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布坎南是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本文节选自布坎南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Trinity大学威廉·伯烈特经济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布坎南回顾了自己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历程，尤其是奈特对他在精神上和学术上的深刻影响。
我想把今天的题目扩大为“重生的经济学者：追随先知但未见上帝”（Born-Again Economist：with a Prophet but No God）。这个扩大后标题的两个部分是很传神的描述。今天我受邀来谈的，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样的题目，恐怕不是我能胜任的。因为我并不像某些同僚，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而我也不是“演化”成为经济学家的。相反地，我是在“看到光”之后，经历了知识领域的全盘转变。接下来，我将会回顾这样的经历，同时也为谁够资格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引申性定义与分类，做一番个人的辩证。
自己寻找结论
我扩大后的题目的第二部分，其实和第一部分是息息相关的。我引用了40年代芝加哥大学所流行的说法：“上帝并不存在，但奈特是它的先知。”事实上，我是在奈特的影响下而转变的。然而他可说是一心一意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无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或之外，这世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每件事、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一切都可以公开接受批评与挑战。我们有道德上的责任去找到自己的结论，纵然有时必须公开检验奉为知识导师的先知，亦在所不惜。
我之前曾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题目是《胜过耕田》（Better Than Plowing）。文中指出，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乃至对学术生涯、实证分析与规范性立场的态度，受到两个人的重要影响。其中一位是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他的影响完全在观念上。我曾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回溯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中威克塞尔的奠基与后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和我的研究有紧密关联的宪法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在比较与对比之下，这次的演讲让我有机会，纵然不是直接的机会，来更完整地探讨另一位深刻影响我的人——奈特。他对我的影响，不只是透过观念，也透过延伸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亲密友谊。
从1940年开始，我就称自己为“经济学者”，我的兵役记录上就是这么登记的。这是因为1940年6月从中田纳西州立师范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 College）毕业后，我获得了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1940～1941学年的经济学研究所奖学金，并在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我上了一些标有“经济学”名称的课程，成绩也相当好。然而，如果按照我自己所偏好的定义，我在那一年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的经济学。我检讨了罗斯福新制度的工作与构架；我也了解中央银行的理论与政策；我还学习有关租税及预算程序的一些知识；另又修了一些初级统计学，特别是在统计实务方面。不管是这些课程，还是先前在大学的课程，我都不曾从中对市场组织的原理有适当的接触。我对非中央控制型市场运作（Decentralized Market Process）的协调特性一无所知，这样的无知使我在面对准马克思主义者（Quasi-Marxist）对经济史以及经济现实的论点与解释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但却也让我在后来面对问题时，能保持开放的观念。
研究所那年追随怀特（Charles P．White）的经验，让我学习去体会一位研究者的投入精神，他所开的研究方法论可以说是知性的高峰。怀特灌输我研究过程的道德标准。和他相处的经验，不管是在研究生还是研究助理的阶段，确实带给我一些战后经济学训练中经常所欠缺的部分；我认为战后养成的经济学者，经常是技术能力超过行为规范。
依照研究主题，或按字面意义，再加上学习了一些专业，我在研究所毕业时，的确算是“经济学者”了，但我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程序，仍缺乏一贯的看法。如果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任何人想自称为经济学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我经常在想，这种无知是否只是我个人特有的情况，抑或其他立志成为专业经济学者的人，也同样地对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不具备最粗浅的概念。
进入芝加哥大学
1946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冬季班就读。我选择芝加哥大学时，对经济系的师资阵容并不很清楚。我可以说是完全受到大学时代政治学老师辛姆斯（C．C．Sims）的影响，他在30 年代末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辛姆斯对芝加哥大学智识酝酿与人文荟萃的情景娓娓道来，令我印象深刻。他近乎诗意的说法深得我心，于是我这一辈子首次开始认真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最好的选择。辛姆斯相当精准地传达了芝加哥大学校园中的知性的蓬勃盛况，此种盛况至今未曾稍减，举世无一处可与之比拟。
在第一季的课程中，我修了奈特、休兹及李兰德（Simeon Leland）等教授的课。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人员中首批返回校园的研究生。不论芝加哥或其他学校的研究所，到处都充斥这类的学生。
就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可能在1946年2月中旬左右，我对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我第一次能够用市场经济秩序的原理来思考问题。由于对竞争性结构模型运作有了认识，让我在对实地观察的经济问题提出建设性批评时，有了可以参考的标准。我第一次称得上是一位经济学者了。
我把这样的转变直接归功于奈特的教导。不过在他的教导中，提出的问题可能超过解答的问题。奈特并不是很有系统的老师，而且在对经济学究竟如何，他自己的解释一直相当含糊。他从未能摆脱配置——极大化的典范（Allocating-Maximizing Paradigm），这种典范会分散我们对协调典范（Coordination Paradigm）的注意力，而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后者才是经济学的中心所在。但是，奈特的经济学却将这些部分相互冲突的观点做了巧妙的混合。对我而言，由于强调组织面，已足以将配置派的论点降至次要的地位。就这一点来看，我先前提到自己的无知，毋宁是一种幸运。假如我在进芝加哥之前，就已接受过所谓“更好”的经济学训练，那么我几乎不可能体会到协调原则的重要性，并将之提升为我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中心思想。我可能会像许多同僚一样（除了极少数曾经在早期接触过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基本上一直是属于配置论者。
两种典范
配置－极大化与Catallactic协调两种不同的典范之间，在制度的规范性评价（Normative Evaluation）上，有微妙但重要的差异。特别是有关市场秩序的评价，可能主要就取决于在一个人的观点中，到底这两种有部分冲突的典范，何者居于主导的地位。对配置论者来说，假如市场能运作，自然就具有效率。他们对市场进行的检验，乃是和逻辑中所定义的抽象理想状态做比较。对协调论者来说，市场会协调整合每一位追求自利的个人的个别行为，而毋需政治详说的指导。他们对市场的检验，主要是和另一种制度—即政治决策—来做比较。
经济学者所采取的规范性立场，未必与他们所赞同的典范类别有关。许多当代的经济学者一方面是市场秩序的坚强支持者，同时一方面也是赞同极大化的典范。然而，在市场秩序上接受。Catallactic观点的经济学者，几乎无人对这样的秩序加以批评。由此可见，一旦事涉市场的运作与政治运作两者相互比较时，纵然市场有未尽完美之处，也必然会在评价上带来极大的抵消效果。
上面这一段叙述明显偏离了主题，但对了解奈特带给我的改变是如何影响我在芝加哥之后的研究生涯，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上进入研究所的人，几乎全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论者。有些人就是我所说的“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论者”(Libertarian Socialists)，对个人自由赋予极高价值，然而却不懂市场的原理。我们总是把自由主义摆在首位，社会主义放在其次；而对政治选择的想法，则往往相当幼稚。对我们来说，民主主义式民主（Populist Democracy）的吸引力，似乎优于政府控制的经济。这类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最容易在接触到市场协调的原理后，马上改变他的思想。
对这个原理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专注于政治与政府管理上，长期以来的反建制评价规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新的远景，即经济互助（Economic Interaction），至少在某一限度内，不至发生用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状况。按照我们的自由主义标准，政治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按照同样的标准，市场可能——只是可能——不至于产生剥削。
制度面的重要性
尽管奈特还是信服经济化—最大化的论点，但他的经济学里有一项要素，就是强调市场的组织性结构，因此使协调原理提升为中心的课题。一旦我们将注意的焦点放在结构上与程序上，而把资源、财货与劳务等摆在一边时，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许多技术性的雕虫小技，也就不值一提了。奈特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属于制度面的，如果按照这个词汇妥当的意义来看，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回顾奈特的研究，和美国早期的制度学派论者（Institutionalists）如艾而斯（Clarence Ayres）、康孟斯（ John R．Commons）以及韦布仑（Thorstein Veblen）等人，有部分的交集之处。他虽然对这些人的技术面经济学嗤之以鼻。不过却又和他们一样，对社会与经济互动的结构相当感兴趣。奈特对制度面的探讨，虽仅对于人类欲望的初步研究，但也暴露了正统经济学一些浅陋的假设前提。至于可能是惟一能取代市场机能的政治结构，奈特只是在行文中略微提及，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公共选择是一个总括性的名词，是指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部分经济学者只把市场单纯地视为一种配置机制，无关乎其在降低政治活动的种类与范围上所扮演的政治性角色，因此他们不大可能进行这种扩大分析。在此，我当然可以只陈述我个人的经验，但倘若不是先有奈特有关协调原理的教诲奠定了基础，我很可能根本无从认识魏克塞尔的理论。
“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与“公共选择”这两项相关但又有清楚区别的现代理论，可以有助于说明我的观点。我曾界定公共选择理论的两项中心的要素：一是将政治视为交易的概念，二是所谓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s）的模型。其中第二项基本上和社会选择理论有共通处，后者是在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价值上建立社会选择的基础。而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重大的差异在第一项上。社会选择理论并没有把政治化为复杂的交易；而在其模型建构中，纳入了一项由来已久的观念，即其中必然存在某些独特因而可察觉的“最佳”结果，政治的因素即有形或无形地纳入此观念中。从阿罗以来的社会选择理论，在这一项要素方面，是直接源自正统经济学的配置典范，此时社会福利函数的极大化，只不过是把标准的效率微积分扩大到整体经济而已。
相反地，Catallactic典范既强调交易而非配置理论，如果扩大到政治面，马上就会关切到政治决策的制度性结构。如果没有奈特做我的良师与楷模，我这位刚出茅庐的年轻经济学者，能否发现威克塞尔的伟大研究成果？我对此极其怀疑。
逐步建立自信
当我回首这段漫长的学术生涯时，总会一再地想起若干清晰可辨的事件与人物，他们曾经协助我建立起信心，让我这位门外汉在置身学术同侪之间时，觉得自己还有发展的潜力。第一件要提到的事，是1938年我在中田纳西师范学院的第二年，我的学科成绩是第一名。我第一次了解到，尽管来自乡村、通车上学、又只是由名不见经传的小型中学毕业，比起来自城市、全天住校、原先教育背景又明显胜过我的同学，我还是有能力和他们竞争。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1年1月，当时我刚认为期三个月的海军预备军官班受训结束，被分配到美国海军预备部队担任少尉。尽管我是来自较落后的田纳西州，在师范学院及田纳西大学所接受的教育也不见得高明，我再度在将近六百位全国大专毕业生的预备军官班里头，以第六或第七名的优异成绩结训。这位来自田纳西的乡下小子，的确对自己有信心了。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我成功度过四年有声有色的军旅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巡弋珍珠港与关岛的尼米兹上将号（Admiral Nimitz）上服役。退伍后于1946年1月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所就读时，我的信心又经历了一场考验。此时的考验和先前完全不同。我知道，在一般的评核项目——像学业成绩、学位及荣誉等，我都可以竞争成功。我对自己完成博士学位的能力，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我所不确知的是，自己能否超越这类评核准则之外，跻身于杰出学者的行列，并提出值得同事注意的观念。
在这里，奈特又再度出现。如果我在芝加哥所接触的仅有像威纳与弗里德曼这样的老师，那么我可能也不过是列于缺乏著作发表的博士之林。威纳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典型学者，但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好像就是摧毁学生的信心；而弗里德曼以聪明绝顶的论辩与分析主导一切，让学生只能沦为第四流的模仿者。因此，他们两位都不能鼓舞学生，让他们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也能发展出受人重视的观念。
经师人师
奈特则完全不一样。在课堂上，他好像一直在寻找观念。不管单纯或深奥，他都竭力思索基本原理，而对于那些自以为是者的傲慢，他总是感到惊讶。对我们这些愿意诚心受教的学生，他一直都灌输以下观念：一切都需以智力获取，很多看似真理的事物，其实都大有问题，有勇气能冲破知识的迷雾，才不愧是真正的学者。愿意否定所有的神，认为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的——这正是最能形容奈特心智与个性的两句话。我这里所谓的神，包括了本科的学术权威，还有那些宣称他们领域跨越至真理的其他面向者。我们这些经常被许多事物困惑的同学，无不受到奈特对神看法的鼓舞。直到很久之后，我们才终于慢慢了解，以这样的特质而论，能跻身天才之列的是奈特，而非他的同僚。
奈特自己就第一个承认，他并不是聪明或机智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困惑者；但是他在思考过程中深入探索的程度，连他周围的学者也未必能想像到。对奈特来说，事情绝不会像外表所显露的那么简单，同时，他也对所有极端的事物保持基本的容忍，因为他在所有原则中，都能察觉到属于真理的成分。
许多研究所的学生，不论是与我同期或前后期，都无法吸收或接受奈特对神所采取的态度。对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同学而言，奈特似乎是一位糊涂颠倒、制造混淆的老师，他的著作反映出思想的零乱，而他的主要特质似乎正是知识上的支离破碎。对我们这些理解他的学生来说，其他人认为杂乱无章的，我们却从中看到了深度，不管是真实或潜在的。我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思想还不如他，但奈特却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理解到，假如连自己努力去找答案这种最起码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我们将很容易沦为伪神的牺牲品。
长久以来，我个人对奈特的了解、欣赏与尊敬，因彼此间密切的私人交往而日益增进。就在选修他的课约三四个礼拜之后，我来到奈特那间有点零乱的办公室。原本预期只会有五分钟的对话，没想到竟延长到两小时以上；在芝加哥两年半的时间以及离开芝加哥之后，我们还有过好几次这样的对话。他认为我们两个相当投缘，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经验。我们都来自乡下，在贫穷的农村长大，了解农村生活的辛劳，但也喜爱生活在大地上的独立感。奈特十几岁的时候离开故乡伊利诺州，来到我的故乡田纳西州接受大学预科的教育，后来他进入田纳西大学的研究所，刚好我的第一个研究所也是在这里念的。这些共同经验的联系，使我们建立了相当友好的关系，这是我和其他教授所无法分享的。我们之间还有其他共同兴趣，包括欣赏哈代（Thomas Hardy）阴郁的诗作，以及分享充满机智的低级笑话所带来的乐趣。
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我是单方面的受惠者。奈特是我的指导教授，他劝告我不要浪费时间去选修哲学方面的正式课程，也详细地改正我博士论文的文法。他成为我漫长学术生涯中无可替代的榜样，在回顾个人的发展时，我实在难以想像，假如未曾受业于奈特，我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个人简介
布坎南1919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被聘为弗吉尼亚大学教授。1957年和1968年组织创建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社会哲学研究中心和公共选择学会，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由于六十年代正是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期，他们与主流理论相悖的研究成果被校方批评为"强硬地坚持一种片面的观点"，这种观点是"19世纪的保守主义"。1968年布坎南被迫离开弗吉尼亚大学，两个学会都自动解散。此后10年，公共选择理论逐渐受到重视，1983年，布坎南来到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大学继续宣讲公共选择理论，现在，该大学被认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大本营。1983年布坎南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资深会员。
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和贡献
公共选择理论
布坎南突出的贡献是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个从根本上说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一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尽管声名大振，公共选择学说仍受到许多学术界人士的抵制，因为它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观念：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即可实现公众利益，而另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搞政治报道的报界人士也倾向于否定公共选择学说。公共选择学说是有争议的，因为它推翻了几十年来盛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是主流派思想的典型，他在其1958年版的著名教材《导论性分析》中赞同政府调节应取代强韧的个人主义以使生活更为人道的观点。
萨缪尔森和其他经济学家把政府在试图弥补私营经济的缺陷时使情况恶化的可能性压至最低限度。卓越的政治学家们也如此，他们认为民主政府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而反映社会的意志，尽管这种反映并不完善。布坎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而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