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右）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因在宏观经济领域所作的研究而在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7点，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得知这一消息后，《科学时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联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教授加里·利比克。他告诉记者，在宏观经济领域，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利用萨金特和西姆斯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政策，提出发展预期。这种基础分析工具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被广泛应用。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潘文卿也告诉《科学时报》记者，萨金特和西姆斯的研究成果是十分成熟的理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助于人们从宏观层面理解国家政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获奖纯属意外之喜
因欧债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人们都以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会颁发给进行政府债务或财政研究的经济学家。然而，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再次延续了以往“出乎意料”的一贯作风，开奖前的“预言”全都没有猜中。
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本人对此也表示非常意外。
西姆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未想过会获得诺贝尔奖，当评选委员会致电通知他时，他正在家中睡觉。这次获奖让他收获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惊喜”。当有记者问西姆斯打算如何花掉其500万瑞典克朗（约合74万美元）的奖金时，他表示：“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兑成现金放起来，然后再好好想想怎么用。”
萨金特的妻子卡洛琳·萨金特则对媒体表示，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她的丈夫正准备出门，搭乘从纽约到普林斯顿的火车去继续这个学期的授课任务，“我想他当时大概是被震住了吧”。
托马斯·萨金特1943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萨金特是现代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生于1942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目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他创立了名为向量自回归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的临时性改变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而此前被外界认为最有希望夺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戴蒙德，其研究领域是对金融中介与监督的分析。可惜的是，戴蒙德的研究结果与当下的现实相矛盾，尤其是在近来“攻占华尔街”运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戴蒙德最终没有被诺贝尔奖选中。
揭示国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虽然今年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乎人们预料，但他们并非经济学界的冷门人物，而是名声显赫的“大牌”人物。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解释为何将奖项颁给他们时说：“这两位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研究是非常经典的，他们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任务就是从定量的角度来回答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研究中发现、学习国家政策给经济带来的影响。”
自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各国政府都大规模介入了经济调控，但世界经济却毫无起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政府政策到底会给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萨金特和西姆斯解释了是什么让世界经济形势发展至此，下一步全球宏观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政策将作何改变，二人开创的研究方法解释了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导致了什么。
评选委员会声明说，尽管萨金特和西姆斯各自展开研究，但其成果形成互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如今已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必要工具。
宏观研究对微观问题解决有帮助
鉴于当前世界经济所处的复杂局面，人们自然期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能够开出救世良方。然而，这两位新晋诺奖得主却坦言，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解救世界经济的危局。
西姆斯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对于目前世界经济如何走出困境，“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他说：“世上没有简单的办法，任何方法都需要缓慢的工作和数据。但我相信我们发明的方法对解决现在的问题很有帮助。”
而学界很多人认为，萨金特和西姆斯的贡献，在于回答了“为什么”，而不是“怎么办”。
路透社财经评论员陈一佳认为，这两个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取得的，离现在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因此，目前来说，他们的成果更多地是对于现实的一些解释，而实际的操作还在摸索当中。但是近几年，尤其金融危机后，他们的很多判断对于市场都产生了影响。例如，他们对央行作用的判断对整个市场的影响非常大。另外，几年前他们就曾经指出，欧洲的危机可能会带动全球经济危机再次深化。
对此，潘文卿告诉《科学时报》记者，这两位大师所开拓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早已成为今天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必须掌握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在目前金融危机时期，欧美国家产生了许多微观层面的问题，看似超出了宏观政策层面所能解决的范畴，但经济领域的问题往往是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后，影响另外的一些变量，各个环节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宏观层面的研究对微观问题的解决依然有帮助。
尽管两位诺奖得主的成果没有给出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局势的直接解决方案，但是“没有任何经济学的理论是可以直接用来解决问题的”，潘文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