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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三

2013年6月27日至6月29日,第15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我们将分四期简报来报告此次年会的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的是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北京大学姚洋教授、北京大学张帆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David Autor教授的演讲内容。

钱颖一:基于中国教育的四点思考

钱颖一教授认为,商科和经济学教育对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技术的革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根据自己在美国和中国多年的求学和教学经历,总结出对中国教育的四点观察和思考。

第一点是对过去十五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宏观观察。中国学生进入大学的主要途径是参加高考。2013年,一千万的考生中将有六百万人获得大学的录取。而在十五年前,仅有一百万的考生有机会升入大学。数据显示,高中生进入大学的比例从1998年的5%,增长到现在的30%,这一增长非常惊人。而过去三十年的大学入学率变化趋势也表明,1998年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形势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的起始年。由于中国采取几乎是“一考定终身”的考核方式,高考选拔出来的毫无疑问都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钱颖一教授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中国高等教育不能否认的事实。此外,在学科设置和办学方式上,中国大学也与美国大学存在很大的差异。

第二点是对中国高等教育优缺点的一些基本看法。很多人批判中国教育现存的问题,钱颖一教授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仍然具有明显的优点。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很多中等发达国家,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中国有注重教育特别是老师教学质量的传统。即使在大学,仍然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对学生的数学、英语以及科学素养进行训练。对于仍处在发展阶段的中国,这是优势。但是对成绩的强调伴随着复制和模仿的学习方式。与美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的创造性、好奇心、独立思维和求异的能力都比较弱。学生“求学”是为了找到正确答案,而不是探索未知、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钱颖一教授认为这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不仅会抑制创新,而且会影响社会文明的发展。

第三点是对大学本科生培养的看法,特别是在经济学、商科和管理学方面。钱颖一教授认为中国的本科生教育过于专业化。有些学校只注重发表,而不重视对学生全方位的培养。中国应该像美国大学那样对新生进行通识教育,而不只是在教学年限上模仿美国。钱颖一教授尝试给所有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加入通识性课程,如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批判思维等社会学科的基本课程。他表示对其他学科进行变革会更加困难。

最后一点是关于中国MBA和EMBA教育的情况。1991年MBA项目在中国萌芽时,全中国只有94个MBA学生,而如今MBA的入学人数已经超过三万。MBA学生的特点是,他们依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中国发展的机遇发家,对社会和发展有自己的洞见,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却没有机会完成更多的学业。MBA项目是知识传递、小团体互动和社会网络连接的新型结合体。同时MBA项目也会为学校带来大量收入。在MBA教育上,中国做的甚至比美国最好的学校还要好。中国的MBA项目规模大、含金量高,排在全球的前几名。钱颖一教授认为,中国现在正努力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而在教育方面能否实现目标,不只取决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更需要领导力的创新。中国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姚洋: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

姚洋教授阐述了自己对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观点。1980年代末期,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开始萌芽,真正的开端是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成立。当时学生的人数很少,而且学生接受培养的目标是前往美国深造。同样在1990年代,中心出版了第一本经济学教材,在各大高校被长期使用。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了第一个经济学workshop,主要的工作是将美国的教材翻译成中文,至今仍有很多学校使用这些教材。2001年,中心创办了经济学季刊,旨在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发表平台。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多本专业刊物。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了正规的经济学训练后,回到中国进入清华和北大等高校任教。同时,中心也吸引了三位来自台湾的经济学教授。姚洋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学家回国任教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姚洋教授接着介绍了中心的双学位、经济学硕士和博士项目的基本情况。中心为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双学位项目。每年北大有近四分之一的学生选修经双,同时也有一部分校外学生入学。很多经双项目的学生在毕业后从事与经济学相关的工作。同时有一小部分优秀的双学位学生进入硕士项目。中心每年招收30至40名经济学硕士生,他们接受与博士同等难度的课程培养。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硕士生出国攻读博士,一部分转入博士项目,其余的硕士进入业界,大多在金融部门工作。而其中出国的硕士很多都在北美的高校谋得教职。中心的博士项目目前只接受保送和硕转博,每届有十几名学生。相比于国外,中心的博士项目有两点优势。一是项目时间短,只需要三年;二是强调学生要着眼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国的本土经济现象。每年博士毕业生中有一半选择去其他大学做老师,这也是中心所鼓励的,其他的博士生大多去往金融行业,还有一些进入政府研究部门。姚洋教授表示,中心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试点和代表,中心的发展表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质量和地位都在不断提高。

张帆:出口强度和工资: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最近几年有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中国平均工资的上涨。自2000以来中国平均工资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制造业工资上升。为了获得更便宜的劳动力,很多中国企业把工厂从中国搬到越南甚至非洲。还有一些制造企业将资金注入资本和股票市场,改变其出口决策。二是企业层面的出口强度(出口强度为企业的出口额和总销售额的比值)降低。这两个现象是否有联系呢?张帆教授猜测工资上升导致企业的出口强度降低,他们对此进行了验证。

工资影响企业出口强度的机制在于,工资的上升会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而企业将改变出口决策使利润最大化。这一点与Melitz(2003)的理论一致,即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选择出口,因而生产成本上升会导致出口企业改变他们的出口强度。数据表明,中国行业层面的企业工资和出口强度显示出负向关系,工资较低的行业会有较高出口强度,例如服装制造业。此外,中国大约30%的企业有出口业务,但只有15%的企业会出口其所有的产品,且多为加工企业。

文章使用最小二乘法将企业出口强度对企业工资(取对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雇工数量等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包括完全出口企业以及使用何种生产率测量方法,企业工资对出口强度的影响都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不过生产率的系数也显著为负。实际上,企业的出口决策包含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企业决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如果选择出口,那么在第二阶段企业决定出口的份额即出口强度。基于这样的二元决策机制,张帆教授进一步使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工资在两个阶段的系数估计结果分别为-0.022和-0.006且非常显著,此时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在第一阶段为正。这说明工资上升首先降低企业的出口概率,然后在第二阶段降低企业的出口强度。

工资和出口强度有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为高生产率的企业有更高的出口强度且工资水平较高。张帆教授使用企业的上一期工资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新的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果表明,工资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具体的,工资每上涨1%,企业的出口强度将下降2.4%。此时生产率对出口强度有正的影响,同理论预期一致。最后,张帆教授还考察了不同行业的效果,发现除了交通和电力行业外,无论是劳动力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工资上升都会使出口强度下降,并且结果非常稳健。

David Autor:解开贸易和技术之谜:来自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证据

贸易和技术之间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国际贸易的扩展和信息革命都在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格局。二者带来的影响是互为补充还是相互替代呢?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国际贸易和本国劳动力市场以及技术和外包这三个方面,鲜有文献直接将贸易和技术放在同等的位置来研究它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技术的进步使电脑和机械得以在生产中大规模推广,减少了企业对例行工作的需求,增加对脑力和体力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贸易带来的进口产品使美国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导致制造业劳动力需求下降。

David Autor教授用722个通勤区(commuting zone)来模拟美国本地劳动力市场,分别用例行工作(Routine Task)强度和人均进口品增长来衡量本地市场面临的自动化进程和进口产品冲击,通过对四个问题的回答探究贸易和技术的关系,他发现贸易和技术在影响的地区、行业、工作形式和时间路径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问题一:贸易和技术是否影响相同的市场?进出口较多的区域是否自动化程度也高?答案是否定的。比较同一地区的贸易和技术冲击的结果显示,贸易和技术在地域上的相关度很低,二者影响不同的区域。只有很少的通勤区在进口品上面临较大(小)冲击同时有较高(低)的自动化水平。

问题二:贸易和技术对就业的是否产生相似的影响?答案是否定的。用自动化水平变量和进口冲击变量分别对就业、失业和非参与劳动力的变动进行回归,结果显示贸易减少就业、增加了失业和非参与劳动力,而代表自动化水平的例行就业份额并未影响总就业水平。

问题三:贸易和技术是否影响相同的部门和职业?贸易和技术是否更多的替代例行工作?答案也是否定的。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部门,贸易都代替了所有的工作形式(包括例行、脑力和体力工作),不过对制造业部门的影响更大。与此同时,技术只减少了例行工作的就业,增加了脑力和体力工作的就业,对非制造业部门产生了更大的冲击。

问题四:贸易和技术的效果的时间模式相同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贸易对制造业部门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加大,而技术对非制造业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对制造业的影响在减小。


(苏晓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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