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日晚，北京大学国发院团委、经济学双学位学生会主办“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论坛。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研究员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强世功教授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分别发表演讲。以下是讨论内容摘要。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姚洋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GDP平均每年增长将近10%。中国同时还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另一个奇迹是使5亿人口脱离了绝对的贫困。他从三方面分析中国成就原因。一是早期准备。1949-1978犯了很多错误，但也取得很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力资本的积累。比如和印度相比，1978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是65%，印度只有40%。但是印度大学生人数要多于中国，中国当时的大学生人数只有适龄人口的0.7%，印度大概是中国的4倍，印度是精英倾向教育，中国的教育则是平民倾向。预期寿命也得到提高。1978年已超过了60岁，比印度多12岁。前三十年间中国积累了大量制造业基础，当时中国的制造业占GDP比重已超过40%，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没有超过20%。第三，中国的社会平等程度远好于印度。印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无地的农民。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度和中国都尝试进行土改，但印度土改并没有实施起来。
二是中国经济政策。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在大多数年份比较稳定，但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通常都超过了10%。中国财政政策是非常谨慎的。中央政府的负债占GDP比重从来没有超过20%，赤字很少超过2%，中国人力资本存量是较高的。如 2012年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到2020年40%的年青人将受到正规的大学教育，这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中国还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科技投资占GDP的1.7%，“十二五”结束时，该比例将达到2.2%，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属于中性政府。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个问题，即社会和经济极度的不平等。在极度不平等的情况下，政府极容易被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虏。中国是一个平等社会，政府用不着和某个集团去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中性政府。它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但它采取政策反倒可能不是中性的。比如早期的特区，特区的政策在当时来看是非常特殊的，许多人都对特区政策持有异议，因为特区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以及加入WTO都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且在改革初始阶段，大家看到的都是损失而不是收益。中国政府比较容易把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同时，中国政府非常务实，对待制度、对待法律都秉持务实态度。此外，中国体制还存在一个传统，即贤能体制的传统。党的职责之一便是选能，党内提拔要看官员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业绩和表现，于是官员有极大激励去发展经济。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韩毓海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考察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历史上的荣辱兴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考察中国道路，可以把现代世界兴起往前追溯到中国的宋代即十一世纪。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作为标准，从那时起不但产生了一个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国家机器逐渐采用了重商主义的方法。伴随着这些变革，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同时，还有煤铁冶炼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地方割据势力的消失，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形成一个世界性的贸易体系，以中国为主轴，向世界展开。
随着西班牙对美洲征服和大规模开采，1567年明朝开放盐禁，西方世界开始逐渐挤进中国朝贡贸易体系。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支配世界的过程与中华帝国衰落同步进行。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现代历史进程的第二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产生了无产阶级。这和西方非常强大的工匠传统有密切关系。李约瑟在谈到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时，就说到中国行会和商会不够发达。我们发现西方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家都是行会家庭出身，如康德是马蹄匠，尼采是钟表匠，欧文是著名的企业家等。创造并代表了现代科学技术变革的无产阶级与开拓了世界商品和投资市场的资产阶级联手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的进程。
但西方工业化后果是不明确的，它导致了无产阶级成熟和壮大，同时由早期工匠和现代无产阶级发明的科学技术的成果却日益被作为投资者的国家和资产阶级盗取。文艺复兴主导者其实就是工匠，因为当时艺术家和刷墙工匠其实没有区别。这些人逐渐成为现代科技技术的主体，推动了工业革命。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是以剥夺外围国家财富起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产生于这样背景，其核心是揭示和分析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和对立。
现代历史进程第三阶段，表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列宁所说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双向进程。这个阶段也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是最后一场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革命，随后发生外围国家革命。1907年伊朗革命、1908年土耳其革命和1911年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目标都是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历史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价来渡过它的危机阶段。
现代历史进程第四个阶段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这个阶段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而使世界人口90%长期处于贫困和被剥夺地位。第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已完全放弃和排斥实体经济和生产劳动，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成为剩余价值主要来源，成为资本积累动力。第三，随着金砖国家等经济体的兴起，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方对比第一次出现了逆转。
中国经济兴起是中国革命结果。改革和革命改变了中国贤能体制。早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先觉者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治理结构失败，选贤体制出了问题。中国在唐、宋也产生类似中性政府，非常重视选贤举能，非常重视人才培养，但问题是，选出来的士大夫阶层与生产劳动领域完全脱离。这个精英群体不是不中立，而是没有用，他们作为中国社会价值标准的制造者，制定的标准不对，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完全脱离，这是最大的问题之一。王安石在变法中就提出中国的士大夫在选任方面都不合格，这些人会写诗文、会写策论，但和现实没有关系。
因此，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推动传统中国向现在社会的转变的努力从11世纪就开始了，但所有的改革和革命都失败了。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没有真正改造中国的中层，即科举、儒教和士大夫，也没有真正改造中国的基层，即宗法和士绅，而仅仅将改革和革命目标对准上层，即朝廷，所以这样的改革和革命都不可能成功，中国社会的真正改造也不可能实现。在这层意义上，毛泽东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中层和基层。如果说近百年来，中国的经济搞得好，就是因为这个阶层被改造。未来我们还要力图超越西方制定的普遍标准，制定更多具有普世价值的规则。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强世功教授主要探讨海洋贸易发展模式和陆地贸易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国家战略选择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第一点特征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但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上也导致了两个结构失衡：一是对外贸易基本上依赖美国、欧盟和日本；二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空间分布不平衡，主要依靠沿海的海洋贸易，内陆经济发展很落后，出现东部发达的中国和中西部落后“两个中国”。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是在文革结束后形成的“经济发展至上论”背景下产生的，形成稳定压倒一切、一切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社会环境。为了经济发展忽视其他发展，导致中国社会严重失衡。改革共识的破裂就是跟社会严重失衡有关。
第三，发展得益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制定的有效的经济规划。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发挥了相当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许多国家发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政府。全球化意味着资金、劳动、资源在全球的再分配，后起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政府来抵制不公平的资源和社会产品分配，经济发展将很难取得成功。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这后三十年要对前三十年许多发展模式做出调整，比如要重新调整稳定压倒一切、全力发展经济的政策导向，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重新思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等等。
强教授讨论中国在海洋贸易体系战略选择问题。中国目前是外向型经济，所谓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在过去五百年从地理大发现以来所形成的海洋贸易的发展模式。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主要是围绕海洋贸易发展模式展开的。国际政治上讨论的所谓中美共治问题，就是讨论中国加入海洋贸易体系后中国角色的问题。这虽然不是一个很好概念，但中美共治会成为一个事实。
问题是要达成一个共识。美国战略构想本身存在内在的矛盾，一方面，美国当然希望中国能像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日本那样成为它的战略伙伴，因此会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上的诱导；另一方面，它同时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强不信任感，所以战略上围堵中国。有学者认为中美最根本的焦虑在于缺乏战略互信，而强世功教授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战略互信，而是中美双方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分歧。第一，以中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大国的角度讲，它不可能满足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日本那样与美国的关系；第二，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讲，它也不会在全球范围内维护美国的霸权体系。这样的战略冲突，在未来的摩擦会更严重，也更多，因为海洋贸易发展在遇到困难时，内部的矛盾会更突出。
中国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中国必须要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什么，就是说要明确自己的战略体系，甚至为了这个战略体系而不惜采用战争的方式，这样才能形成战略威慑，才能建立互信。第二，就是发展目标的明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的是，中国应紧紧围绕中国国家安全的概念展开，如果中国不能在东亚、东南亚取得区域性主导强国地位，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足以保障。复兴的目标应明确为亚洲区域性主导强国。在这样明确的目标下，主张有利互赢的中美共治，即美国要支持中国成为东亚地区性主导大国，作为配套，中国支持美国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超级国家。这是未来中美共治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能够明确，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都能够解决。
强世功教授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能不能摆脱对海洋贸易的依赖而发展陆地贸易的国际战略选择问题。过去经济发展建立在五百年来海洋贸易体制上，是因为海洋贸易的成本要比陆地贸易低的多。在海洋贸易出现之前，陆地贸易最强的是中国和整个伊斯兰地区。后来，海洋贸易以成本优势取代了陆地贸易。一战及之后的世界战争甚至也是陆地贸易和海洋贸易的对抗。将来，随着铁路技术的发展，陆地贸易也有可能会以成本优势取代海洋贸易。
中国是一个标准的两栖国家，中国东部是海洋贸易，中西部是大陆贸易核心地带。中国过去一直在海洋贸易和陆地贸易之间摇摆，中国后来结束了海洋贸易完全变成陆地贸易，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则是重新从陆地贸易转向海洋贸易。中国发展到现在，中国的贸易严重依赖海洋贸易，以至于国家经济安全严重依赖美国、欧洲的发展，那么不禁要问，中国能不能摆脱海洋贸易，是否可以转向中西部发展陆地贸易？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对落后的中西部没有信心。但强世功教授并不认为中西部太落后而不能发展经济贸易，因为如果站在宋朝的角度，广东也是极度不适合发展经济的。
强世功教授进一步设想，如果中国的劳务、俄罗斯的资源和德国的技术联在一起，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将囊括整个世界地理核心地带。把中国、俄罗斯和德国联在一起，要依赖于铁路技术的发展，由铁路技术发展最终取得陆地贸易对海洋贸易的优势。为什么过去一百年间，航海技术发展迅速，而铁路技术几乎在原地踏步？一个猜想是，掌握了海洋优势的国家会把掌握的技术优势导向海洋技术，而不是铁路技术，所以，铁路技术落后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并不在于技术本身的问题。
中国的高铁发展会和中国的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带动中国中西部、中亚等这些过去海洋贸易发展的重灾地，重新焕发活力。过去就有欧亚大陆桥的设想，东起连云港，西至鹿特丹，但这一战略构想缺乏技术支持，现在高铁的发展使之在未来可能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