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世经政所-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召开“2008年末宏

2008年12月29日下午，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世经政所联合召开“2008岁末宏观经济研讨会”。会上世经政所余永定所长、张斌和姚枝仲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宋国青和卢锋教授分别发言，并与特约财经媒体记者进行交流研讨。分三期简报报道发言主要内容，本期报告姚枝仲和周其仁演讲内容。

姚枝仲：外需冲击与总需求波动

姚枝仲演讲主题是“外需冲击与总需求波动”。他首先分析出口的收入弹性和出口对总需求的影响，其次讨论中国出口依存度是否过高，然后分析顺差与GDP的关系，最后指出政策含义。

出口的收入弹性和出口对总需求影响

中国的出口在11月份出现同比负增长2.2%，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出现了较大的困难，这些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11月份贸易顺差达到了400亿美元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8%。这种出口减少而净出口大幅提高的现象对于理解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外部需求冲击主要由外部收入变化和外部价格变化两方面引起，并进而对本国出口需求产生影响。但是，外部需求冲击还会通过出口对总需求产生影响，因而在衡量外需冲击影响时应该分别进行考虑。

外需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是一个出口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问题。在一个考虑了新产品的出口需求方程中，使用Sato构造的理想价格指数和Feenstra的研究结果，通过对我国1992至2006年的数据进行多次逼近估计，得到中国出口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0.46和4.7。也就是说，外部价格每下降1%，出口就上升0.46%，外部收入每下降1%，出口就下降4.7%。出口价格弹性偏低可能是因为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主要面对中国出口商之间竞争，而不是与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出口的收入弹性偏大则与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结构有关，因为加工贸易本身比较容易受到外部收入变化的影响。

出口的变化还会通过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影响GDP。具体而言，出口对于总需求的影响有如下四个渠道。首先，在中国的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所以出口的减少会直接导致加工贸易进口减少。根据2007年的数据，每1美元的出口减少平均会导致加工贸易进口减少0.3美元，净出口减少0.7美元。由于净出口的变动幅度低于出口变动幅度，且净出口占比GDP较小，因而这一渠道对总需求的影响相对较小。

其次，出口减少会降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一般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收益与资本成本之比，在资本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减少会通过降低企业的出口收入与利润来降低资本的边际收益，并进而降低投资需求。下降程度取决于企业的资本存量向合意的资本存量收敛的速度。根据中国的数据，综合估计合意资本存量和资本调整速度之后，1单位出口收入变动会引起大约1单位当期投资变动。

第三，出口收入变化和投资支出所产生的收入变化会引起消费变化，而消费变动会进一步引起收入的变动，并且通过乘数效应对总需求产生影响。根据统计，中国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大约为0.4，即1单位的收入变动会引起0.4单位的消费变动。

第四，投资和消费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购买国外产品的。因此，消费和投资的减少会引起进口的减少。从数据上看，我国非加工贸易的进口倾向约为0.2。通过上述四个渠道并结合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可以发现，出口增长率下降1%，会引起投资增长率下降0.62%，消费增长率下降0.53%，进口增长率下降0.81%，净出口增长率下降1.74%，GDP增长率下降0.65%。而外部收入变动1%会引起出口同向变动4.7%，因而外部收入变动1%会导致中国GDP同向变动3.1%。可见，外需变动对于总需求的综合影响是很大的。

中国出口依存度高不高

外需对总需求的影响还会随着出口依存度的提高而逐步提高。2007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达到了37%，远高于美、日、德等主要经济体。很多学者通过从出口对国内经济影响的角度来衡量出口依存度的大小其实是不全面的，因为既没有考虑出口通过消费和投资对国内增加值的带动作用，也没有考虑外部冲击通过出口对国内经济影响。我们提出一个以1%的外部收入变动对本国收入变动的百分比来衡量出口依存度的高低。如果高于1%，就可以认为出口依存度高了，反之就说明不高。这里的依据是，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依存度都“高”的话，则在没有国家干预和内在稳定器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一个小的需求冲击都会通过外贸渠道传递到世界上所有国家，并通过这一放大机制造成全球经济的崩溃或无限膨胀。因此，大于1的出口依存度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不稳定的。当然，这一临界值在存在内在稳定器情况下可以适当放大。反之，当引起的本国收入变动小于1%时，贸易的传导将逐渐弱化初始的需求冲击并使世界经济自动趋于稳定。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数字达到了3.1%，并且中国的内在稳定器机制又相对不太健全，所以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显然是过高了。究其原因，一是出口的收入弹性太高，二是出口占GDP的比例太高使得出口变动对GDP的影响太大。因而，着手降低我国的出口收入弹性以及出口占GDP的比例才是降低过高的出口依存度的有效途径。

顺差变动与GDP变动

由于GDP的支出法构成分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因而净出口常常当作外需部分，但这种方法会由于没有考虑出口或者外需的变化所引起的消费和投资的变化而大大低估国际贸易对GDP的影响。要分析外需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需要考虑外需变动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综合影响。此外，国际数据和中国数据都显示了GDP变动和贸易顺差的贡献总体上呈现反向关系，例如中国1978~2006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37。因此，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是衡量贸易顺差与GDP关系的一个好指标。事实上，出口才是衡量外需的真正指标，进口则是总支出或总需求的对外溢出部分，因而净出口是内需和外需变动的综合结果。但是，根据净出口或者贸易顺差的变动仍然可以了解内需、外需以及总需求的变动情况。一般而言，当顺差是由出口的变动主导时，顺差变动主要反映外需的变动，并与总需求呈顺周期关系；否则，便会发现顺差变动与总需求呈现逆周期关系。11月份，我国巨额贸易顺差是由于在出口下降同时，进口更快地下降造成的。所以11月份顺差增长是外需和内需同时开始收缩的表现，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信号。

政策含义

面对内、外需同时收缩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致力于刺激内需，因为我们的价格弹性太低，只有-0.46，出口退税政策中的一半以上实际上补贴给了外国消费者。如果将原定用于出口退税的资金用与政府支出或者对居民进行转移支付，则对国内收入和GDP的促进作用将大幅度提高。其次，目前的顺差增长并不能说明外需对GDP增长有正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通过降低顺差来实现总需求的稳定。而降低顺差的办法就是扩大内需，并导致进口的引致性增长。

周其仁：改善经济增长基础条件与短期应对政策

今天我们两家联合召开研讨会，有一个背景情况。2003年9月份余永定教授和宋国青教授分别撰文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他们都旗帜鲜明主张人民币应该主动升值以应对新一轮景气变动的挑战。此后几年经济形势变化很大，但永定和国青还是坚持了这样的看法，并各自带出了研究团队。一般说，宏观问题很容易变成超短期的事情，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这样对知识积累和学术发展不利，需要在观察现象的基础上提出比较稳定的分析框架。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公众与产业界都很关心，想知道为什么经济会突然猛烈收缩。前面几位已经把重要问题都讲到了，我作一点补充。

这次猛烈下降很特殊，不过也有不那么特殊的一面，就是在猛烈下降之前有过度扩张，也就是大起在前、大落在后。譬如全球GDP增长率，2004－2007年间平均高达3.8%，比前四年平均快了1.2个百分点。中国的GDP增长从9-10%，提升到11-12%。投资的情况刚才几位都讲到了。资产价格更是大起在前，大落在后。上证指数一年多时间内涨了5000多点；全国商品房均价从每平方米2000元升到近4000元，也就发生在2001-2007之间的六年时间里。这里有个经济观的问题：如果大起意味收入和财富的增加，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大起”的代价能不能承受。现在的局面是，在享受了大起的兴奋和喜悦之后，我们无可避免地面对大落的痛苦。

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不稳

同意宋国青的看法，大跌之灾不完全是外部冲击造成的。从中国自己可控的层面来讨论，经济大起的基础还不稳固、不可靠，即便没有突发的外部冲击，也难以支持持续的高增长。目前的当务之急，当然是想尽一切办法保增长速度。不过，增长基础不稳的问题，总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加以解决或改善。否则，增长速度回升以后，基础不稳可能再次危及增长质量，妨碍中国转向又好又快的增长模式。

从这个角度，我谈几个制度性的基础不稳。首先是人民币汇率机制问题。这是近几年开放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现在有一种流行的批评，说人民币升值坏了中国的事，因为升值导致出口部门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由此打击了对中国高增长有大贡献的外向产业。这个批评不客观。实际的情况是，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升值的方向值得肯定，如果没有那一波升值，中国的外向失衡会更严重，贸易条件会更恶化，中国的外汇资产损失也会更巨大。如果要总结经验教训，倒应该说，人民币升值升晚了。也不是没有经济学家有过主动早升值的分析和建议，2003年9月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两位代表人物，余永定教授和宋国青教授，今天都在座。他们当时提出“汇率是纲”，提出不要误读日元升值的历史教训，提出中国要主动升值的政策建议。现在看，主动早调整付出的代价小，被动晚调整的痛苦更大。

关键的一点，是区分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前者可以“调控”，也可以按照任何理论或主张升值、贬值或不变；但是，实际汇率不听这一套。只要中国生产率的进步率相对更快，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挡不住也要升。基本的机制就是，汇率当升不升，中国出口部门的生产成本就越升越急。其实2004年以来，沿海地带出口产业早就面临劳力、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品的市价快速上涨的压力。看起来，只要名义汇率不升值，出口创汇1美元还是等于换到8元人民币。但是，为创汇1美元的人民币成本却越升越高，同样会把出口拉下来。许多出口企业把“成本上升太快”与“人民币升值”并列为近年出口遭遇的困难，其实这两股压力来自一个地方，就是名义汇率调整的滞后。

理论上可以说，名义汇率的不变与国内通胀升级是一回事。但是从实际上看，在人民币名义汇率绝不升值的预期下，企业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外向产业，等到形成产能后再来承受要素成本逐年上升的“煎熬”，或者就是继续追加产业投资。这样，就累积形成一个过旺的外向部门（2007年广东省出口依存度达92%），等到国际市场需求暴跌，就成为压垮中国出口部门这匹超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上分析，是说名义汇率的“不变”不但挡不住实际汇率最后还是在变，而且名义汇率的固定状态还增加了企业调整的信息成本。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之成为真正反应市场变动的浮动汇率。这样看，这些年来我国汇率机制虽然已经实施了多项改革，但即使在2005年实施了小幅升值的汇率政策以后，固定汇率或盯住汇率的制度框架还是没有根本改变。其中的关键，是政府（央行）仍然负有把进入中国的所有外汇全部买断的最后责任。我的看法，只要存在最后有责任购入全部外汇的“超级买家”，汇率的市场基础就还是空中楼阁。

这里有两点要讨论。第一，政府（央行）用什么样的支付手段来购入全部外汇？目前是靠央行发出的基础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这等于问，在有一个可以印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买家”的条件下，“市场”连同“市场价格”还可能反应真实的供求变动吗？第二，政府（央行）拥有购买外汇、并决定购买外币资产的权力，究竟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行使的？具体问，就是买对了怎么样，买错了又怎么样？如此巨大的投资责任，对谁负责、向谁报告、如何披露、最后由谁埋单？现状是央行买，但最后外汇资产的风险责任却不是、也不可能由央行负责，而是将由财政负责、最后由全国人民承担。从体制上看，这相当于传统的国企：权力与责任脱节。改善的方向，是出资、投资的权力与责任由一个行政主体承担，对国务院报告、向全国人大负责。

可见现存体制派生出一个不合理的流程。政府买汇的行为，既不受支付手段的限制，也不受投资责任的约束。这当然不可能奠定一个可靠的汇率市场的基础，也不可能形成完全反映供求的市场汇价。在此条件下形成2004-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的惊人增长，不但对外失衡，对内也失衡。

最近几年关于汇率的争论，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的讨论。当时一派意见是“放”，另一派是“调”。后者主张将价格调整到合理水平，但前者认为，正因为没人能够算得出“合理的价格”，才需要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价格机制。现在的汇率问题是同样的，重要的不是知道人民币兑多少美元才合适，而是人民币汇率在什么机制下形成。中国最近几年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改革，但基本架构离市场基础还有距离。

从货币增长不能推动经济增长角度看，货币是中性的，因为多发货币仅仅带来经济变量名义值的改变。但是观察也表明，过多的货币在经济体内漫游，确实会改变相对价格，因而货币又是非中性的。最近薛兆丰找出哈耶克的一段话挺有意思，他说过多的货币不象水，而比较象蜂蜜，因为它不会在瞬间流动到各个经济部门，使所有商品劳务的市价同比例上涨，而像蜂蜜一样，会在一些部门聚集、停留较长时间。这时候，那些部门的需求就蹿升。这两年我国的股市、房地产，还有其他投资品包括普洱茶等等，价格起落幅度异常巨大，与上述货币的非中性大有关系。

股市这两年做了很大改革，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还不够强。上证指数涨过4000点时，除了紧急加了一次印花税，好像再没有别的手段了。为什么在股价上涨过程中不能让更多的企业上市？这与我们上市的行政审批程序是有关系的。这就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基础尚不稳固的问题，一旦货币的“蜂蜜”巨量集中到股市，股价大起在前，大落在后，对作为投资人的家庭和企业打击很大。不但账面资产缩水，信心崩盘，还会摧残人力资本，因为一时间很多人赚快钱上瘾，对踏踏实实做工作的兴趣就没有了。

房地产的波动，首先当然也是来自需求的推动，是宏观经济形势使然。不过从微观基础看，也有市场基础不可靠的问题。譬如土地供应还是行政控制，结果在房地产市价已经快速上涨的情况下，还有一段时间收紧了土地供应，结果当然进一步强化了“蜂蜜”的凝聚效果。这个问题要通过建立健全的土地市场来解决。最近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缩小征地范围”、扩大集体土地入市是非常根本的，相信真的实行以后，可以增加土地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

市场准入方面的小问题一大堆。刚才张斌谈到的例证很好：台湾王永庆2000年就想在北京办一个5000床位的医院，结果到今天也没有办成；但是他要办石化或其他工业项目，从上到下都得到热烈欢迎。这说明，很多可以投资的领域并没有放开。为什么一段时期以来，推进市场准入的改革动力不足？因为仅仅制造业出口就把GDP增长率推高到了12%，哪里还需要改其他？

概括起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还是竞争性制造部门改革最深入、最成功，但是涉及汇率、利率、金融、医疗等部门改革就远不充分。这是经济大起大落的制度层面的原因。

目前经济下滑的短期应对措施

短期来看，需要对经济的猛烈波动做出反应。主要建议其他发言人都已讲到，这里补充几点。

一是减税力度还是不够。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增值税，这是必要的，然而远远不够。现在看，春节前后经济形势可能还会继续恶化，需要果断地将增值税的整体税率大幅降低，所得税方面也需要采取措施。今年年初重庆政府看形势不好，就把原本工业企业享有所得税率15%政策推广到了所有行业。也同意永定的看法，再提高出口退税率从长远看利大于弊，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也有限。应当考虑降低进口税。如果大幅度降低进口税，顺差就不会这么大。总之，现在需要较大幅度减税。如果没有把握，可以暂定实行一年。

二是财政补贴需要考虑选择帮助农民工还是帮助出口企业。在市场需求已经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补企业不如直接补给工人。1998年的经验，补工人所花的资金量远少于补企业。建议政府考虑对返乡农民工直补，见一个发一个，先发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如果形势还不好继续发三个月。这种办法比干预价格参数、或对银行施加放贷压力要好。

三是4万亿投资的土地配套要研究。过去重点项目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往往是比较低的。希望这次4万亿投资所需的土地不全部通过征地来解决，而要鼓励农村整理建设用地，把腾出来的土地并用于扩大内需的建设项目，争取让农村和农民分享到更多的地租，增加农民收入。

我认为，把涉及政策基础的中期改革与短期应对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目前的困难挑战，争取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