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制度改革实现金融全球化是个困难的任务。这些改革能成为现实吗？新兴市场国家可以进行这些改革吗？
答案是肯定的。……智利的发展表明，即使在拉丁美洲这样一个在过去20年里有着痛苦全球化经历的地区，同样可以做到这些。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智利似乎犯上拉丁美洲国家的所有通病：经济封闭，存在大量贸易壁垒；比阿根廷等邻国更贫穷；经济增长率很低；通货膨胀率很高且波动很大，1973年超过了600％。
1973年，皮诺切特政府上台后，实施了雄心勃勃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向外国资本开放市场，取消银行贷款的利率限制。不幸的是，这种金融自由化缺乏必要的审慎监管机制。结果是，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出现了贷款膨胀，不良贷款增加。随后，货币贬值，爆发了远比墨西哥和韩国严重的金融危机。
1982年，智利经济产出下降了几乎14％，1983年下降了3％，通货膨胀率增加到20％以上。智利纳税人为拯救银行体系付出的代价超过了GDP的40％，而墨西哥是20％，韩国是30％。
危机过后，智利人认识到他们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决定重新制定政策。在迅速使用纳税人的钱（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援助）对银行体系进行重组后，智利政府于1986年通过了新的银行法，彻底改革了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
该法律通过下列方法提高了监管部门在银行风险评级方面的地位：划分贷款种类；要求向公众披露更多的信息；向关联贷款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基于这些举措的实施，世界银行将智利列为新兴市场中银行监管最完善的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比肩。因此，即使在1995年墨西哥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和目前的拉丁美洲困境期间，智利的金融体系都没有出现衰退。政府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制被视为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审慎监管比资本管制更重要。研究表明，资本管制对智利后来的经济成功并不重要。
智利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增加行政部门在开支和税收决策方面的权利；引入增值税；填补税收漏洞；实施公共企业的私有化。改革进程在2000年达到高潮，新政府决定实施灵活的、平衡的预算原则。改革政策具有很高的透明度，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为预算准则设置关键参数。改革的结果是，智利1991年－2003年间的预算盈余达到GDP的1％。这是大部分发达国家梦寐以求的数字。
智利政府完善了货币制度。新的中央银行法于1989年通过并于1990年生效。它赋予央行独立性，将价格稳定作为其首要目标。1991年，智利央行制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最初，人们只将其理解为官方的预期，而不是正式或“硬性”目标。后来，央行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将通货膨胀率从超过20％降低到1994年的不到12％，人们才相信这是硬性目标，并将其归功于央行。
2000年5月，智利最终实施了全面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其大部分特点类似于英国等发达国家。2001年以来，智利的通货膨胀率接近3％，处于央行目标范围的中间。
智利还实施了贸易自由化。智利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最封闭的经济体之一，变成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平均关税从1973年的105％下降到现在的6％。另外，与智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无须缴纳进口关税，智利的平均进口关税不到2．5％。智利还废除了对外国资本进入的所有限制。
所有这些制度改革都取得了成效。1991年至今，智利的通货膨胀率从20％下降到大约3％，达到央行的既定目标。同一时期，经济保持高度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超过5％。智利的成功为其赢得了“拉美虎”的称号，与实现高速增长的“亚洲虎”相提并论。
智利并非完美无缺。它的收入分配并不公平。改革还远未将普通民众的教育程度提高到工业化国家的水平。由于邻国形势不稳，智利周期性地受到外部冲击，如1997年－1998年东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外国资本撤走。不过，相比其他拉美国家，智利的表现一直出类拔萃，增长率一直得到同地区其他国家的钦羡。同时，充满生机的智利民主制度对全球化进程做出贡献，因为公众将全球化视为通向富裕之路。
并不是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都像智利、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那样有良好的政治意愿，采取改革使金融全球化发挥积极作用。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和商业领袖致力于为民众服务时，全球化将会取得成效。这些国家的历史证明，全球化的下一个伟大浪潮将是金融全球化。
《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全球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美）弗里德里克米什金著，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