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世经政所-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召开“2008年末宏

2008年12月29日下午，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世经政所联合召开“2008岁末宏观经济研讨会”。会上世经政所余永定所长、张斌和姚枝仲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宋国青和卢锋教授分别发言，并与特约财经媒体记者进行交流研讨。分三期简报报道发言主要内容，本期报告张斌和卢锋发言内容。

张斌：从供给角度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下滑

张斌演讲主题是“从供给角度理解当前的中国经济下滑”。他首先讨论近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其次讨论经济结构扭曲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背后原因，最后指出改善供给的政策意义。

特立独行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非常独特。从供给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中国工业占GDP中的比重不仅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也高于当初美日韩等重工业发展阶段。与此对应服务业在GDP中比重的是非常低的，中国只有41%，这个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59%，发达国家超过70%。从需求角度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与中国同等收入水平国家大概在50-60%，发达国家70%。

由于我国经济资源过度流入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工业部门，收入分配会朝着有利于资本但不利于劳动的方向倾斜，全社会的利润/工资比率上升。由于利润远小于工资带来消费增加，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下降。对于中国这样尚未完成城市化过程的国家而言，由于城市工资增长受到限制，这还遏制了农业向城市的就业转移。

在2002-2007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这个大家都看好时期，中国的工业占GDP比重持续快速上升，净出口占GDP比重快速上升，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是在这些表现良好的数据背后，如果从社会福利角度观察，就会发现过去5年经济发展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好，因为与高速增长相伴的供给方出现了扭曲，生产方和国内需求方出现了脱节。由于过去累积供给面结构扭曲，还带来了收入分配恶化、城市就业机会减少、环境和能源压力增加、对外依存程度提高和中国经济骤然减速等一系列问题。供给面的结构扭曲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结构调整目标屡屡让位于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利润目标和部门利益，结构问题被不断的积累，直到今天才被迫发生调整。

结构扭曲放大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

2008年8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骤然减速，GDP、工业生产总值、出口、发电量增速等众多指标出现了几十年来罕见严重下降。即便扣除了一些季节和偶发因素的影响，下降幅度也是异常严重，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扭曲的经济结构。对于同样的外部冲击而言，扭曲的经济结构会做出更大的反应。

中国过去5年资源流入最集中的地方是尤其是重工业、机械制造和房地产投资，而对于医疗、卫生、教育、铁路、环保等领域的投入过低。事实表明，资源过度流入工业部门所积累产能显然无法被国内市场消化，后果是过度依赖出口市场和过度进口替代。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2%一路上升到2007年的8%。一旦外部需求发生变化，过度依赖外需的国内工业部门就必须进行调整，而过高的工业占GDP比重则意味着经济必将经历大的调整。

过度出口和过度进口替代还带来了贸易顺差的飞涨，流动性泛滥、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以及房地产价格高企。过度的房地产投资不仅造成了过去两年的经济过热，而且积累了过量的生产能力。过去5年，中国住宅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从2003年的不到8%上升到2007年超过10%。如此重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的后果是一旦周期发生转向，庞大的生产能力立刻凸现严重过剩，加剧当前经济的向下调整。此外，加剧调整幅度的因素还包括库存调整。工业和房地产部门所积累的大量库存和未销售房产，一旦面临需求不足，首先将发生库存调整。对于经济活动而言，库存调整意味着投资下降和正常生产的停滞。如果我们经济中占据更大比重的是服务业，库存调整带来的冲击会低很多。

激励机制和政策扭曲造成经济结构扭曲

经济供给面结构扭曲的背后是激励机制和政策扭曲。回顾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符合政府和企业家利益的交集是GDP、利润和税收高增长。为了实现这些增长指标，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业部门增长的政策。低估的汇率、对制造业类型企业的众多优惠措施，特别是对于制造业类型外资企业的众多优惠，以及难以贯彻的环保和劳动保护标准等等。这些政策让出口和进口替代的相关投资获得巨大利益，吸引社会资源过度流入。

与此同时，医疗、卫生、社保、教育、铁路等服务业部门多年来难有起色，劣质高价的服务与社会日益提高的需求形成鲜明反差。私人部门也看到了这些部门的需求缺口和其中蕴藏的巨大投资机会，但是苦于过高的进入门槛难以进入。即便进入了这些部门，也往往因为行政力量的干预和诸如价格方面的管制让私人部门难以存活。

好的转变从改善经济供给面开始

对于当前的经济下滑问题，关键在于经济的结构失衡，资源过度流入工业和房地产，医疗、卫生、社保、教育、铁路等服务业部门发展不足，造成了生产方与需求方的脱节，并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后果。在外部的冲击下，当前的经济骤然下滑集中反映了结构性问题在放大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经济结构得不到尽快改善，那么内需将会持续不足，对外依存度还会提高，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会丧失根本的动力源泉。

解决供给面的结构性扭曲，主要依靠三方面的政策改变。首先，是放松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准入，特别是在医疗、社保、教育、交通、快递、通讯、金融等服务业部放松管制，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是让以汇率为代表的价格尽快恢复到市场力量供求决定的价格水平上，通过市场化的汇率价格调整资源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合理分配。最后，是增加政府在卫生、贫困人口生活保障以及众多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供给，弥补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不足。

基于供给角度的分析与基于需求角度的分析在政策涵义方面有一致之处，但是在侧重点上也有差异。一致之处在于增加对卫生、基础教育、社会福利保障等民生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措施兼备提高需求和改善供给的效果。侧重点的差异的地方在于如何对待出口（或者整体工业部门）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出口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恰恰反映了以前的过度发展，缩减过剩生产能力在所难免。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不是让过剩的产能延续下去，而是尽量平稳过渡，为出口和房地产相关行业退出的劳动和资本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总之，改善供给和扩张内需有很多结合点，如果能围绕这些结合点推进政府部门相关激励机制和政策的改革，那么这次的经济下滑就会为下一轮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政策重点是一味地保护GDP增长，不能有效地解决供给面的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即便在明年有些恢复，新一轮发展也难见曙光。

卢锋：目前经济收缩根源与应对

在CCER“开放宏观经济”课题组阶段性研究结果基础上，我准备的文字提纲主要讨论四点问题。一是结合相关数据描述目前经济收缩最新表现，二是从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特点角度分析目前困难深层根源，三是回顾反思过去六年宏观调控政策成就和争论问题，四是探讨中长期应对政策。因为时间有限，侧重谈有关中长期原因思考，然后简略评论政策调整议程。

目前经济困难无疑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然而对我国这样正在经历快速追赶、在一些重要领域领跑全球的巨型经济体而言，经济运行成就和困难应有相对独立的内在决定机制。需要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特征和矛盾角度分析目前困难深层根源。世纪初景气增长结构特点对目前特殊困难具有特殊解释作用。

结构趋重加剧宏观波动

新一轮经济增长突出特点之一，是基础金属原料和材料密集型机械设备部门快速增长并显著改写全球产业版图。“重制造业”崛起和“结构趋重”相当程度具有经济合理性，然而由于汇率失衡影响以及这些部门内部循环特点，也出现一定程度过度扩张问题，并在下行调整阶段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

新世纪初年钢产量强劲增长是我国重制造业崛起的标志性事实。20世纪初全球钢产量3000万吨，经过美欧日苏等国领跑增长，世纪末接近8亿吨。我国钢产量在1999年1.28亿吨基础上快速增长，到2007年已达到近5亿吨，成为全球增长新领跑国。作为重制造业崛起另一表现，我国在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汽车等部门产量占全球比重过去6-7年持续每年提升1-2个百分点或者更高，

结构重化通过开放模式展开。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中四种矿物比重从1999年27%上升到2008年1季度64%，出口中重制造业产品比重从约18-19%上升到近30%。我国外贸增长推动全球海运需求和价格提升，新造船订单大增。2002年以来造船浪潮中，我国承接新增船舶订单占世界比重从6.7%激增到41%。我们领跑全球确实会面临新矛盾，然而我们同时有能力提供解决方案。

从大国经济成长规律看，我国结构趋重具有需求和供给基本面条件支撑，相当程度具有经济合理性。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可贸易程度较高，汇率低估刺激增长作用较大；加上这些部门不同程度存在自我需求和自我循环特点，更容易在景气增长中累积起更大失衡压力，调整过程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目前重工业跌幅高于轻工业，原料工业高于重工业，钢铁产量波动最大，从消极方面表现是结构趋重的影响。

房地产起落放大波动

房地产业涨落足以影响宏观经济，是由其经济特征决定的。一是房地产当期购置和多期消费特点，决定了银根松紧等宏观参数对房地产需求具有显著影响。二是房地产短期供给弹性较小，需求陡然增长通常会刺激房价超常增长。房价增长反转刺激投机性需求，导致价格进一步飙升和泡沫化因素。三是住房购买支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中所占比例很高，房地产信贷和投资相对规模较大，其失衡和调整对宏观经济会带来较大冲击。

我国近年房地产火爆行情还与特殊体制条件和该行业发展阶段性特点有关。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面对房地产走热局面，主管部门紧缩土地供给数量，地方政府经营土地获利，客观上会推高房地产价格。另外我国处于房地产商品化初步阶段，市场参与方第一次经历市场火爆局面，更可能在行业走势判断上出现过于自信和投机冲动问题。

近年我国房地产伴随宏观经济景气繁荣超常增长。房地产销售面积从2000年1.66亿平米增长到2007年7亿平米，平均价格同期从不到2000元/平米增长到2007年3654元/平米。量价齐增显示房地产异常火爆。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从2000年5.8%上升到2007年8.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也维持在16%-17%较高水平。

从商品房住宅销售金额占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比重看，消费支出比重从2000年10.5%上升到2007年36.8%，占居民收入比重从6.8%上升到15.9%。这两个指标近年异常上跳，提示房价飙升对鼓励居民家庭提前购买住房以及投机性购买可能产生了显著影响。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转变和房地产行业转折点到来，房地产销售“休克式”下跌，销售面积和金额从2007年8月同比增长率都接近60%，持续下跌到2008年11月同比增长率在-30%上下。住宅投资同比增长率从2008年6月40%下降到11月不到8%。从长期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近年异常火爆累积失衡压力，最终经历调整时显著加剧宏观经济波动。

过度依赖外需增大风险

受汇率调整滞后和收入分配格局偏差影响，近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依存度超常提升。例如1992-2002年季度顺差平均值为49.2亿美元，但是2003-2007年间季度均值上升到299.3亿美元，是此前十余年6倍。2005年1季度到2007年4季度，顺差更是呈现陡直增长轨迹，季度平均值高达474.3亿美元，突出显示增长反常性。

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率与顺差占GDP比重直至近年存在明显反向关系，即宏观经济增速较高时顺差比重较低，反之也然。然而这一关系最近3年改变：虽然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趋势水平，然而顺差占比仍然不断冲高。比较1979-2002年与2005-2007年情况，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1%上升到19.2，贡献率增长超过8倍。

假设净出口增量与总需求比率为0.2%和2%，分别代表对外依存度比较正常和过高两种情况。假定上述比率对美欧GDP增长率弹性为0.5。这时美欧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正常依存度下我国总需求受影响约为0.1个百分点，高依存度则高达1个百分点。过高对外依存度好比巨大堰塞湖，当国外发生经济增速下降或衰退之类溃坝事件时，国内总需求面临更大冲击和威胁。

总收入分配失衡的不利影响

我国消费占总需求比重多年持续下降，近年只有50%左右。尤其居民消费仅为36%，可能属于世界最低之列。由于消费具有较强自我平滑趋势，消费比重过低导致宏观经济面临外生冲击时波动更为剧烈。这一问题与三方面原因有关。

第一，消费比重下降是居民收入比重和消费倾向“双下降”的结果。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居民收入比重从1996年69%下降到2005年59%，应能解释同期消费支出比重变动绝大部分。居民消费倾向从2001年75%下降到2005年64%。这与居民预防性储蓄有关，可能也与近年居民购买住房当期支出增长提高储蓄统计值有关。

第二，消费相对不足是企业和政府收入比重“双增长”及其储蓄比重“双增长”的结果。企业部门收入比重从1998年14.5%上升到2005年20%，政府比重从17.5%上升到20.5%。从社会总储蓄构成看，居民储蓄份额直到2004年都在下降。企业储蓄比重从1998年38%上升到2005年50%。政府储蓄比重从1998年14%上升到23%。如把国有企业归为广义政府部门，政府收入分配和储蓄比重还要大幅提高。

第三，上述问题与两个领域改革滞后有关。一是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改革相对滞后：税收超常增长，民生性支出比重增长相对滞后，具有提升储蓄率作用。二是近年垄断改革乏力，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加大准入限制，导致国有企业垄断利润超常增长和储蓄率过高。数据显示，近年国有企业利润七成左右来自“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热力”等四个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较多部门。

从两个角度看，目前经济下调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是从经济运行周期性角度看，几年过快经济增长累积调整压力。二是从经济成长阶段性角度看，增长结构和体制转型的特点和矛盾，孕育了目前经济调整压力。新一轮景气增长伴随的结构趋重、房地产起落、过度依赖外需、分配格局失衡等特征，对目前经济收缩具有重要解释作用。

中长期应对政策讨论

虽然目前经济面临短期收缩压力，但是我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阶段，快速追赶的基本面条件没有根本改变。如果我们能利用目前调整形势，在三个领域实行组合改革措施，就有可能较快走出困境和再造景气增长，并在某些重要经济领域甚至更大范围继续发挥全球领跑国的作用。

第一个领域改革涉及建立完善宏观经济管理的基础架构。一是在适应大国追赶的客观要求，在中长期完成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汇率更好发挥调节开放型经济内外关系的相对价格功能。二是在搞对汇率价格信号基础上，更好发挥利率对宏观经济的常规调节作用。三是注意防止过分区分核心和整体通胀的偏颇，货币政策强化严防整体通胀目标定位。四是重视资产价格，在理论研究、国际经验研究、我国自身经验教训研究基础上，寻求风险对称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第二个领域涉及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调整内容。一是要实行减税政策，在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基础上降低增值税率，降低进口税率，提升个税免征额。二是深化部门垄断改革和扩大市场准入，切实贯彻“非公经济36条”非禁即准规定，深化对电信、航空、金融、电力、医疗等领域行政垄断体制改革。三是清理近年出台的政策性管制法规和条例，放开对经济实体不必要限制和束缚。四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同时，规范地启动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城乡建设与和谐发展。

第三个领域涉及国际化和参与全球治理内容。考虑我国外汇储备仍在扩大以及人民币升值趋势，可以积极探索发行人民币债券的途径和方法。要全面评估我国经济发展内外新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逐步从过去接受国际惯例转向参与建立新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