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中后期，美国步入一个令人振奋的持续繁荣期，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帕特南却发现，美国的社会似乎在堕落。帕特南被许多人誉为几乎可以和伟大的罗尔斯媲美的当代政治哲学家——当然，现在还不能称为伟大的帕特南，但他的声音已经震撼了全球。社会资本一词，就是因为他而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流行语。帕特南发现了一个什么足以称为经典的问题呢？实际上问题普通至极。改革开放以后，对普通中国家庭来说，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能够住进高楼大厦，但随着开始的新鲜感消散后，人们忽然发现，过去那种捧着饭碗到处串门的景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门越来越坚固、锁越来越智能化。随着门锁的更新换代，家庭之间、个人之间似乎隔阂也越来越重。
不少有识之士惊呼，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水平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开始下降了！特别是当年轻一代一茬又一茬地成长起来，诸如1980后、1990后等等略带贬义的词汇也开始成为社会流行语，和这些标签相伴随的就是所谓自私等语汇。或者说，无论是既有的成熟人群，还是正在成长的人群，似乎都与伦理道德四个字相去甚远。我们所担心的，正是帕特南对美国社会的担忧。帕特南用《独自去打保龄球》作为书名，非常形象地刻画了上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缺乏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的情形，他把这些看作是一个经济体社会资本的流失，并且认为这类资本的下降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发展。帕特南看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经常议论的问题。但帕特南提炼出了社会资本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才是其思想的精华，这也是帕特南之所以成为一个杰出思想家的重要缘由。但帕特南也注意到，美国的婴儿潮一代的子女——所谓的Y一代——却是自愿者和社区服务的主力。因此，很多学者批评帕特南说，实际上他低估了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的兴起。
的确如此，就如同一些人批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过去那种温馨的人际关系的消散时，却没有看到自愿者、NGO、捐赠等新的社会资本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很多人对作为新生代的1980后、1990后的偏见，掩盖了新生代和美国Y一代的共性面。实际上，当我们在惊呼伦理道德被物质财富侵蚀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掉物质财富的积累正悄悄地促进着伦理道德的进步。这就是本杰明·M·弗里德曼和帕特南的不同之处。本杰明作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政治学家帕特南同处一校，他们都试图发掘经济发展背后的非物质因素，所不同的是，帕特南担忧社会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可能会损害社会资本，进而反过来可能损害社会发展本身。而本杰明则强调，作为物质财富的积累过程，经济增长本身有助于促进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形象地说，从帕特南的观点看，我们有理由担心新生代的自私可能会给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阻碍；而从本杰明的观点看，我们则将乐观地看到，成长于经济繁荣期的新生代可能会更重视民主、自由以及伦理道德等物质财富之外的品质。
本杰明·M·弗里德曼的思想比较完整地体现在其名著《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中。本杰明擅长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哲学层面的思考和研究，所以他的书中充满了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的养料，为了论证经济增长可能带来伦理道德改进这样一个命题，本杰明甚至连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也拉来作为证据。我们只能叹服其知识的渊博、视野的开阔以及思想的深邃。这本书实际上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增长仅仅带来物质财富的积累吗？当然不是，“经济增长——即对明显的大多数公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常常形成更多的机会、对多样性的容忍、社会流动性、坚持公平以及对民主的尊崇”。(该书第4页)可见，除了物质财富的创造外，经济增长还能够产生各种有利的附加效果，套用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能够带来诸多正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包括宽容、公平和正义、民主、自由等等，而这些都是一个社会保持和增进伦理道德所必不可少的要件。
本杰明在书中详细地讨论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道德后果，看似一个经济史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经济与政治、文化以及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的梳理。为了增强说服力，书中还讨论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历史经验。很显然，该书在给出这些经验证据之前，花大量篇幅来讨论亚当·斯密以及其他早期学者的思想，表明了作者的企图。经济学需要回归斯密的真实传统吗？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所阐述的观点。人们通常对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积累之间的简单关系的定格，实际上来自经济学本身对伦理道德本源的忽略或者轻视。森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该书第13页)现代经济学的这种贫困化直接来自其对经济学工程学本源的一味强调，而经济学的工程学化直接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恶果，比如仅仅重视GDP的增长，而不关心人们的“伦理相关的动机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动机”(这是森在其著作中对经济学伦理本源的高度概括)。
本杰明和森都同时注意到，如果经济学对其伦理本源的一味忽视，后果会很严重。本杰明回答了帕特南的担忧，为什么美国的社会出现了“独自打保龄球”的普遍现象？因为美国过去三十年看似繁荣的经济，并没有给多数人带来实质性的好处。“美国过去30年中经济增长的成果大多流向了一小部分美国人……在考虑到更高的价格后，2004年美国公司中工人比30多年前每周平均少挣16%。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今天对工作的奖赏远远低于过去的水平。”由此，本杰明推测，“最近美国社会上显著存在的不断上升的不宽容、缺乏公民意识，以及逐渐减弱的大度和开放性，在某些重要方面是美国中产阶级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多数时间内生活水平停止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增长徘徊不前，或者如果我们继续保有只使一小部分公民获益的慢速增长，我想美国社会的退化将再次来临。”很显然，无论是本杰明还是森，都不希望看到一个单纯的GDP增长率，这是他们和许多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
当然，本杰明真正想要指出的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不仅需要经济增长，而且还需要一个充满伦理道德意义的增长。这种增长就不纯粹是物质财富的累积，同时还是伦理道德的提升。而这种观点正是斯密的传统的本来面目。本杰明和森其实都认识到，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和其伦理道德思想是密不可分的。现代经济学把后者逐步清理出去，也就等于抛弃了真实的斯密传统。那么这种违背斯密真实传统的做法也就会相应的报复我们自身。如同本杰明前面所担忧的，表面上看GDP在持续增长，但如果这个增长缺乏足够的公平和正义，那么不仅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更可能导致社会伦理道德水平的下降。这相当于从经济学的视角给帕特南的观点做了解释。
回过头来做一次本杰明和森式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思考，我们又有何感慨呢？当太多的人沉湎于GDP的增长率及其波动时，我们是否能够牢记本杰明对美国人的警示？森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用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来代表他的利益，而不应该用(至少不能完全用)一个人从这些自由中所得到的东西(福利的或主观能动的)来代表他的利益。”如此看来，要想让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繁荣走得更远，请关注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