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在寒冷的天气里，人们的心中却燃起了希望的火焰。这一年，全中国570万考生走进了被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知识的大门再次向年轻人敞开。这其中，就有安徽淮南市第19中学24岁的民办教师朱善利。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朱善利有一股破釜沉舟的勇气，“当时我想，要考就考好的，要是不好，还不如不考”。结果则是，朱善利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新的一段人生经历从此展开，他的身上也被打上了深深的北大烙印，注入了北大的精神。
激扬青春，粪土万户侯
老三级是中国最有特点的一批大学生，工人、农民、军人，各种背景的学生通过高考汇集到大学的课堂上。在朱善利的班上，最大的同学和最小的同学相差有13岁。“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一批大学生了”。
条件艰苦却勤奋好学大概是那批大学生最突出的特点。在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时代，朱善利每天都要与饥饿做不懈的斗争。“粮票一个月30多斤，男同学们基本都吃不饱，我个子比较高，更是如此。但同学们非常团结友爱，女生们饭量小，饭票用不完就留给男同学。家在北京的同学，周日回家的时候，也会把饭票留下来。大家就是这样共同度过了那段挨饿的岁月”。
吃得“艰苦”，吃得方式更“艰苦”。“现在百年纪念讲堂所在的地方当年就是我们的‘餐厅’，但里边既没桌子也没凳子，大家把饭盆放在地上吃饭。远远望去就像小鸡啄米一样，很壮观。”毕业的时候，为了凑聚餐的钱，朱善利和他的同学们在学校里卖笔记本赚钱，“很有趣，我发现，笔记本卖得好的同学好像后来发展得也比较好”。
与极端困苦的生活相反的是极其高涨的学习热情。“我们对知识有强烈的渴望，荒废了那么多年，大家都想把这个时间尽快补回来。每天清晨，图书馆门口都会等着一大群学生。门一开，人们都往里面冲，图书馆的门都被挤破了。”对于每一节课，朱善利都非常珍惜。有的时候，紧挨着的两节课上课地点相距非常远，“有时候前两节课在西校门外文楼，后两节课就要到东校门外的物理楼了。所以，一下课就要拼命从西往东跑，要不然来不及上课”。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点儿钱朱善利也都用来买书了。“那时候书非常少，所以一看见书单上有新书就马上订下，否则就被别人抢走了。当然，那时候书也便宜。”
虽然生活艰苦，但朱善利和他的同学们总是能发现简单的快乐。“那时候主要娱乐活动是看电影，只要有新电影肯定要看。大多是露天放映，自己带凳子到东操场看。电影之外，比较“时髦”的娱乐是跳交谊舞。不过，由于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会跳舞的女生非常少，许多男生都找不到舞伴。“有的同学找不到舞伴就在宿舍里抱着凳子跳，特别好玩。”
师恩如海，授我凌云志
老三级的大学生是非常幸运的，不仅因为他们作为时代的宠儿首先走进了大学，更是由于他们赶上了一个读书的好时候。
朱善利所在的北大经济系77级只有80名学生，而老师的数量和学生差不多，“与现在的大学生比起来，我们真的是非常幸福啊。”
当时北大经济系可以说是“名师荟萃”，不仅有像陈岱孙、陈振汉这样的著名老教授，也有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中青年一代的优秀教师，而且所有的老师都给会给学生们上课。常常是一门课，好几位老师共同讲授，分别负责自己最为擅长的部分，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老师的身上去学习东西。在教材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同学们将听课的笔记整理起来，一届学生一届学生地传下去，汇集老师的讲稿。 “那时候听课真是一种享受啊！”回想起来，朱善利老师脸上依然挂着喜滋滋的笑容。
在众多的老师中，让朱善利最为钦佩的是陈岱孙教授和厉以宁教授。这是当年北大经济系教师中最典型的两代人的代表。教师陈岱孙教授1900年生，192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厉以宁教授1930年生，1955年在北大毕业后留校。他们身上都保留知识分子的道德品质，坚持独立思考，保持怀疑的精神而不是被动接受。两位教授都具有超凡的人格魅力。当年陈岱老最擅长的是财政研究。民国政府曾经聘请他当财政部部长，但陈岱老说，我的兴趣不在当官，而是学术，拒绝了邀请。不像现在，不少大学里的老师都挖空心思地去做官，学术反而成为了升官的垫脚石。遗憾的是建国后近20年的时间里，知识和知识分子命运受到严酷摧残，陈岱孙教授的专长无法派上用场，只好转去研究经济思想史。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厉以宁教授的命运更惨，险些被打成右派，长时间被放在资料室整理资料而不让上讲台，文革中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尽管如此，厉以宁教授在逆境中坚持对学术与真理的追求。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后，厉以宁教授才会有大批学术成果问世。朱善利说，他从以这两位教授位代表的北大老师身上学会了做人，做事，做学问。
几年学习生活让朱善利慢慢感受到了北大的校风和精神。“北大是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就像伏尔泰说的‘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为什么北大能出新思想，不断引领时代的潮流，我觉得原因就在这里，我也会把它传递给我的学生。”
1984年，在北大完成研究生的学习后，朱善利选择了留校教书。在此期间，除了课堂教学外，朱善利还协助董文俊老师办起了函授培训课程，为许多无法到大学学习的人传播知识。“我们给武警部队上课的录像带会发到全国各地。所以那时候我们到海关的时候，武警一看，这不是朱老师吗，过海关因此节省了不少时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80年代就是这样。”
投身光华，终生北大魂
1985年经济系建院分系，厉以宁老师任管理系创始系主任，朱善利随厉以宁老师在管理系任主任助理。1993年，经济管理系从经济学院分离出去与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院刚成立时，只有20多名教员，各方面条件还都很差，但在厉以宁老师的带领下，朱善利和学院的其他老师一同坚持了过来。直到1994年与光华教育基金会合作并更名后，学院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朱善利也先后担任了经济管理系主任、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和副院长等职务，带领光华管理学院一步步走向辉煌。如今，卸去行政职务的朱善利老师显得一身轻松，再次全心投入他热爱的学术研究中，“重新思考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
在朱善利老师眼中，他们那代大学生是一个充满理想与信念的群体，既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在改革开放后又开阔了眼界。他们总是有着自己的想法，而且勇于坚持。“有一位同学毕业后到中国人民银行给行长当秘书，现在看来这是非常好的工作了，做下去，当个副行长不成问题。但他不久后就辞职了，他认为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不能因为所谓的前途放弃自己的抱负。我们那代人就是这样。”
而在北大、光华的工作经历又对朱善利的人格进行了进一步的塑造。“一个人一定要有必须坚守的底线。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事情可以变通，也需要变通。但最后的底线是不能丢的。底线突破了，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自认为这几十年没有讲过一句违心的话，所有写过的东西都能经过历史的考验。一个人觉得能对得起自己，就行了。”从朱善利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北大人、光华人高尚的品格与超凡的人格魅力。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请朱善利老师谈一谈对在7月即将毕业的同学的期望。
“作为北大的毕业生，社会对你的期望很大、很高。你也要对得起学校和学院的培养，保持着北大独立思考的精神，引领社会的发展，不要随波逐流。而最低最低的限度，出去以后不要骗人，做为人所不齿的事情，要坚守住在大学里形成的内心底线。另外，一定要脚踏实地，这一点对北大的学生很重要。不要好高骛远，人有理想，但是要慢慢去实现它。”朱善利老师的谆谆嘱托值得每一个光华学子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