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问题是经济复苏进程中一把高悬着的利剑。它的威慑也使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聚焦于在质疑“劳动力市场是否一定存在瓦尔拉斯均衡价格机制”问题上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三位“搜寻理论”家，即戴蒙德(Peter Diamond)、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和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
就业市场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成为左右历次危机演进的关键因素。考察1950年以来(本次经济复苏不包括在内) 美国经济研究局（NRER）确定的八次经济周期，不难发现：其一，失业率明显滞后于GDP和工业产值，滞后于GDP的时间平均为6个月，即2个季度，滞后于工业产值的时间平均值为7个月。其二，失业率同样滞后于非农就业人数、每周领取救济金人数，滞后于非农就业人数的时间平均为5.5个月，滞后于每周领取救济金人数的时间平均值为8.5个月。
重返就业如此之难，以致唯有解决失业问题这一“顽疾”，经济才会真正走出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失业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出现的失业问题中，传统失业理论或过于关注总量，或更多地从劳动力市场以外的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来探讨。
搜寻和匹配理论的出现，加深并统一了人们对结构性失业的认识，为自然失业率奠定了微观基础。他的主要观点是：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没有摩擦的市场，雇主和择业者之间互相要找到对方是有成本的。相互寻找的过程意味着，工作岗位闲置与失业并存将不可避免。消费者与出售者(也就是雇主与工人)不能找到彼此，从而引发了所谓的“摩擦”。该理论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失业问题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很有价值的洞察力。
虽然这些理论成果并不能解释当前欧美高达10%的失业率，但有助于理解其中3%的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失业。美国失业问题表现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典型的失业模式。即金融业位于失业危机的震中；随着危机蔓延，经济萧条导致总量型失业不断增加；危机加速了产业升级的阵痛，使原来积聚的结构型失业人口集中释放。一是劳动力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搜寻和匹配来实现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这有待于再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摩擦性失业可能是一种自愿性失业，表现为原来一些高薪群体并不急于就业。
搜寻理论另一意义在于，有利理解政府监管及经济政策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及工资变动。劳动力市场是可以有所改善的，这与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有关系。三位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经济政策得当，我们没有理由不会实现充分就业。
与美国相比，解决欧洲失业问题的制度障碍更明显。首先，与美国相比，除了英国、爱尔兰和一些欧盟新成员国外，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性更强，灵活性更差。其次，欧洲的显著特征是利益集团与协商谈判程度较高，高工资以及工资之外的劳动成本过高降低了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的经济增长潜力，如私营服务行业；而且有损于就业岗位的创造，特别是那些低技能工人更难找到工作。其三，一些国家失业救济金如此之高，以致失业者宁愿拿失业救济金，对低工资的工作不屑一顾。
欧洲面临的挑战是既要保持其社会模式的比较优势，同时又能使之现代化并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改革的方向包括：通过削减福利控制社会开支；社会责任从主要由公共机构承担更多地向私人自愿性保险转变；通过扩大非典型性工作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一些国家的政府与工会进行谈判并着手改革，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改变了社会伙伴在福利管理中的参与方式。
各国就业情形均不容乐观，但由于经济结构大相径庭，失业链条不可一概因危机而论。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失业问题更为复杂，形势更为严峻。由于我国现有的失业统计体系不够全面、科学，缩小了中国的失业人口的统计范围，也难以捕捉真实的失业规模和失业程度。
首先，统计范围较为狭窄。我国失业人口应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城镇未登记失业人口；下岗职工中的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失业人口。而我国目前的权威失业率指标仅为城镇登记失业率。
其次，统计数据司信度不够。数据收集方式采用的是城镇单位就业情况定期报表制度，报表涉及的基层单位变动频繁，数量过多，存在普遍的漏计，而且由于失业统计和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有些地区会有弄虚作假的行为。
再有，失业统计口径、统计方法不一。我国采用多元调查统计方法，即城镇登记失业率来源于登记调查，调查失业率的数据来源于人口普查和劳动力抽样调查，所得出的失业统计数据结果各不相同。
尽管如此，单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看，2010年上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是4.2%，较2009年4.3%的水平下滑显著。
当前失业问题的严峻性还不仅仅在于规模上，作为第一次由全球化引发的失业危机，它将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并使失业治理更为棘手。
一方面，失业焦点由体制内部门转向体制外部门甚至非正规部门，使失业的冲击范围更广、底层群集性更强、民生危害更大，同时也使政府对失业的直接控制能力大大减弱。
另一方面，发展趋势是从数量性失业向质量性、结构性失业转变，这种转变的趋势和方向与人口转变和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和方向是一致的。中国将要或者准确地说，正在经历着由绝对数量过剩供给的失业向劳动力相对受教质量不足、各项技能短缺的失业和所处结构配置失调性的失业转变。
正因为如此，失业治理方面，长期使用过的行政控制手段将很难奏效，需要探索出一种新的市场化应对模式，以期在经济增长、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中，对经济行为主体，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环境给予更多的支持。
这里，搜寻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维。
其一，需要松绑对劳动力的不合理束缚，力求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松绑劳动力的不合理地域限制、年龄限制，以降低搜寻成本。
其二，应该大大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披露，从而提高雇主和雇员之间“就业配对”成功的概率等。首先，我国应尽快建立和国际接轨的失业统计调查体系和制度，以完善现有的失业统计体系，获得真实、可靠、全面、科学的失业数据，为各项民生政策的出台打下真实的统计基础。
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失业统计应该有所不同。可以完善发达地区的失业统计系统，譬如在调查频率、调查范围上首先与国际接轨;对于不同的行业，可以规定不同的就业和失业标准，可以采取不同的统计方法，而且在对失业结构作进一步分析时，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指标，从而对该行业失业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种宏观指导的作用。其次，中国劳动力流动性大，如果能规范劳动力中介，便可以减低劳动力市场的成本，减少摩擦性失业。
最后，中国的失业补贴政策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对失业者积极求职的经济激励，即选择性补贴缺失。三位经济学家通过静态比较分析来考察失业救济的增加对均衡工资分布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一般性失业救济的增加会导致均衡失业率上涨。但是，选择性失业补偿的增加，会降低均衡失业率。这个逻辑更加适用中国劳动力市场。
中国的失业补贴政策的主要功能停留在生活保障上，很多地方还在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如现行制度仅为失业者免费提供职业信息、咨询、求职指导、参加与招募单位双向选择的机会；不对跨地区求职与再就业提供补贴；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可达两年；没有规定适当的等待期。
这些规定都不利于促进失业者积极求职。因而在失业救济制度中必须纳入积极主动的就业促进措施，才能切实发挥失业救济应有的作用。
（中国工商银行投行研究中心副处长，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