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2014年11月14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中国的奇迹》出版二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办。本篇内容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和张维迎教授的发言以及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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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理解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
理解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可以从其发展过程、主要贡献、治学方法、疑问探讨和启示建议五个方面着手。
（1）林毅夫教授经济学说的发展过程。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研究。一方面，他在博士和博士后期间对于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在理性假说基础上重视约束条件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在1990年前后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集中收录于《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另一方面，他在农研中心工作时发表了几篇针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工作论文，对理解比较优势概念的提出有重要意义。
第二阶段是初步成型，标志就是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该书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入手，分析了中国改革的渐进式特点，预测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第三阶段是充实发展。1997年发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提出自生能力概念，2005年中央开始推进新农村建设，灵感来源之一就是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新农村运动”；2007年在马歇尔讲座上对其经济学说进行了阶段性整合，2007-09期间提出潮涌现象。
第四阶段是拓展提升。2009年，林毅夫教授在世界银行工作一周年后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观点，反思了过去的发展理论，认为老结构派不重视市场与比较优势、新自由主义否定政府作用，提出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新结构经济学，同时旨在把中国经验推广到发展中国家。
（2）林毅夫教授经济学说的主要贡献。林毅夫教授有望成第一位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概括来说，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有十大贡献。第一，在国外一流杂志发表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成果，所著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农业科研优先序》堪称经典，确立其国际学术界地位。第二，系统提出中国改革前“三位一体”体制内生于赶超战略的观点，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命题。第三，在研究上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新世纪初宏观经济与宏调政策中，提出和阐述自生能力、潮涌现象等经济学概念。第四，结合阐述国内外发展经验，分析强调时代“思潮”对体制与政策选择重要性。第五，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架构，恢复学界有关经济发展宏大主题的讨论。第六，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命题基础上，着重阐释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第七，在肯定市场机制功能基础上，阐释产业政策意义并设计操作指南。第八，倡导非洲发展，在理论指导、战略谋划、招商引资等方面不遗余力。第九，在国际场合推介中国发展经验，取得一个经济学家前所未有、今后一定时期可能难以超越的全球影响力。第十，创建并领导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标杆式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学生。
（3）林毅夫教授的治学方法。林毅夫教授的治学方法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林毅夫教授并没有“白手套”情节。他最早回国并进入到1980年代研究中国经济最接地气、最有特色的农研中心，结识了一批最重要的同事，用最快速度补上中国现实经济这门课。其次，林毅夫教授选择研究重大问题并采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他最先清晰认识到，最重要的经济体问题就是最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他发挥经济学训练完整的优势，大量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在国内知名学者中的国外发表成绩最好。第三，林毅夫教授具有出色的理论概括与创新能力，比如从退出权角度研究饥荒问题，把比较优势提升为发展战略，提出自生能力、潮涌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第四，林毅夫教授具有自觉而强烈的方法论意识，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融会贯通，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阐述治学方法的普遍规律。《中国的奇迹》书中就经常讨论方法问题。即便不同意他的具体观点，也能从其方法论中得到启迪。最后，林毅夫教授对自己观点与自创学说具有超凡脱俗的热情与自信。深刻的思想加上诲人不倦的态度，使得林毅夫教授天然就是教育家。
（4）对于林毅夫教授经济学说的疑问探讨。林毅夫教授创立发展经济学新学派，必然要和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思想家一样受到很多质疑和挑战。质疑主要分两类：一是如何处理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关系，二是如何看待制度、产权、改革等问题。第一类质疑不构成很大挑战，第二类质疑值得重视。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之所以难以上轨道，根本原因是对经济体制和制度所做的历史选择存在偏差。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体制和制度安排的系统转轨。转轨阶段性成功带来经济奇迹般增长。制度演变前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
林毅夫教授对制度变迁重要性的分析似有不足，对产权-竞争推动转型作用重视不够。林毅夫教授的学说虽然在理论上肯定制度重要，但从理论体系基本逻辑层面看，对制度的重视似有不足，容易引发“制度缺位”评论。林毅夫教授对此评论的回应或许是：战略是外生变量，比较优势战略调整必然内生决定制度、产权等变量。借助“外生性”概念的抽象回应虽有一定道理，然而问题在于：“制度-产权”与“政府-战略”这两组变量哪个更具外生性？从历史顺序看，“消灭私有制”这种具有鲜明产权-制度特征的革命理论显然比赶超战略更早出现。历史基本轨迹似乎显示：产权与制度革命，无论是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历史实践上，或许都是更为本原与更为外生的变量。
林毅夫教授对35年改革经验教训的研究有些前重后轻。他早先比较重视描述改革进程与总结改革经验，后来推进改革的思想锋芒有所减弱，对后续改革新探索与新素材似乎少了一些写《中国的奇迹》初版时的兴趣和激情，研究重点较多转移到政府产业政策及政府干预必要性的分析论证。
总之，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已从20年前一株新树成长为独具风采的参天大树。然而思想天然偏好多样性。为新学说成就叫好同时，也要留意任何一种学说体系都可能存在的限制。也许需要一组而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说，才能对中国经济成长给出合理和令人满意的解释。
（5）林毅夫教授经济学说的启示建议。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在的朗润园由于其特殊禀赋特点，在推进不同维度研究中国经验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建议举办“朗润学人经济学说研讨会系列”，继续深入研究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同时请其他资深教授（如周其仁、宋国青、汪丁丁、张维迎、陈平等）演讲，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朗润园在成为政府智库的同时，还应成为解释中国经验的理论中心，形成中国经济学的“朗润学派”。
张维迎：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成就与经验？
《中国的奇迹》出版二十周年之际组织专门讨论本身就体现了这本书的价值和林毅夫教授的影响力。今天讲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并不是完全针对这本书和林毅夫教授的观点。
（1）后发国家保持长时间持续增长很难说是奇迹。哈耶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缺少自由的国家可以利用自由国家发展起来的技术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些落后国家之前没有发展。
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应该是英国和美国。由于工业革命，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则从一个南北战争之前80%以上人口都在农村的农业国家，在三十年后的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值得我们高兴。这说明，人只要有自由，就会有发展。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是总体而言政府管的越来越少，虽然中间有所反复。目前之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过度自信的气氛，一方面反对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普遍的规律用来指导其它国家。实际上，中国过去30多年在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创造能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的新技术。英国产业革命期间创造蒸汽机，带来了机械化；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30年里在电器以及汽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我们不能够谦逊的对待成就，我们就可能走向反面。
（2）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始终强调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与历史上的经验不相容。理论上，最初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以及后来强调分工带来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杨小凯教授都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市场的作用被否定了。存在市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比较优势。比如说，陕北缺水，农民不会自发选择种水稻。然而计划经济则可能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
（3）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可惜地是，目前正规的经济增长模型都缺少企业家这个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假设所有人都同样聪明理性，这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缺陷。诚然，企业家有可能判断错误，但是他们与常人不一样，一旦成功便可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才更加鲜明。四十年前，比尔盖茨预计未来将会是一个计算机的世界，所以他一头扎进了软件产业。产业政策能够取得积极作用的前提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去判断未来，然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政府官员的优势并不在于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未来，而在于能够在现有的官僚主义下循规蹈矩地做好本职工作。在体制层面上，也并没有相关的激励促使政府官员冒巨大的风险制定未来才能证明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各国的产业政策大部分都失败了，就是因为产业政策在本质上与企业家精神是不相容的。
在实际操作上，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难，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都难当大任。首先，企业家本身随着时代变化，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判断未来的最好人选。假如1990年美国任命比尔盖茨负责制定产业政策，那么互联网肯定会遭受重大的打击，因为当时比尔盖茨只在乎个人计算机，而不看好互联网。其次，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学家组成产业政策委员会，也只能看到某一个领域上的技术变化，而无法像企业家一样看到人类本身的需要。更不要说由政府官员制定的产业政策，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其无用甚至有害。比如，地方政府希望将光伏产业扶植成主导型产业，用土地、信贷和税收等优惠来招商引资，导致过度进入的潮涌现象。
（4）重新思考战略与体制的关系。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不得不扭曲体制。但究竟是体制导致了战略，还是战略导致了体制，是很值得进一步深究的。从历史上看，最初主张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并不是出于赶超的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需要。一旦实施了计划经济，政府肯定要折腾。出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提出一个倒退的战略，所以只能赶超。一旦存在这种赶超战略，企业家精神就会遭遇打压，否定个人权利和市场的存在。
讨论体制与战略的问题，实际是在讨论究竟政府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工具，还是个人是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的问题。如果个人可以成为实现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那么实施国家战略存在合理性。反之，如果政府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那么就应该保证更多的个人自由，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
林毅夫：对《中国的奇迹》有关评论的回应
非常感谢四位教授讨论《中国的奇迹》这本书。雷鼎鸣教授和宋国青教授提供了更充分的论述，是对我看法的补充。下面主要回应一下卢锋教授和张维迎教授的观点。
卢锋教授非常令人钦佩，把我二十多年写的文章、出版的著作都看了，对我的理论的研究和总结比我自己还系统。他提出了几个有待进一步思考和发展的问题，这里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承认我的理论对主流观点阐述得不够，但这是有意而为之的。如果我的理论对某个问题的解释比现有的理论的解释更充分或者更恰当，我通常还是用我的理论。比如农村承包责任制可以看作是产权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激励机制的变化。由于农民获得的只是有限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并不是私有产权，因此很难解释为什么局部的、有期限的产权变化会产生巨大的效果。我觉得从激励机制变化角度可以把这个问题分析得更清楚。再比如国有企业改革，私有化的确会对激励机制有影响，但国有企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有企业，的问题并不是尚未私有化造成的，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政策性负担及政策性补贴的问题。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里面，以及《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及《新结构经济学》等著作里，我一再强调，如果政府的战略目标违反比较优势，优先发展的产业里的企业就会没有自生能力，就会有政策性负担，进而就需要给予政策性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实际上是比私有更有效率。苏联、东欧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给的保护补贴反而更多就是最好的说明。
其次，国有企业对于潮涌现象有量的影响，没有质的影响。卢锋教授提到，民营企业往往把国有企业存在作为进入或扩大投资的合理化依据，最终产能过剩过程倒逼国有企业退出。实际上，在完全没有国有企业存在的情况之下，如果一个行业被大家都看好，同样会出现潮涌现象。最明显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互联网浪潮下大量企业进入，最后大部分倒闭。当新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时，有国有企业的话其它企业也会进入，即使没有国有企业其它企业也会进入；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除非政府有保护补贴，否则即使有国有企业，其他企业也不会进入。
最后，我非常同意卢锋教授的观点，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如盲人摸象，即便我认为自己摸得比较完整一点，但还是有些东西不能充分解释，所以鼓励其他人从其它角度探索。
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之所以发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自由。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当自由的，当时政府的力量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基本上就只是收税，但仍然发展不好。此外，从欧美等国的经历来看，工业革命的产生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但是它还有赖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张维迎教授认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我觉得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政府的作用很关键。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一些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势，这时就需要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变化，既会面临很多外部性的问题，也会面临很多协调的问题，比如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会相应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单独企业家能够做的，必须要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或由政府来提供。
第三，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国富论》里面没有提到，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熊彼特做了深入的阐述。不过，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国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政府对基础科研的预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战略性的选择，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
潮涌现象的出现不是产业政策导致的。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美国没有互联网的产业政策，同样有互联网的潮涌现象。我同意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所以，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做的贡献的地方。
最后，张维迎教授认为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我的观点是，在结构变迁过程当中，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不对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进行完善，那么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其实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
（付雪晴整理，唐杰修订，林毅夫教授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