何让集体组织成功地管理公共财产。“奥斯特罗姆挑战了传统知识,即公共财产管理不当,应该由中央权力来控制或进行私有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语说道,“基于对使用者管理的鱼类、草地、森林、河流及地下水流域的大量研究,奥斯特罗姆的结论是:(这种管理的)结果通常比传统理论预测的要好。”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来理解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就不仅仅会看到第一次由女性获奖这么简单了。在此之外,这个奖还“奖给使用经济学来解决多种问题”,而且是对无所不包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种颠覆。这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再只是颁给偏狭的金融领域。因为,奥斯特罗姆甚至连个经济学家都算不上——从她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来看,她都是当代美国最负盛名的政治学者之一。要知道,她还曾经担任过极具权威的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一职。
 
  “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2000多年以来,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所阐发的这个道理,被研究选择理论的学者们不断的继承和开掘——属于所有人的草场,最终会以每个牧羊人都害怕吃亏从而过度放牧最终导致沙化。学者哈丁将其称之为“公地灾难”,博弈论中将其称之为“囚徒困境”,奥尔森则将其归纳为“集体行动的逻辑”。

  为了避免这种窘境,以往学者们一直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彻底私有化,依靠经济学巨匠亚当.斯密所主张的市场无形之手去解决;要么是依靠中央集权,由政府来解决。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17世纪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绘的国家。霍布斯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话,人们注定会陷入贫困和冲突。只有国家,才是使人们摆脱自然状态下悲惨命运的解决之道。

  但是,事实却表明:人类社会中却并非到处都是公地悲剧。而即便是在存在公地悲剧的地方,国家和市场,也并不是总能够将问题解决。不少学者都已经指出:市场追逐自利的原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可是交由政府管理,又往往会出现信息不够流通、有欠效率等失效问题。

  作为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theory)创始人物之一奥斯特罗姆,则从博弈论的角度探索了在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资源的可能性。她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她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控制,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

  奥斯特罗姆上述的这一结论,是基于通过对鱼类、草地、森林、湖泊和地下水等公共资源的使用管理情况的大量研究得来的。奥斯特罗姆通过研究观察到:资源使用者联盟,经常能发展出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决策和精密执行机制,使公共资源得到有效管理。

  在公共经济的研究中,奥斯特罗姆研究的意义在于她揭示了公共领域“另一只无形的手”的运行逻辑,奠定了“多中心理论”(Polycentric Governance)体系的基础。奥斯特罗姆借用了波兰学者波兰尼首先使用的“多中心”一词及对多中心秩序的理解,加以发扬。波兰尼认为:社会有两种秩序——由上而下的指挥秩序,以及多中心的秩序。而所谓多中心秩序,便是自发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行为单位既会独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传统的市场行为),但又会相互协调适应(自主治理)。而奥斯特罗姆则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相对于市场经济的所谓“公共经济”概念。在“多中心理论”下,公共经济并非政府所垄断的经济,而可以是混合型经济,私人可参与其中,但公共经济又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则。

  因此,奥斯特罗姆理论的中心问题便是: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能够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通过自主性的努力(并非由政府作指挥),去克服搭便车等(即市场失效)的问题,以实现持久性共同利益。奥斯特罗姆仔细研究了政府、市场和当事人自我管理这三种方法各自成功的条件,各有什么利弊,第一次系统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当事人自我管理的可能性及其独有的价值。“官僚主义有时并不能掌握正确的信息,而市民和资源的使用者却能,”在得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奥斯特罗姆说。

  奥斯特罗姆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其多中心理论意义的一种阐述:政策分析家的工具箱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工具,但还缺少“一种具体明确的集体行动理论。凭借这一理论,一群当时人能够自愿地组织起来,以保持自己努力所形成的剩余。”自主组织的实例到处存在,但分析家却没有很到地在理论上总结它们。而没有“合适的自主组织的集体行动理论,人们既不能预见或解释在什么时候个人单靠自身的组织不能解决公共问题,也不能确定在协助解决某一特定问题时,何种干预策略可能是有效的。”

  作为一名学者,奥斯特罗姆对其理论的有效性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她知道,“理论模型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是有效的,但是未必一定能够提供理想的政策选择方案。因此,政策分析家除了要进行理论思维之外,还需要以认真细致的经验研究为基础。”正是在这个领域里,奥斯特罗姆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为何会导致出现解决解决公地悲剧简单二分法的原因:“完全依赖模型作为政策分析基础这一做法存在着一个人是上的陷阱,这就是学者会因此认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观察家,能够通过对系统的某些方面的规范化描述,领悟复杂的动态系统运作的真谛。有了这种自以为万能的错误自信,学者在向政府提建议时感到非常得心应手,而政府也相信学者的模型是万能的,能够纠正一切场景下存在的不完善的问题。”

  而她则更是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以公共池塘资源的分析来说,社会科学家的模型化分析,对支持政府的更加集权化产生了四个方面的不良影响:“一是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人被视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不会使用增进长期共同利益的合作战略。而是那些人似乎落入了陷阱之中,没有外部政府的解决方案便不能从陷阱中解脱出来。三是把那些人可能建立的制度搁置一旁,或被作为低效率的制度加以拒绝,而不考虑如何使这些制度能有助于他们获得信息,减少监督和实施成本,公正地分配占用权和供应义务。四是所提出的由政府强制实施的解决方案本身,是以理想化的市场或理想化的国家模型为基础的。”

  奥斯特罗姆阐述这一理论最为重要的一本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初版于1990年,之后几乎每年都会重印。在199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中,这本书被排在二战后引用率最高的四部政治学著作之一。它的影响在之前许多年便远远超出美国,远远超出行政学和政治学界,已经成为了研究现代政治治理的重要文献。而在二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诸多政治理论中,多中心理论更是被统一标签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诸多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流派之中。

  虽然多中心理论的学术背景是政治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的,且在这些领域有着甚为广泛的影响。但是,这一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却是跨学科的,其理论的内涵、实质与影响就远远超出其学术背景所及的领域,在经济学领域,其影响就甚为惊人。正是凭借着这一理论,奥斯特罗姆再次之前就已经获得了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而且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强有力竞争者。

  1997年9月27日,在赛德曼奖的颁奖大会上,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发明者、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J.阿罗发表演讲。他的讲话,被认为是系统的阐述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杰出贡献:

  “实际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始作俑者之一……奥斯特罗姆教授的贡献在于综合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同时又超越了政治学和经济学。针对市场失败的政治解决方案远远多于简单的新霍布斯福利经济学的观念。”

资料:埃利诺-奥斯特罗姆

  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生于1933年, 1965年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73年,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共同创立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她在组织理论、政治学和公共行政方面撰写了多本著作。

  奥斯特罗姆是美国国家科学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成员,并曾担任美国政治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会长。

  1999年,奥斯特罗姆获得约翰-斯凯特奖(the Johan Skytte Prize)政治学奖,是获得该奖项的首位女性。2005年,她获得美国政治学学会授予的詹姆斯-麦迪逊奖(James Madison Award),也是获得该奖项的首位女性。2009年,她获得了塔夫斯大学公民职责与公共服务学院授予的Tisch市民参与研究奖(Tisch Civic Engagement Research Prize)。

  奥斯特罗姆是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                                                             

  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多中心治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理论以及公池类资源的自主治理理论等领域。她和她丈夫所建立的多中心研究网络已经遍及世界各国,他们建立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在国际政治学界、行政学界以及经济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

  奥斯特罗姆教授曾无数地在咨询处从事工作,包括国际警察局长协会、法律执行协助管理部门、国家公共管理学院、国家犯罪正义标准和目标咨询委员会、国家州长协会、国家科学基金会。

  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等著作,成为公关政策领域的经典之作。而多中心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启示,因为这有助解答什么制度才能促进公共资源的有效共享,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这种既保持大量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同时又建立起市场机制的国家,这种“第三条路”的治理理论,就显得格外适合国情。

  奥斯特罗姆教授曾三次访问北京,最近的一次是今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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