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Oliver·Williamson：谢谢大家，我今天非常容幸和大家进行交流，并接受了荣誉教授的证书，我发言的题目叫做交易费用经济学。我再次造访中国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看到这个话题在过去的数年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新的进展。而且我觉得在其他的世界许多国家做过各种各样的讲座系列，在中国的讲座系列总是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今天很惊喜获得了这个荣誉教授这个称号。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最近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我希望我所研究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帮助中国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 Matthews 英格兰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经济学相关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是当今学科最具活力的一个方面，交易费用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是基于三个原因。第一个关于事物的分析，交易费用经济学TCE，现在和过去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而且这个组织它确实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进行分析。但是与它观点向左地方，TCE过去使用经典经济学理论的工具，比如说用边际分析的方法研究企业组织，经典教育当中企业是一个生产的函数，就像一个黑匣子一样，恰恰相反，实际上我们现在仅把这种企业当做一种输入转为产出的技术法则驱动的过程。在83年的时候，Dnmsetz认为不仅要了解企业经济结构，TCE是超越了技术，所关注了是组织的方式，一定要超越技术，要开发一种新的经济分析的工具，可以去处理企业和市场组织之所以发生效率的这种机制。确实科斯他在1937年就提出来关于新古典经济学批评的意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35年当中没有引人注目，并不是由于它是错误的，由于新古典应该学的工具不适用解决与经济组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个领域需要有新的工具的开发。
我也是非常容幸开发出了相关的一些工具，这边我列了一个清单，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项目，我认为与过去正统的经济学有什么样的差异。今天下午的时间比较有限，和正统的经济学不一样，TCE交易费用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契约经济学的视角，更多的关注消费者的角度，而且他采取的是一种微观的分析的方法，他提供的是合同的视角。我们看他如何去管理不同的交易的多方之间的关系，大家如何把自己的想法放到桌面上来进行讨论、谈判。同时还涉及到合同缔结过程中种种困难，而且它采用的是离散结构的分析，而不用边际结构的分析方法，为分析提供一种结构的框架，而不是进行边际的分析。基本上来说，我认为交易费用是正数，正统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是零。
另外它更多的是一种微观分析的视角，更关注的是分析的单位。而且它是致力于去披露经济组织，经济项目的经济学的机制。我还拍了几张照片，大家看这几张照片，这个就是我当时在笑，说明我当时心情非常好。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因为恰恰拍这张照片这一天早晨是09年10月份我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说我被提名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是颁奖典礼的一张照片。
是在当年的12月10号，当时我是出席了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并且赢得了诺贝尔奖。那时候我也是很高兴的，这个照片上我看起来非常开心。
我现在先来给大家讲一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情况，我觉得三十年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经济学发展的大时代，因为当时出现了很多新的经济学思想，而且也在影响着之后经济学家他们进行的研究，一个是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当时一个新的思想，但是当时它并没有获得非常长足的发展。可能因为当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其他的经济思想赢得了更多的注意。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交易费用，他当时的范畴并不是特别清楚，定义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一直觉得当时是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它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以及契约法律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看到在交易费用经济学实际上把当时三十年代出现的经济思想后来的经济学进行了综合，我们看到康蒙斯，当时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学科，但是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思想，而我是在他们之后，然后开始进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我想在之后的二十年，也就是从40年—60年，基本上交易费用经济学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进展，但是实际上这个学说当时应该是非常重要，可是那个时候从分析的角度来讲，并没有人给予他特别多的关注。我觉得在6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两个新的现象。
一个，当时出现了与零交易费用相关的这种正统经济学，它导致了市场失灵，还有导致很多企业破产。我看到科斯在60年代的时候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当时我们看到实际上当时的理性精神并没有成为经济分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结果出现了市场失灵。然后科斯他说我们看到零交易费用在市场失灵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我们还看到假如你要是说这个交易费用是零的话，那么同时出现了市场失灵，这两种现象是相互矛盾的，因此肯定说明这个交易费用不可能是零，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分析的办法来分析出来，这个交易费用是多少。像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他们也开始研究交易费用，我们看到通过对于不同市场，他们的交易的媒介来进行研究，来研究交易费用。60年代学科的发展结论也放在这里，也就是说零交易费用它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这也好像说是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我们知道交易费用不可能是零，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交易费用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学科的研究一直在发展，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先辈们，他们发挥了很重要的影响。而我自己是非常幸运，能够受到他们的影响。我是在麻省理工念的本科，之后是做了很多经济学研究，还有在时政经济学研究接受了很多这方面的培训和学习。我是去做经济分析的这种讲话，反过头来根据时政的讲话的假设进行验证，之后我去了斯坦福大学，想要在那里获得商科的博士学位。当时有三位老师，他们都在独立的进行研究，他们也对我的这个研究非常感兴趣，一位是刚从耶鲁大学到斯坦福大学的，他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且我也想跟他学习或者弄清楚更多的经济学问题。另外一位也是有很好经济学的敏锐感，他也教过很多经济学的知识。后来还有一位教授，他也是当时世界上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上他的课实际上让我产生了很多新的研究的灵感，另外还有新加入斯坦福大学的几位教授，我当时和他们是在一个办公室，有一个教授曾经问过我一些研究的问题，我和他沟通的时候感到非常愉快，而且非常受启发，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种交集。 我曾经问过对于交易成本的看法，他认为是非常有潜力的学科，所以在60年代的时候，这是我在学习的一个经历。另外我还参加了一个研究项目，当时这个研究项目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当时看到是有三个土耳其人，他们实际当时在自己的研究上已经走到了顶峰，还看到很多同事得了诺贝尔奖，还有塞曼教授，还有卢卡斯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的几位学生也参与了诺贝尔奖研究当中，我觉得和他们合作也是令我感到受益匪浅。当时我觉得一个就是你要有自律，一个要有跨学科，还要有开放的心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时候三个重要原因。这也是我在进行学习和研究的时候，能够把这个项目进行很好的驾御的一个原则。
我觉得你要是研究某个理论，你可能觉得这个理论是有边界的，但是实际上你的研究可能把这个边界推得更远，或者你要再进行某个问题研究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有一些令人困惑的东西。那么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直接把你现成的一些原则进行应用，有的时候必须要能够自己去进行这种创造性的思考，这样才能够有所建树。我在自己开始工作之后开始进行独立的研究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卡曼，他曾经和我聊过很多次，他的观点也和我刚才所说的非常接近。再有就是66年到67年，我做过反垄断竞争的负责人，经济顾问，当时有很多做反垄断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做的副手，还有斯蒂芬是当时的特别法律顾问，现在已经在美国最高法院工作，非常有能力以一种非常细致的角度观察问题，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看到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理论，还有行业结构，投入和产出等等。我觉得像科斯，他曾经说过如果你一个经济学家不能够理解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很多情况下这个经济学家就会把它归结为垄断的行为，我们对于当时的很多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理解。我后来又去了康奈基学院，我在这个学院学习过，之后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实际上组织了两个新的课程，就是开设两门新课。我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的当时的学生来讲，实际上他们刚刚接触到这个理念，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思想都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教他们也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会经常发现他们提出一些新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而且他们对于我研究的贡献通常情况下都是非常重大的，我组织了很多和学生的这种研讨会。我在当时教授经济组织理论，然后希望能够把这个课程结合在一起，来进一步研究这个市场生产的纵向整合。我希望能够来了解人力资源，人的因素在整个市场，以及公司的边界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在这里是强调在经济组织当中的一种预测理论将会出现，而且这个交易费用的理论它会很快具有操作性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经济组织理论会具有预测性，而且他是可以进行测试的。在这里是给大家展示一个我这个教科书里面，或者文章里面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表格。一个是完全自由的市场，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学的状况，你有供求双方，然后双方之间的交易不用任何的外部的援助。如果要是进行生产者的生产，他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比如我是一个买方，我需要购买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我很了解现在市场上哪些人用了什么技术，谁在生产这些产品，那么这是一个完全自然的市场。
之后，我是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存在着一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这种自然的状态是不可能在百分之百情况下出现。总是会出现市场失灵，或者有一些情况下是契约无法履行的结果，契约缔结的双方没有办法履行契约。比如说我想要拿一个低价，但是我能不能获得这个低价呢？通常是伴随着很大的风险，我希望来减少这个风险，就需要市场得到很大的支持。我和对方所签订的缔约关系肯定就要受到这些风险的影响，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签了这个合约，签了这个契约合同，总是会驱动我去采取下一步的行动，然后真正的进行市场交易。无论我是看到有这种市场的组织，还是公司内部的组织，他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交易来进行的。
像公司的内部组织，他实际上是依靠这种市场的支持作为他的最终的实现这个交易的保障手段，如果没有这种市场的支持，完全依靠市场的因素，经常会出现一些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市场监管，还有国有制等等，无论是哪种经济模式都有各自优劣势。必须非常了解他们对促进交易的实现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具体的作用，这里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图，这个图是强调了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买方和供应方之间的关系，这是在上面有一个图。这个图实际上和刚才我讲的非常相似，他们的交易是非常顺利的。但是下面是我在两者之间又建立了一个协调人，或者协调机构。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说的简单市场交易不一样，这里你出现了一个争议，就需要协调人去解决这个争议。这也是为什么看到现场出现很多复杂的交易，双方都依赖于这种协调人，我们实际上不希望这个交易失败，我们是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协调人来解决交易当中出现的争议。这个交易可以帮助双方进行前瞻性的活动，所以市场的媒介就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一个媒介促进交易的这种协调。
这个领域我不是最权威的专家，我想谈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谈的话也不行，对于我们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来说也是必须要知道的一点。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它看似是前所未有的金融系统的崩溃所造成的，我们看到全国的经济受到了影响，全国出现了救助计划。如果银行承担他们做出不负责任的结果或者责任，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各国政府开始进行救助，但是在今后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有一些大银行看成是规模太大了，不能让他们破产，但是实际上好像是在玩这样一些大游戏，他们出了问题必须要救助他们。所以看现在对他们并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我们可能需要把大的银行进行分解，分成比较小规模的银行，引进一系列新的监管机制，来确保不会出现以前的这种风险非常大的银行行为。
我觉得对于市场结构性的救助来说，首先我觉得你要看到这种分解银行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是特别现实。实际上把大银行小而化之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上面不现实。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用我们更好的工具，用监管的工具解决这个大而不倒的问题。但是问题现在对监管本身能够理解，是否能够理解这个危机出现是不是由于监管失灵而导致的，并不是由于太大而导致的，还是由于这些监管机构没有进行更好的监管，而且他没有做自我批评的工作。他们就是没有很好的跟上这种银行的发展，总是做一些亡羊补牢的事情。而且没有进行很好的评估，很好的研究。他们是否理解在未来存在一种潜在的风险，他们没有理解这种风险，没有未雨绸缪，这就是一个问题。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像银行的监管没有到位，比如说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布朗女士，就提出了像衍生品市场，当时布朗女士发现了衍生品发展非常快速，就到联邦贸易委员会，说你现在应该研究相关衍生品的问题，未来可能要出问题，要看是不是有相应的监管方面的后果。实际上这位布朗女士当时是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是她是被迫缄口不言，因为上面是监管委员会领导要求她把这种意见放在里面，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衍生品出现了问题。如果当时采纳了布朗女士的意见可能避免了现在的监管的危机，或者是金融的危机，她可能是不入流的研究者提出了这个研究东侧。监管者有时候做一些监管只是说明做了这个监管只是满足公众的需求，只是满足一种民意，另外的话，他们可能被这些银行所俘获，比如说银行向这些监管当局灌输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该如何监管？监管什么？我们是不是总是在做一些亡羊补牢的工作？另外的话，银行的监管，银行的监管过去的记录一直非常的差，我觉得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问题，吸取过去银行业监管的教训，把它进行一些简化，提炼，浓缩，看一看市场的状况，能不能通过监管很好的维护和重振市场的秩序。而且科斯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的悲观，当时他就指出我们不应该混淆监管的失灵和市场的失灵，而且我们对于监管的失灵可以说知之甚少。无论是什么样监管的体制，本身不可能是完美的，必须有一些系统性的缺陷，必须研究市场的手段，监管的手段，他们各自的优劣，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研究的领域，非常巨大的研究的话题。我也是督促在座的，如果来自监管当局希望你们在这一方面做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且不要是单方面的去看监管，因为监管可能是好，可能是差的。
另外，监管还应该重视这几个问题，设计的失误，跨期的转换，监管的俘获的问题，首先是设计的失误，监管的体制是不是有一些设计方面的失误，是不是保护主义的监管？现在也是非常法人生省的一个问题，另外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一些困难。另外，也影响到我们公众对监管当局的信心，因为是不是有一些监管俘获的问题，是不是监管当局有些人被行业重金收买，影响他们监管的行为。
我们对于一些微妙的变化是不是有充分的理解和充分的知识。是不是监管当局能够把方方面面一些细节的信心都洞悉清楚。跨期的转换，监管的俘获。监管当局有一种被俘获的倾向，俘获什么意思？实际上监管的当局他们把自己的监管的理念来进行重新的调整，这种调整不是出于监管的目的来进行调整。不是出于去控制被监管者，而是由于他们开始同情这些被监管者，这个可能有多种原因的，比如说经济的状况，我们这个行业的转换，行业的转型。有一点旋转门，你一会儿是搞监管的，一会儿又跑到公司工作，然后又跑到监管当局。一会儿监管别人，又到企业内部负责合规的工作，就是旋转门。很明显如果他今后有到企业再继续发挥作用的前景，可能当监管者的时候就不会监管得很强力。所以监管他是有本身这样的缺陷的。监管的问题经常被大家束之高阁，我们在19世纪的时候有多少人意识到寡头的危险性呢？其实没有多少人，但是现在大家非常了解寡头垄断的危险性。我们知道监管当局这种倾向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必须在未来研究过程中要纳入我们通盘的考虑，像监管的捕获这个方面，我认为罗伯特就说过只有通过冷静和坦率的分析才能减少监管俘获的危险。深海钻研的问题，衍生品问题，监管和法律一样都有自己生命的周期，我们有必要解释监管的各个规律性纳入我们考虑，而且要进行更深入，更坦率理解。而且要特别小心，否则的话，可能做出只是一些隔靴搔痒的工作。
下面我就说到这里，我感谢大家的聆听，也希望大家去在交易费用的经济学方面去关注我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也希望交易费用经济学能够回应大家的一些关注，特别与监管相关的，以及监管俘获监管当局的这种倾向。另外的话，要更多的重视市场失灵和监管失灵的问题。希望把两者双管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