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斯萨金特(ThomasSargent)与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Sims)凭借他们在“宏观经济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的贡献，共同获得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托马斯斯萨金特生于1943年，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萨金特于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目前任教于纽约大学。萨金特对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大部分领域都有深入了解，其学术专长是动态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萨金特与卢卡斯（已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巴罗和华莱士一起开创了理性预期学派，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萨金特的著作主要有《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1979）、《理性预期与通货膨胀》（1985）、《动态宏观经济理论》（1989）等，其中《动态宏观经济理论》已成为欧美经济学研究生培养的典范教材。克里斯托弗弗西姆斯生于 1942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自1968起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1990年以后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西姆斯创立了向量自回归方法（VAR模型），并应用于分析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的临时性改变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西姆斯本人及其他学者使用这一方法研究央行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等重要问题，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其杰出的成就，西姆斯1988年成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1989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两位获奖者获奖的主要理由是在解决有关经济政策与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上研究出了方法，这些方法已成为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基本工具。
两位获奖者的主要学术思想及其理论贡献综述
在宏观经济研究和政策实践中，研究者和决策主体往往面临经济政策与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就业和投资等）之间因果关系所产生的问题，例如，提高利率或减税将如何影响GDP和通货膨胀水平，政府改变预算平衡目标或央行改变通货膨胀目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等，而萨金特和西姆斯就分析解答上述问题给出了研究框架和基本方法。瑞典皇家科学院永久秘书长斯塔凡?诺马克表示，两位获奖者的理论可以应用到这种“政策—经济”的因果关系互动中，并能够解释“预期”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宏观经济学主要任务之一是理解各种冲击（因素）和系统性政策改变对宏观经济变量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而萨金特和西姆斯的贡献“对完成这项任务不可或缺”。
（一）萨金特的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萨金特最主要的贡献是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以及动态经济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他在时间序列分析方面有开创性的研究，对古典失业和经济大萧条问题也有深入的研究。
1.理性预期理论与计量方法的创新
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即趋利避害的，在有效市场及真实周期内做出的决策都是合理的，任何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都会因经济主体的理性应对而削弱甚至抵消。该理论可以用于对经济政策的反思，而萨金特进一步应用该理论对计量分析的建模方法进行了创新。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计量经济学中主要有单方程和联立方程两种识别方法，但这两种途径都不能对预期因素进行识别。萨金特的主要贡献在于改变了旧有的识别方法，他研究结构宏观计量，以理性预期为基础，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而调整基于预期因素的宏观经济关系。
2.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
萨金特展示了如何用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分析的持久影响和长期调整，他将这种方法应用于研究政府与经济主体（如家庭、企业）因经济动态同时调整预期情形下的宏观经济关联：政府如何随经济走势变化调整自身预期和经济政策，经济主体如何根据经济政策来调整自己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并调整行动，进而逐渐影响政策的效果。例如，萨金特研究了二战后的各国经济状况，当时许多国家最初都倾向于推行高通胀扩张政策，但最终它们对经济政策做出系统性调整，进而推动了通胀率的下降。
（二）西姆斯的主要学术贡献
西姆斯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于对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应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他在1972年创立了向量自回归方法（VAR模型），这一研究方法以向量自回归为基础，将所有的内生变量并列处理，来分析经济如何受经济政策以及其他经济因素短期变化的影响，考量不同政策的实施效果。该方法对研究经济领域中许多重要问题都有很大作用，可以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产出、就业、通胀等)如何受政策因素（如央行调整利率、政府调整税收和支出）或其他一些突发因素(如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例如，1980年，西姆斯和其他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检验央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要一至两年才下降，但经济增长率会在较短时间内降低，并需要大约两年才能恢复到先前增长水平。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姆斯开创的研究方法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广泛采用，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西姆斯提出的时间序列中“西姆斯检验”与“格兰杰检验”一样成为时间序列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方法，而“格兰杰检验”的提出者格兰杰(CliveW.J.Granger)已于2003年因其在不平稳时间序列分析领域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几年时间内再次授予时间序列分析分支，表明了该领域的研究价值已受到高度关注和肯定。
两位学者的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实践的启示
从上述总结可以看出，萨金特和西姆斯的研究交集在于“政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他们都采用政策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经济政策的变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多个国家都已在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分析宏观经济并制定相应政策和发展预期。同样，我们也可以借鉴其理论成果，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和形势，从中得到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些启示。
（一）微观层面充分考虑和正确引导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
由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对经济政策效果有着重要影响，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及其按照预期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与政策目标保持一致的方向。就我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应不断提高公信力和行政效率，创造更好的条件，增强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引导经济主体全面把握市场信息做出理性选择，避免预期不足引发的系统性误差，为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提供有力保障。例如，在实体市场上物价上涨压力较大、商品供应偏紧的形势下，政府要提高市场监测预警水平，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同时，增强市场应急调控能力，发挥商品储备的保障供应作用，从而稳定通胀预期，抑制投机行为，防范市场价格剧烈波动。而在货币市场上流通性过剩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要及时公布政策调控目标和具体内容，加大宣传力度，披露决策相关信息，正确引导市场主体预期，使其了解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化，稳固信心。
（二）宏观层面统筹兼顾经济政策的短期灵活性和长期稳定性
根据萨金特和西姆斯的研究成果，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动影响，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制定调控政策和预期目标，同时，又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策实施效果来调整政策内容。当前，世界经济在艰难复苏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稳定因素，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全球资金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中国国内也面临着环境资源约束增强、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胀预期压力加大、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削弱等问题。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叠加在一起，加大了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决策的复杂性。一方面，政府要根据经济形势的短期变化相机抉择，合理确定阶段性预期目标，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加强财政、货币、投资、贸易等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另一方面，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消除经济主体对政策频繁变动损害其利益的顾虑，营造稳定的预期和宏观环境，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三）加强国家间经济政策协调，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与政策的因果关系已经突破了国界限制，更加显著地体现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上。各国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与周期波动的经济政策会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以及汇率变化等渠道对他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外溢效应。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部分国家政策失误而波及全球造成的，无论是美国长期低利率导致的次贷危机，还是西方国家长期的高福利政策以及过度扩张政策，都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因此，在分析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时，不仅要考虑本国政策的影响，也要考虑他国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但要考虑国内情况，也要考虑国际影响以及他国政策反应又会对本国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现实条件和新的起点差别很大，各国均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采取措施，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难度加大，政策冲突会对他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参与多边和区域机制协调与对话，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合作，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修订制定，在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