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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口红利(蔡昉著,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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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前言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最初是从沿海地区到全国范围的“民工荒”,随后伴之以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连续多年上涨。说“难以理解”是因为在许多人的理念中,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是中国社会天经地义、恒久不变的特征。因此,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自2003年初出现之后,就再也挥之不去,而且工资上涨也成为一个次生现象,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更加真实。

这个不期而至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恰好符合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一个发展阶段的描述,即“对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因此,它意味着一个经济发展转折点的到来。由于上述描述是针对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而言的,而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又是与刘易斯教授的名字相连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转折点称作“刘易斯转折点”。

作为一个发展经济学研究者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线观察者,我及时做出了中国经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也因此而受到广泛质疑。不过,直到最近,在很长时间里,持反对意见(否认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人,通常未能提供充分的经验证据。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进行经验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证这个阶段性变化的判断。这些工作中的一部分,就是与刘易斯转折点相关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其结果之一,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迅速上升,通过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口红利。如果以后人口抚养比作为度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其经历了长期的下降过程之后,下降速度已经放缓,并预计在2013见底,随后转为上升过程。那就是说,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这个判断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是相辅相成的。毫不奇怪,这个判断同样遇到诸多质疑。

虽然时间对我是有利的,日新月异的现实不断消除着人们对于阶段性变化的怀疑。但是,争论仍然在继续,焦点则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作出任何判断的证据问题;第二是判断本身所引申的意义;第三则是如果做出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有怎样的政策含义和对应之策。为了回应反对者的各种质疑,也为了回答赞成者的相关询问,我一方面继续做经验性研究,在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论文,另一方面也应各类报刊之约,撰写了一系列短论,尝试用较少学究气的风格讨论上述问题。这个集子,便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的汇编。

遵照编辑的建议,这本文集按照七个板块依次编排,前六偏分别反映同一主题的六个角度。它们是:第一篇“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第二篇“人口红利盛宴即将终结”,第三篇“中国结束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第四篇“刘易斯转折点到达后的就业挑战”,第五篇“深度城市化与区域均衡发展”,第六篇“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后一篇即第七篇,收录了若干篇经济学随笔。为了阅读的延伸,我们在其中六篇各附录了一篇记者的采访文章,取其直截了当回答问题之特点。另外,在每一篇还各加入一篇略为学术性的论文,以便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和经验证据。这种编排,目的在于尽可能弥补论文集缺乏系统性的缺陷。

世界经济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过去成功的经济发展,并不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成功买下保险。特别是当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以往成功的做法已经不能保证其可以继续一路凯歌前进。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由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必将面临诸多的严峻挑战,存在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只有成功应对这些挑战,才能突破潜在的“陷阱”,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希望这本文集收录的这些拙作,能够对广大读者对于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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