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1日，由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深圳报业集团承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此次会议。图为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发言。
蔡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些我的研究成果。最近我也看了一些关于深圳的材料，包括我们市委市政府的一些文件。同时我注意到全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面也有深圳市委的名义的一个报告，特别是讲到对深圳市的一个新要求，就是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示范市。我想一是结合我们深圳市的实践，一是结合我自己在有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总的来说，中央对深圳特区一个要求，就是先行先试，提供经验。我们先看一看深圳市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究竟提供了哪些示范效应。应该说作为一个率先改革开放发展的特区，应该说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这种示范的作用，包括率先改革、率先开放，特区的设立就是一个典型，同时它创造了“深圳速度”。随后它变成了中国的奇迹。同时我们也看到从产业结构来看，他也率先实现了农业比重的下降，以及成为制造业中心，这都是深圳先走一步，随后变成中国的特色。包括大规模地吸纳就业，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同时，我们也看到深圳率先实现了从中等收入的地区，也就是从人均GDP的角度，从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转向基本接近高收入的发展阶段。因为这个转变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午刘鹤主任讲到了“拉美陷阱”，“拉美陷阱”的核心就是它比较早地进入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但是它从此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没有能够摆脱出来，没有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
现在深圳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也就是说已经跨入高收入的门槛。接下来这也是全国面临的挑战，这个示范意义也是巨大的。我们觉得深圳的现在是全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缩影。今天深圳的一些探索可能会成为下一步全国的经验。因此，我的发言就是深圳的下一个示范效应究竟在哪儿。
总的来看，我认为深圳所处的发展阶段，他目前的挑战主要是由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上，这个发展阶段它基本上像很多比较发展的经济一样，是处在创新的前沿，也就是说他也许不再会有原来那样的高速增长，这个奇迹般的高速增长终究要过去的，但是它已经走在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的前沿上，它的发展其实就更为艰难。因此，实现这一步的转化，从产业升级开始，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身就非常艰难、非常具有挑战性。
特别是这种转变在当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从今年我们遭遇到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在这个冲击中，我们如何把冲击变成一种机遇，实现我们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呢？特别是在应对这个危机的过程中实现突破，从而产生新的示范作用，进入到现在经济增长，我觉得它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此，我们重点讲今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讲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核心应该是从一个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发展模式，转向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为驱动的一种经济模式，这是它的核心。
在这个转变之下，它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应该是相应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包括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比较均衡、比较符合眼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的经济模式。同时，在第二产业内也从一种加工贸易型，主要是为了就业而附加值比较低的类型，转向更多的依赖品牌创新、技术进步，能够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的一种经济模式。
这种转变是需要条件的，就像吴老师多次讲的，我们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过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多年，但是这个转变迄今为止其实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想它是和特定的发展阶段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的人类发展过程中，我们都是要经过几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最早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自然资源、依赖土地的丰富，这是最早期的经济发展。如果说土地很丰富，在一定时期它就是比较繁荣地国家。但是我们也知道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指出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因此，就必然酝酿着你如果想突破传统的增长模式，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必须有足够的资本资源，也就是说可再生的新的要素投入，也就是资本。
因此我们注意到，早期的发展经济学都是这样，经济发展、经济起飞的条件就是要实现百分之十几或者更高的积累率，有了这个积累率才有可能突破贫困的限制，从而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
我们在经济史上看到的，现在的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都实现了这个突破。但是随后他们也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就可以发展下去。他们接下来就面临着如何从依靠资本投入这种增长转向依靠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的阶段。因为在这些国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劳动力是短缺的。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生产过程都是要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如果你有一种要素是瓶颈，比如劳动力是短缺的，你不断地继续投入资本就必然导致报酬递减。因此，它的经济增长就没有可持续性。所以在实现靠资本投入转向生产力提高的生产方式转变的这些国家，他们就进入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发达经济，没有实现这个阶段就很显然留在中等收入的阶段上。
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但是为什么我们长期没有转变呢？我觉得也和我们中国的国情是有关系的。因为包括中国在内，也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所谓的东亚经济中有一个生产要素上的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劳动力短缺的，而是所谓二元经济中我们是劳动力是无限供给。如果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话，就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资本继续投入就没有报酬递减现象发生。因此，赶上我们在二元经济发展过去的三十年里头，我们解放了生产力，参与了经济的全球化，因此我们把我们丰富的劳动力转变成了我们的比较优势，以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把我们传统发展方式向前延长。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其实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有它的生命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廉价可行的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我们也看到深圳在03、04年开始就遇到了所谓的“民工荒”。“民工荒”最初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农民工政策导致的一些结果，比如血汗工资制度、户籍制度等等，这些因素是有影响，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民工荒”没有缓解，它从珠三角蔓延到长三角，又蔓延到一些主要的城市，接下来在一些劳动力输出的地方，像安徽、河南也遇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再看看中国的人口结构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恰好也是实行计划生育的三十年。在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水平已经大幅下降。从下降那一天起，减少的那一代人十年、二十年后他们就逐渐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就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现在也进入到缓慢增长时期，而且按照预测，我们用不了几年，大概五、六年的时间，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而且从那以后，从2013年或者2015年之后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劳动力供给其实会绝对地下降。与此同时，我们又是一个高速经济增长、大规模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时期，两者结合，也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已经在消失。
当然，它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劳动力的增长。但是二元经济的特点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意味着你不要涨工资劳动力就可以源源不断来，当你必须依靠提高工资水平才能继续吸纳劳动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了。其实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可能是劳动力丰富：总量很大、比重很高的阶段。
因此，劳动力无限供给消失的特征不在于劳动力短缺、不够了，而在于我们必须提高工资，而提高工资就意味着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因此，它实际上就创造了一个条件，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上，要素的禀赋上向早期的发达国家趋同。因此，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因此，这个时候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不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就很难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保持你的竞争优势。这是客观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这是一个必备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
主观上，我们很多人都说走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了。因此，政府要大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可能也就恰恰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政府如何推动，政府有什么样的手段来推动。如果说这个手段的使用不恰当的话，就像上午吴老师讲到的，我本来应该是演进式的、渐进式的调整过程，可能会变成企图一步登天的过程，因此它距离比较优势就太遥远。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比较优势要转变为明天的比较优势，我们是要根据要素市场信号、资本的价格如何、劳动力的价格如何，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如何，由企业家来进行调整。如果说这个比较优势就是明天的谁率先调整谁可能获益，但是如果说政府来主动调整的话，也许这个比较优势可能是后天的或者若干年以后的，可能就难免犯一步登天的失误。
因此，其实政府所要做的事，首先是把生产要素的价格、把劳动力的价格、把土地等资源的价格、要把环境的价格、环境的成本以及资本价格，要搞对，让它反映这些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它的供求关系，如果你是扭曲的价格，企业家的行为，调整结构、调整技术的行为也会是扭曲的，可能这种调整结果可能就不能给我们带来竞争优势。因此，我们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同时，我们再来看一看产业结构的调整，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我们从国际经验中特别是东亚经济中看到了典型的国外把它概括为的雁阵模式，也就是像一群雁一样，有一个头雁，它最早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成为地区的甚至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随着它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它的比较优势就逐步丧失，它就转向更加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他把原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退让给下一轮，比如从日本转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也经过这么一个过程，进而把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转向比如东盟国家，接下来包括中国的沿海地区，等等。
这个模式在我们亚洲是体现得非常清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也就是他的地域、他的人口以及各地的差异性，其实中国自身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雁阵模式。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像有些人预计的说如果我们的产业比较优势在丧失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转到越南、转到印度。相反，我们的地区之间是完全可以实现这种雁阵式的发展道路。
而这个雁阵式的产业转移模式其实需要有两个要素才可能成功。一个是作为领头雁，也就是说我们珠三角地区、我们深圳以及周边的地区，它的产业升级是需要成功的，它的产业升级的成功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不要距离自己的比较优势太遥远，政府不要人为地去干预，不要扭曲生产要素价格。
与此同时，第二个重要的要素是接受这些产业转移的地区能够真正实现转移成功，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说是产业升级，但是对中西部地区来说是产业转移，这两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事儿。如果转移不能成功，我们转出去的产业在那个地方不能生根、不能生存下去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比较优势没有人来接续。其实没有接续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地区还有比较优势。因此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做法就是违背企业家意愿的。因此，两个过程都必须同时实现，缺一都不能实现国内雁阵转移的方式。
同时，我们再来看产业转移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成功要素，其实它还有若干个条件：第一、它真正出现了比较优势的变化。这个比较优势如果没有产生变化，那么我们转移就是人为推动的。目前来看，我们确实看到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其实土地成本也在上升。同时，相比来说，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还保持相对低廉。但是仅仅看工资并不意味着它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除了工资之外，我们还要观察劳动生产率的情况。
如果把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比如工资去比劳动生产率的话，形成一个指标叫单位劳动成本的优势。和这个指标相关的一些分析表明：在2004年以后，我们沿海地区，这是指全国的大沿海地区，这个指标基本上平缓，也就是说这个优势不再继续上升了。与此同时，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指标继续在变化，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在逐渐通过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也在提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获得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依照这个价格信号来调整产业结构是可行的。
同时还有一个条件，也就是我们需要把当前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变成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机遇。目前来看，我们广东的“双转移”，但是这个危机来临以后，我们发现“双转移”在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其实错位了，它们两个不同步，也就是说我们大量的企业可能经营不良，有些倒闭了，导致了农民工就先回去了。相应的，我们的产业还要有待时日才可能逐渐转过来。因此形成一种错位。在这个错位过程中，我们就形成了一些短期的冲击，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对居民收入的冲击，这个收入的冲击就相应地抑制我们消费需求的增长，使得我们经济增长有可能会陷入到没有需求拉动因素的境地。
同时，上午刘鹤主任也讲到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这几年发展很快，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我们目前按照常驻人口统计的城市化水平中，城市化人口其中有46%实际上还是农业户，就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改变定义的城市化，是统计上的城市化。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是家在农村，来到城镇打工、居住超过半年就被算做是常驻人口。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县改市、乡改镇、村委会改居委会、大城市的县改成直辖区。因此，这种现象它导致很多弊端，一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同时还扭曲了城乡人口结构，也就是农村的人口变得越来越依赖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城市的人口越来越有生产性，但是它和我们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不相适应。
同时，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也表明了它也扭曲了我们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使得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劳动力需求在另一个地方，这两者之间出现了错位，这也导致一些可能存在的我们比较担心的春节以后会有大量的农民工再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可能会出现一些社会的不安定局面。因此，我们面对冲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套制度，社会发展制度的变革，来应对它，然后使得这种冲击的调整和应对措施变成一个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过程。
因此，最后一点我想讲讲我们的制度配套，制度配套其实应该说我们这一次中央有要求各地把常驻人口中的农民工纳入地方的失业中心，实际上我认为他们很难真正被纳入，但它实际上是发出了一个信号，也就是说非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失业问题也是驻地政府的责任，如果有了这种责任感，我想我们地方政府还是会有他自己的方式来扶助这些人，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当我们这些长期不稳定的就业人口相对流掉了以后，我们反而对那些沉淀下来的外来常驻人口可以做一次清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户籍制度是可以有条件向前推进一步的。总体上来说，这种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渐进性的，也就是通过选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标准逐渐开放户口。我觉得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如何把发展过程中的迁移现象变成逐渐的制度化，把城市化变成一个越来越符合典型意义上的城市化的过程。
同时，我们的社会保障的进一步扩大，在这个时期也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社会保障肯定对于居民的消费有帮助，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缓慢的效果。其实，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不在于保障水平低和高之间的差别，如果从保障水平低提高到比较高的保障水平，由此刺激出的消费需求是需要缓慢的人们去调整他的消费行为才能实现。
其实我们中国的保障更主要的是有和无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农村的人口加进来后，我们的社会保障，比如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只有30%几，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口还是没有保障。因此，在有和无之间，也就是说我们讲概率是0和1之间有巨大的差别。我们也做了一个回归分析，其实就是用的0、1概率的模型，发现有社会保障，不管它水平多低，和没有社会保障，两者之间，居民的消费行为截然不同。因此，我们通过这次进行制度建设本身，它是长期制度建设的要求，但是也能解决短期的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建立一个好的劳动力市场，其实是和我们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过去实行计划生育以后，我们的人口逐渐变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充足，在国际上给我们带来竞争。与此同时，人口负担轻，意味着我们储蓄率可以达到很高。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些因素看上去要消失。其实我们反过来看，当人们预料到老龄化要到来的时候，人们其实潜在也有一种储蓄动机，也就是说为未来做储蓄，未雨绸缪。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这种社会保障制度是积累型的，而不是现收现付型的，那么很自然就可以把人们的储蓄动机变成真正的储蓄，因此我们可以从储蓄意义上来说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同时，老龄化并不是说人口的年龄组在变化，其实老龄化更主要的原因是人的预期寿命提高，老年人活得寿命更长，同时也包含着活得更健康。因此，它也就伴随着我们能够扩大我们劳动年龄人口的概率。因此比较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我并不是建议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而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更加灵活、更加容忍，能够接纳这些劳动力参与的情况下，我们也从劳动力供给的意义上获得第二次的人口红利。
因此，我总的意思是我们面临着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关口。冲击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回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去。相反，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通过改变政府的职能，通过制度的建设，能够在应对危机的同时，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