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朗润格政“当前经济形势与对策：朗润园的观点”的讲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宋国青、黄益平以及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做了演讲。我们特摘录部分现场发言，以飨读者。
徐高：实体经济和股市恶性循环
过去这半年中国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有着明显脱节的迹象。从2006年开始到2014年上半年，上证综指和汇通PMI都是高度的相关，经济好的股指涨，差的时候股指跌。但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上证综指走出了相当强的一拨牛市。形成了非常好的反差。这个反差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过去20年的跨度来看，都是罕见的。这像去年下边年，到现在的股指大涨、景气明显下滑的格局，过去只发生过一次，那次是在2000年。在这个地方，当时是经济比较差，但股指明显涨的。当时发生的和现在比较类似，朱熔基总理强烈要求退出来。
所以市场走牛的背后，我们认为更明显的是一个流动性的推动。所以这里面有是两条线，一个是的融资的余额，就是借钱来炒股，从去年六月底的4000亿，增长到现在的1.8万多亿，结算基金是2.5万亿。我们还可以估算更广义的增量基金，因为我们现在融资余额是2.8万亿，而融资的交易量占整个市场的交易量大概也就16%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整个市场的炒股的资金，有可能是放在银行账户上的。保守的估计，从去年的7月份到现在，整个股票市场增量资金的规模应该在6万亿以上。
这么多的增量入市，当然把股票推的比较旺盛。所以融资性的爆发性增长，看的是水牛狂奔的格局。而且这水牛相当程度上建立在加杠杆资金上面，还有很多的散性资金，银行配资，所以整体股市的杠杆率不低。尤其是我们加杠杆资金的推动。
我们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而金融市场不差钱。这两个东西怎么会同时出现？这是问题的核心，也是理解过去经济融资格局的很重要的关键问题。我觉得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传导的不通畅。央行是通过一些操作，把资金、把基础货币投放到银行体系，然后银行体系拿到了央行的基础货币之后，再通过信贷的方式来派生出实体经济所要的资金。货币从银行创造出来，到实体经济是两个环节。而我们看到的过去大半年，是银行体系向实体经济传导环节，明显很差。
我们大量的增量进入到了股市，但股市对于融资支撑的作用很弱。从去年的7月份到今年3月份，非金融企业通过股市获取所有的融资量只有4221万，不到同期股市增量资金的十分之一，所以要说股市支撑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恐怕很难找到证据。我们再看到股票融资占股市的市值比重和交易量比重，现在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应该说股市融资这块，到目前为止没有打开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量增量资金进入股市，大量的资金追寻有限标的的层面。所以目前来看，股市对于实体经济，应该说是资金分流的效应，大于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效应。
而到今年三月份，我们发现股市分流效应不仅仅表现在实体经济，还表现在债券市场。今年3月份，企业债的增长，比去年同期少了2000亿。而同期我们的股市融资规模比去年同期只增长了不到500亿，所以你把股票债券加起来的，今年三月份的整个融资规模是大幅度的萎缩。我们年初开始要发地方债，我们发现这个债发起来很困难，所以谈到说要让央行给这个债券买单，我觉得跟股市分流债的资金也有关系的。
我们看到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现象，我把它叫做恶性循环。经济比较差，倒逼货币政策放松，货币政策放松以及货币政策放松的预期，让股市进一步走牛，进一步的吸引增量资金入市，分流市场资金，给货币政策带来更严重的一种放松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从今年3月份开始，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央行也坐不住了，我们看到7天回购利率大幅度下滑，从5%到现在的3%以下，比去年下半年的低点还要更低，而同时我们看到的是经济的走低。
宋国青：股市走强损害实体经济”根据不足
徐高刚才讲的一些情况，对实体经济下滑的基本的一些看法估计，我非常赞同。实体经济到一季度一直是一个下行的倾向，4月份可能出现了一点点恢复的苗头。现在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还不是很能确定的。
是不是为了要把实体经济搞上去，要把股市这种强劲上升势头维持下去？这现在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对立面，我觉得是要认真研究一下这个理由。
个人把钱拿到银行，从银行搬出来放股市里面去，还没有买股票，说是新增的，新股发行以外，不能以买卖而增加。跟资金没有必然关系，但是跟统计方法是有关系的。
现在的货币统计里面把这块算进去了，实际上，我把银行存款拿出来，放股市那儿，放保证金那儿，这个东西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影响？现在别说买股票，买股票除了发行以外，都是你买、我卖，是打平的。就说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是资金搬家。所以社会总量，融资总量不变。但是你的钱还在银行存着，我给你发了贷款，贷款再转到股市上，这个是增加了总量，也增加了货币量。如果是把我的钱从银行取出来放股市上，这个没有变化。所以要说这是银行资金入市，这个话也可以这么讲，但就是一个纯粹字面上这么讲的。当然企业如果把钱放到股市，因为大部分的企业存款，正常情况下就是活期存款，活期存款放到股市上，这个会影响投资，投资会减弱。投资也不投资，他会放银行，放银行里他准备消费，搬到股市里就不消费了，这个情况没有。
股市走强财富效应，这个从财富上来讲逻辑是合理的。挣了钱之后还是要花的，但是在短期这个效应可能很弱，甚至都看不出来。这个话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东西，说股票的变化，货币是外生不利的事情。
还有一个是预期，因为现在的股价高，可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说过去股价涨了，所以未来还会涨，这个逻辑我觉得还有点点问题的。上一个月股价涨了，按照某一些投资者的逻辑来说，你不会跌下去。我们先不管这些事情，先说股市投资预期上升，这个事情是有期待的，可能对现在的消费有一些负面影响。包括汽车，也许股市不景气的话，消费会景气一点。汽车销售是太多因素影响着，到底是经济不景气还是什么原因，推不下来，这块是猜测性的东西。
现在房子销售可能也有的，如果股市不这么涨的话会更多。这样的一个东西，也还是说房子也可以直接投资，也算作消费。这样的话也许对买房子稍微有一点点负面影响，这就更难说了。有人说把房子卖了买股票，还有人说股票卖了，买房子，这个话有人说。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些东西都是猜测，逻辑上的想法，实际上是做不出来的。
就算是这样，我现在做个假设，就算现在股市有这样的效果，过去股票涨了，预期未来也会涨的，所以他就去买股票。这样的效果就导致了期待效果，我预期股票会涨，我不在银行存款，这就是储蓄的一种期待，没有消费明显。还有一种本来干消费的，就拿出去买股票。就算是后一种情况，这个事情是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没有变。毕竟你不可能希望他年年预期股票，年年这么大涨，这个事真的要股票涨40%，我们大家不用就业了，就一起来弄股票就完了。这个再说也不会的，而且我觉得这么高的上升率，再这么持续下去，这个应该是可能性太小了。所以这块稍微长期点看，应该是财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替代效应很是短期的事情。长期来说就是股票越涨越买，这还是长期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短期产生的了一点负面效应，仅仅就这点而言，就当它是疼，但是忍着吧。大家现在都把钱拿出来不买汽车，买股票，等到他认为股票合适了，他出来的钱买两个车，不会说现在追加储蓄怎么样，大多数没有效率的，这个是长期稳定的事情。
林毅夫：产能过剩 中国还有投资机会吗?
钢铁行业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之一
今天的报告黄益平（会议主持人）要我多谈一下投资的领域，我想谈的是产业升级，这方面的投资机会到底有没有。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产能过剩投资机会就没有了，其实这种看法不正确。因为我们的现在是中等发达国家，基本上五类产业面临大量投资机会。
技术追赶型 利用后发优势
第一类，就是现在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德国是40000美元，他们能有那么高的人均GDP，就意味着他们的技术和产业附加价格比我们高。他的技术水平和产业附加价值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还在赶超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我们的投资机会非常多。比如说我们要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那怎么做？
既然国外已经有这些产业，他的产业比我们高，我们要发挥后发优势。就是到国外去并购，那些拥有比我们先进技术的企业，不管是在德国、美国或者是在其他高收入国家。只要并购了以后你就把他的技术引来，你的技术就能提升，你的产业产品的附加价值就可以提高。
这方面我们的民营经济做了不少，比如说三一重工到德国并购了一些工程机械方面的。我到泉州也是有一个泉州工程机械，他是做钻机的，国内的一部钻机是50万美元，德国的钻机是500万美元，功能是一样的。他们发现有一家德国的公司是第三代人，再加上经济形势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把德国公司给并购过来。
最近我跑了一下成都，有一个很新的公司专门做排气的汽车零部件，他就到加拿大并购了一家专门做零部件的知名公司，同样的情形因为他们是第二代、第三代人，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不好，他经营压力很大。我们国内的市场空间非常大，并购过来技术就引进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到国外并购的前提是什么，有公司愿意被买过来，其实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面临新常态，我们在经济相对疲软，发达国家的经济比我们更疲软。你并购的前提是有公司愿意卖给你，如果没有的话就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现在发达国家就业形式不太好，失业率超过10%。你去有这种技术和产业的国家设立研发中心，你就可以雇佣当地非常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
我最近跑了一圈，发现有不少企业已经这么做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更多的是像华为，中兴，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这个例子很多了。
其实在传统产业里面也有，最近我看到南京有一家民营经济，做玻璃机械的，同样国内的生产价格低，国外的价格高，他就到德国一个小镇去设立一个研发中心，雇佣当地的科研技术，就一下子把他自己的技术水平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做得非常成功。
再有，我们过去的招商引资很管用，因为我们中国要是维持7%的增长，7%的增长代表什么？代表每年对世界市场的贡献率是25%到30%之间，因为现在国际上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就在3%到4%，我们既使是说7%的增长，我们占全世界13%，对世界市场扩张的贡献率是25%到30%之间，还是全世界最快的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年从发达国家进口那么多产品，看到技术含量比我们高，附加价值比我们高，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把他们吸引到国内来生产。
吸引外资到国内来生产，可以帮助他们进入我们的市场，而且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工资水平比较低，他到中国来设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没有下降，不仅可以进入中国市场，而且还可以很快为中国为基地，他的产品可以卖到世界市场上去，这样的机会有很多。
比如说江苏泰昌设立了一个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专门吸收德国的中小企业到泰昌来投资，2014年有吸引了220家德国的中小企业，投资额一下子达到了20亿美元。这是很好的例子。
我觉得做这些首先要有市场，企业为主导，但是政府也要扮演一个角色，如果你要到国外收购，你要解决资金的问题。如果你说要到国外去收购，在国外设立文化中心，你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外交签证的问题，包括法律、会计、金融服务的问题。你到国外招商引资同样有这些问题，必须有园区的问题，必须有跟他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问题，还有产权保护的问题，这是第一类，追赶型的。
技术领先型产业 仍要政府支持
第二类，我们现在是中等发达国家，其实也有不少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或者说跟发达国家的企业的技术差距不大。这种领先型的产业，最明显的是家电产业。刚刚说了，我刚刚从福建回来，福建有一个民营企业生产汽车的挡风玻璃，他现在是全世界第四大厂。
[]这些企业既然已经都在世界最前沿了，他的技术和产品必须自己开发，但是他们的开发其实是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研究一些基础的知识，产品是几篇论文。第二个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确实需要企业自己来做。但是基础科研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其实主要都是政府支持的。
我们国内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做玻璃确实做得非常好，他们每年在产品开发上面投资30亿、40亿，也非常多。但是你问他基础科研是什么？他也是跟大学合作，申请科技部的项目。跟美国也是一样的，他也在美国设立一家研发中心，那是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项目。所以一方面是要市场和企业，第二方面是在政府给不给他支持。
这些研发中心可以设在国内，也可以设在国外。设在国外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他可以跟使用者接近。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形，比如说我们的厨房，厨具，因为讲现在的卫浴厨具在国际上是领先的，不同的国家使用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中国做研发，你要按照中国市场的需要。
为了进入当地的市场，除了设立研发中心，有时候还有品牌认知度，中国的品牌在认知上，跟德国、日本不一样。可是我们实际的技术上，跟日本和德国那些追赶型产业有差距，但是我们处于领先型的没有差距的，但是品牌认知度还有差距。这种情况下可以并购国际上曾经在这个产业领先的行业品牌。
在江苏我看到一家做婴儿推车的牌子，他的产品跟国外没有差距，那他在国外卖价格低了很多，所以他最近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做婴儿推车有名的企业，当然还包括一些他们的设计人员，一下子他的利润率就高出很多，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当然这些机会是要企业主动出击，但是也要政府支持。比如说基础科研方面，如果在国外设研发中心，或者是购买品牌，也有人才的问题，法律的问题，隐私保护的问题和金融的问题。
退出型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第三类，退出型的企业。这里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已经有品牌优势的，就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皮鞋、服装、小家电。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鼓励支持一小部分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品牌、研发、设计，你要支持这些企业，企业首先必须有这种能力，但是政府也必须支持。比如说他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你肯定要设立一些职业培训学校，都是中专或者大专支持的，这些企业进入微笑曲线两端。
加工部分有一部分可以用机器人替代，但是我觉得空间不大，如果用机器人替代成本比较高。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产业从二次大战以来的情形看，也就是说最早开始日本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六十年代的时候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借用这个机会发展起来了，那些都转移到大陆来了。
我们现在也已经到了日本当年产业转移的阶段了，我想不管你用什么措施，想暂时延缓转移出去，但到最后还是要转移出去。转移出去有两个问题，其实大部分的台资企业，港资企业，已经转移到大部分了，到越南去了。
我们大陆的企业在转移的时候比他们更为不利，因为他们是第二次转移，环境比较适应，我们是第一次转移。大部分老板在四五十岁，外语也不行。
第二是转移到哪儿去？早期第一批的像台资、港资，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但是你必须要考虑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拿个比例来讲，水缸里的水满了，往水杯里面流，水杯一下子也满了。其实这几年越南、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工资的水平比我们还低，但是增长的幅度一定不比我们慢，甚至比我们还快。所以现在已经转移到这些国家的企业，一般认为在那些国家顶多就是再待三年五年，也必须再转移一次。
因此在这样情况下，转移出去的企业我们必须帮他克服两点。第一就是再转移。第二，到底转移到什么地方比较好？
我认为非洲更好，年轻人很多，要到那么一个地方去，他一个人不敢转移出去，我觉得可以抱团出海，让我们政府跟当地政府讲好，设立工业园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转移出去的企业创造第二春。
可以帮我们将GDP（国内生产总值）变成GNP（国民生产总值），他们转移出去以后，附加值比较高的零部件，机器设备还可以从国内买，所以这种情况下会有利于我们转型升级的。这里面有不少是以市场为主，但是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
第二个类型，我们过去的增长速度是10%，现在变成7%左右，一下子掉了30%，建筑投资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从我们国内的角度来看是产能过剩，但是它绝对不是旧的技术，因为大部分的这些产业，技术其实还非常先进，在同行业里面一点不落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确实是产能富余的，但国际上短缺，我前面讲基础设施到处是瓶颈。
所以应该结合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战略，一带一路是以互联互通作为抓手的，那国外要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可能是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另外一方面可以把我们的生产基地搬过去，因为到处是短缺。这样可以解决我们国内富余产能调整的问题，当然也要解决人才的问题，资金的问题，还有法律保护等等这些问题。
弯道超车行业：大有市场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的产业。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他的特征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而且产品跟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几个月、半年，就可以研发出来，比如说像手机。雷军做手机只用了一年。另外互联网、微信抢红包非常热，但是抢红包这个产品是几个人两个星期设计出来的。由于现在电子讯息产业出现了一个特色是什么呢？这种产品的研发是以人力资本为主，而且研发的周期特别短。然后这方面其实我们国内还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有大的市场。
另外，如果是做手机硬件的供应商，我们国内各种生产配套齐全。所以在国内只要研发出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很快就会变成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我们有些产业上面确实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把这种弯道超车的可能性用出来，当然一方面还是要有企业的积极性，第二方面政府也要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孵化基地或者是金融的支持等等。
战略性行业：要靠中央政府投入
最后一类是战略性的产业，它的特性是资本投资特别大，研发周期特别长。但是跟国防有关的，像飞机、超级计算等，还有一些核心芯片。其实它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原则的话，企业是不愿意做的。这种产业要存在就需要中央政府的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能不能做一些事？地方政府搞一些投资，让地方政府多做一些事，因为这些战略性的产业想要落地在什么地方，其实有很多外部性，因为有很多配件等等，需要其他产业配套。然后那些跟他配套的产业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
另外这些核心的战略性产业有科研人员，他怎么安家，怎么落户，子女怎么教育的问题，我觉得地方政府也可以配套，我觉得把这些配套做好了，就能把战略性的产业吸引多这个地方来。那这个产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利，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利。
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就是像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中中所说，做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我们的回旋空间非常大，而且我们有利的条件可以稳增长的措施很多，只要我们在认识上是正确的，不要不受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左右，利用好我们的现有的条件，保持7%的增长，在工作当中力争7%以上完全有可能。
黄益平：沿海地区变成了最大的问题 企业没活力
宋老师对股市跟实体经济的影响，和徐高确实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但我看他们也确实有很多看法比较一致，比如说对杠杆率的问题，担忧可能过多，所以现在导致我们的宏观政策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我换一个角度，我们最近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减速，尤其是从去年年初以来，我觉得我的体会似乎是政府开始接受新常态。新常态就是说增长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从我们的增长目标也可以看出来。但是似乎对增长的下行还是有很多的担忧，所以在不断的采取微刺激、定向宽松这些措施，实际上是要稳增长。那么我现在观察主要看三点。
第一，我觉得现在的增长减速，每当政府的微刺激措施一松下来，增长速度就持续往下走。第一点，我觉得可能有结构性的因素在里面。这是长期的增长潜力的因素还是结构调整的因素，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我个人的看法其实跟我们现在经济增长走到这一步，跟发展阶段有关系，跟我们过去的增长政策有关系。
我们过去30几年增长速度一直非常高，主要是靠什么支持我们的经济增长？我们的经济学者说经济里面的有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消费一直比较疲软，最近也有改善。我们过去30几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资，出口我们过去每年平均25%的增长，投资的增长速度在25%到30%之间，大概是这个大数，这两个是支持我们高速增长的很重要的源泉，但是现在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出口的增长都是在个位数，过去如果说平均20%到30%，现在5%左右。我们的投资增长现在速度还比较快，刚才徐高讲了很多，投资里面无非是就是三块，基础设施、房地产、一般的制造业，但总体上看起来大家都在疲软。我们过去的习惯是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大概在25%到30%之间，现在我们看的数字都是在15%到20%之间，增长速度还比较快，但是这个下行比较明显。
所以这样看来，我们过去两个非常有力的增长的两驾马车，现在似乎都在速度下降。这个反映到我们实体经济当中，也就是说制造业当中。其实我们过去两大支柱产业，在制造业里头支持我们增长最重要的两个行业，一个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一个是重工业投资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现在都出现了问题。
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很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工资过去十年每年5%的上升，所以沿海地区过去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变成了最大的问题。过去很有活力的企业现在都没有竞争力了。
现在增长速度下来了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国际市场的问题？国际市场复苏了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过去这样的增长？我个人认为是有问题的。
后面的这个马车就是投资，投资支持我们经济增长。但现在其实增长速度下来了以后看到了两个变化，不光是投资增长速度的变化，其实是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在变化，投资率也在下降。实际上可能意味着我们投资的增长速度下行可能是结构性的，不是短期的变化，也取决于政府的措施。这个也使得过剩产能变得非常高，刚才徐高说产能利用率在72%左右，比如在钢铁、氧化铝，这些投资品的行业，产能过剩更高一些。
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为什么比较困难？就是过去有活力的两驾马车现在没活力了，新的活力在哪儿我们不知道。我觉得这是我们碰到的最大的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变化是趋势型的，不可能再回来了。也可能以后我们可以有出口，但是必须要有新的出口，这个问题我把它看成发展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低成本的优势，建立了很多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成本已经高到过去有竞争力的产业现在做不下去了，必须要往上走的。这个不是中国独特的，很多国家以前也有，韩国、香港、新加坡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产业能不能往上走。
第二个说投资行业的问题，可能是政策性的问题。我们过去一直是用许多保增长的政策，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投资品的行业，这个行业的结构调整，我们现在的很多过剩产能怎么样去消化它，这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我说的第一点，我们现在的经济减速有结构性的问题，有周期性的问题。但是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新的能够领导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个更多的就是从供给方面来看。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新的产业，网购、快递、廉价手机、机械装备、建筑基建，有很多产业我们做得非常好，但是总体来看有很多行业才刚刚开始，其不足以支撑经济的增长。这是从产业结构来看，过去做得好的现在不行了，新的是什么不知道。
第二点，宏观政策。我觉得宏观政策其实还是要支持增长，但徐高和宋老师都说了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和他们的观点非常一致。我的看法就是过去一直说的经济增长，我们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我们要接受很多的新特征，其中包括增长减速。但是接受增长减速，和不再像过去那样的举国保增长，不意味着宏观政策不发生作用，宏观政策的作用就是反周期、保增长。但是我们看到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看起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在扩张，实际上扩张的程度不够，甚至还在紧缩。
最后一点，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增长速度下行，似乎是压力非常大。当然宋老师说了四月份的数据有所好转，到底好转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下行到底什么时候会触底回升？
当然我们从经济结构来看，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有义的变化，消费占GDP的比重有所回升，有的人说是因为其他部分疲软的更快，服务业占比也在上升，似乎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我觉得短期宏观政策很重要，但是真正要让经济增长触底，最后有所回升，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培育新的引导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这是要市场来做，不是说政府能替代。但里面有很多政府可以做，比如我们看到很多产业都是过剩产能，如果它一直继续运作下去，也就是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很多，其实这些企业是没有生产效率的，但是它们在继续接受存款贷款，继续生产，实际上没有太大的贡献。这些企业长期运作的直接结果，会降低我们总体资源的效率。
我觉得我们经济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第一个是去产能的问题，第二个是去泡沫的问题，第三个是去杠杆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后要解决，我们的经济结构才能转型。但是改革和稳定之间有一个问题，我想用一个简单的数字跟大家说明我的看法，我觉得改革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经济学家说，我们现在是从人口红利走向改革红利，改革红利的意思就是通过改革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实际上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是可能的。
去年年初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了一个报告，他们分析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他们做出来两个数据，就是假定说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方案，如果真正的得到落实，他们认为在短期内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增长速度会上升超过两个百分点。这个数字本身我觉得是有很多可探讨之处，数字是不是准确。但是他讲了一个故事我非常认同，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率，推动技术进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未来有所回升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但问题是在短期内有一些改革，可能会对增长有往下的作用。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说要把过剩产能关掉，从长期来说是好的，但是短期内会导致失业，这时候就需要跟宏观政策有协调。
编辑：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