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总是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偶然。偶然报考农业经济学，偶然分配至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偶然被委派出国留学，偶然留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偶然出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乃至偶然来到燕园，重回三尺讲台。种种偶然的背后，是黄益平惯有的认真和对经济研究的执着追求。
2000年，黄益平迎来了人生的一大抉择——继续执教国立大学还是接受花旗集团的邀约，转投资本市场。当时的黄益平已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执教6年，金融危机之后，他逐渐将目光由农业经济转向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我以往的研究都是关于农业经济，投行的工作几乎没做过，没有金融方面的经验，当时花旗找到我时，我的第一想法是，起码可以了解一下银行是如何运作的，以后也可以做金融研究。”此时的金融前沿阵地对他充满未知的诱惑，花旗抛来的橄榄枝可谓恰如其时。
迥异的客户，潮水般的信息，不断更新的市场解读，快节奏的生活无不冲击着黄益平的神经，这个金融界的“门外汉”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此时的黄益平，状态与当初在澳洲求学时无异，同样的挑灯夜战，同样的从零做起，同样用水滴石穿的坚持彰显其个人魅力。但“短、平、快”的工作模式却让他一心乘风破浪，无暇沉淀身心。在花旗集团工作9年之久，黄益平多次被同事评价“很像学者”，他也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内心更倾向于做一名学者。于是在即将问鼎事业最高峰时，他豪无保留地走上了回归之旅，回到了心之所系的祖国，回到了属于他的三尺讲台。相比于之前的反复思量，这次回归更像是一次欣然之旅。“人生不是单一变量的函数，专注研究、参与政策讨论也是我想做的，我知道我终究还是要回到学校的。”他如是说。
黄益平坦承，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给了他立足世界经济学界的机会，而花旗集团的工作让他能更好的了解市场，为他未来的金融研究积累了厚实的实践基础。而于其自身，变的是身份和工作，不变的是学者报国的信念，以及对经济研究的不断求索。
一代传承，胸怀家国
30年前，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黄益平跟着周其仁、林毅夫、王岐山、陈锡文、杜鹰等领军人物一同，热火朝天地参与当时中国农村的改革进程。“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当时的感觉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做事情很有意思。”回忆当年的岁月，黄益平心怀感恩，那一代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也在他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面对高速发展的中国，济世情怀、家国天下的精神内蕴让他化身一柄利剑，直刺经济命脉。
在黄益平眼中，经济发展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速度固然重要，但如果提速是以大多数人被抛下为代价，则为民心所怨，同样有脱轨的危险。他清晰地认识到，所有学科的背后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红线——社会，于是想把社会问题看的更加清楚，希望用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解开这个“中国经济之谜”。
对此，他超前地提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两大命题：一是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过渡；二是从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转变。他秉承“讨论经济与政策重大问题，不以热门话题博取眼球”的行文原则，将几十篇短文收集成书——《告别“中国奇迹”》，力图为“中国经济奇迹”向常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稳步攀升寻求最可行的突破口。
而对于当前的货币政策，黄益平建议采用“宽松、收紧、中性”等鲜明的评价标准，并不是类似“稳健”等模糊的表述。在采访中，他对于媒体解读货币政策宽松的提法不甚赞同。“我们用实际融资成本或者货币政策环境等一些指标来衡量的话，货币政策其实是收紧而不是宽松，央行的步伐还是太慢，赶不上市场的走势，主要还是担心当前杠杆率过高的问题。”
他直言，货币政策不应被赋予太多职责，也难以通过货币政策实现多项目标。虽然2008年以后，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金融稳定因素已在各央行之间达成共识，但近期这种共识也出现了一些争议。“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倾向于货币政策不要把宏观审慎监管（金融稳定）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宏观经济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采取一些货币政策来调控其实就是一个反周期，瑞典前段时间的情况就很明显。”
关于金融稳定问题，黄益平则呼唤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
他认为，中国经济面临“去泡沫、去杠杆和去产能”三大压力，未来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提升。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减速和未来的金融自由化会令金融风险进一步上升。如今，金融市场间混业经营已较为普遍，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已不太适用当前，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显得尤为必要。“我们建议在‘一行三会’之上建立一个由国务院领导直接主持的‘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是简单的协调单位，而应该是一个决策机构。除了‘一行三会’的主要领导，这个委员会还应该有专职的领导以及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研究团队。”黄益平如是说。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如果说经济学是黄益平毕生所求，那么三尺讲台则是其价值洼地。在北大校园，教师和学子们称黄益平为黄老师。相较黄院长、黄主任、黄教授、黄总经理，他本人更喜欢这个称谓。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从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用职业经历向学生传授经济学原理，身体力行求解中国发展难题，屡屡建言以全民素质提升带动经济繁荣，此谓传道。
无论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还是北大朗润园，他教书育人，于三尺讲台为学子描绘经济世界，此谓授业。
作为经济领域研究的核心参与者，他不断发声，执着于打开中国市场“不确定性”的经济问号，在复杂中发现问题，在纷乱中找寻真相；坚定地跟踪中国和世界经济变革的脚步，聚焦争议话题，解密市场玄机，此谓解惑。
与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同，如何将课程讲的精彩、与学生能更好的交流是他关心的重点。因此，他的课堂总是严肃中透着俏皮，认真却不失灵动。从面向本科生的货币银行学、面向研究生的国际金融，到面向MBA学生的全球金融市场和面向EMBA学生的中国金融专题，他的课堂上人总是爆满，成为北大学子最为期待的精神食粮。
而对于三门课程的教学，黄益平也有自己的衡量——本科生课程以“趣”取胜，研究生课程则侧重研究，而MBA与EMBA授课要更多的联系实际。在此之间，黄益平游刃有余。
在北大任教期间，他享受于与学生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担心三四百人的听课人数会成为学生与他的沟通障碍，因此无论多忙，总会想方设法安排时间与同学见面。每周请几个学生吃饭，畅谈工作和生活，与他们分享最新的观点和思想，搭建起他与学生们的沟通桥梁。
如果说研究中的黄益平是认真严谨的，那教学中的黄益平在学生眼中无疑是亲切可爱的。
每学期请本科生吃一次冰棍，400多人同吃于一堂的场景甚是壮观，这变相的“贿赂”也在学生身上十分奏效。而课前一则笑话，更是黄益平课堂的传统，为同学津津乐道。“黄老师真的是蛮拼的” ，他的学生总是这样评价他。
黄益平和海闻是校内网上人气最高的两位北大老师，海闻上课时会自带一个小铃铛，权作上下课铃声，会周游世界带小礼物奖励踊跃提问的学生。黄益平则在人人网上不断报告自己周游列国的最新照片以及父女情深的日志，被学生称为“状态帝 ”。以致有学生们纷纷要求他在校内开设“知心哥哥”小组，或可与校长信箱争锋。
久旱逢甘霖，桃李吐芳华；恩师倾心力，学子争势发。黄益平亲手操刀为学生打造学术的诺亚方舟，亲自掌舵带其遨游经济学的海洋，而他的学生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进取，从他手中接过经济学的接力棒。而于其自身而言，在北大校园教书育人做学问，似乎完全符合他对理想生活的定义。他曾笑言：“自己压力小，上进心不强，所以适合当教授。”当然，这只是他的自谦。
朗润园内的经济守望者
其实黄益平对于北大CCER而言资历不浅，但渊源更深。
成长于农村的黄益平在孩童时期便展现出了他的与众不同，当别的孩子把梦想归为科学家和伟人时，他仅想成为一名生产队会计。但随着生产队的解散，“未就业先失业”的他只好“另谋出路”。之后，黄益平相继考取了浙江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从此便在经济与大地间扎根。八十年代的中国，农业经济改革正是中国社会改革的热点，黄益平所攻读的专业领域恰与时代发展特征相契合。
1996年，他受邀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入驻朗润园，在那个由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脸盆和一个热水瓶构成的北向单间一呆就是三个月。时隔十三载，朗润园迎来了他的回归。也许就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集众君子于一室的和气之风，让他在投行苦战十余年的人生重新找回平衡点。
在这个被誉为学术界“少林寺”的思想圣地，黄益平与其他学者一同，以开阔的国际视野、植根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为中国经济打开一扇面向公众和国际社会的窗口。
每次演讲，每次发言，黄益平总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看清问题的本质和趋势。这有见解、不苟同的学者风范，在朗润园内竖起一座丰碑，鞭策着后辈的进步和成长。
（来源：英大金融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