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奥运后的忧思

　　北京奥运彰显了中国的整体实力，但喜庆之后忧虑犹存：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提醒我们须慎作战略决策；田径等项目薄弱显示我们的核心技术及金融服务业依然落后；足球表现不佳警示中国社会欠缺深度合作精神，创一流企业十分艰难；西方媒体的复杂反应则提示中国崛起需要更多应对复杂国际舆论氛围的努力。

　　体育与经济紧密相关，北京2008奥运会不仅是各国运动员竞技水平的较量，更是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实力的竞争，比赛结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国经济的特色与全球化格局下的游戏规则。奥运会的体育竞争，同样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着眼点，并从赛事的组织和赛场上的胜败总结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从金牌数看中国实力的跃升

　　本届奥运会，中国队金牌数量高居榜首，在一些欧美等发达国家选手长期占优的项目，甚至是击剑、划艇、帆船、马术等“昂贵”的贵族式项目中，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或突破。这恰恰是中国经济整体实力上升到大国之列的缩影。

　　加拿大科罗拉多学院的经济学副教授约翰逊(Daniel Johnson)在奥运会前发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表明，一国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多少，与该国的经济总量、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国家财力等指标密切相关，当然，东道国的因素也会起一定作用。这次奥运会中国运动员的优异表现背后，同样是中国跻身于经济大国行列的自然结果。正是由于国力的上升，才能使许多中国运动员长期在海外受训，常年参加各种国际大赛，比如田径的刘翔、网球的四金花、游泳的刘子歌；中国也有足够的财力聘请国际一流的教练，如男篮的立陶宛教练、女篮的新西兰教练、击剑的法国教练、女子曲棍球和射箭队的韩国教练，从而全面提升成绩。

　　从开幕式看核心比较优势

　　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以庞大的气势、独特的构思以及严密的演出执行令世人赞叹。从开幕式的成功，也能看出中国经济的核心比较优势。

　　首先是人多、规模大。这次开幕式动用了1.5万名演员进行了多年的精心排练，这在其他国家恐怕都难以做到，这恰恰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最大比较优势，即巨大的经济根基。这个巨大的经济根基常常被表述为潜在的大市场，包括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大规模经济本身可以成为比较优势，一旦处理得当，还可以形成大市场，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第二是巨大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调度能力。这次开幕式通过行政、市场乃至道德的手段，调动了多元化、大规模的社会资源，包括从军队到学生、从专业艺术团体到业余表演队伍、从高科技的科研人员到生产厂商。这种社会动员能力如果使用得当，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比较优势，当然，一旦战略决策出现问题，也可能出现惨痛后果。要合理发挥中国经济巨大的核心比较优势，恰当的大国发展战略尤其重要。
从田径、游泳看经济的软肋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奥运会最核心、最基础、最具影响力的项目，包括田径、游泳、足球仍是中国队的弱项。田径赛场上，在刘翔退赛之后，能够进入前八名的热点项目少而又少，更不用说争得奖牌。游泳这次赢得了一金三银二铜，比较意外和幸运。男篮经过艰苦的努力进入前八，女足和男足则纷纷落马。这一格局提醒我们，中国还不能称为世界体育强国，中国体育还远远没有形成自己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的经济规模虽然进入了世界前三，但经济发展最核心、最基础的领域仍非常薄弱。如果说田径、游泳、足球是中国体育的软肋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软肋是什么呢？

　　其一自然是核心的技术、技术标准以及与此相关的核心制造业。中国很多产品虽然生产量巨大，但技术含量及附加值不高，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由他人掌控，因此导致核心制造业落后，包括大飞机、直升飞机、现代合成材料的制造能力不足都显现了这一弱点。这一能力的提升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技术转移完成，而必须依靠不断的自主创新。

　　第二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落后。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核心是包括咨询、金融、会计、商贸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服务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0%以上，而中国则不到40%，显示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远远不到位。最可怕的是，金融服务业的落后往往会导致金融动荡乃至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从足球看团队深度合作的缺憾

　　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长期令球迷失望，这次奥运会的表现更不敢恭维。表面看，其原因在于中国足球队的技战术水平明显落后，而其背后恐怕是队员的心态落后，中国队员在国际大赛中屡屡出现从盲目骄傲到焦虑、鲁莽犯规的低级失误。而这一现象所凸显的，恐怕是体制和管理的深层次问题。中国足协作为政府管理机构，其领导思维必然是政治思维而非足球思维，往往把爱不爱国同运动员在一场球中的表现直接挂钩，这种管理方式自然会导致球场上的技战术出错、心态出丑。

　　中国足球的落后也有文化因素的制约。虽然中国也有郑智这样效力国际一流联赛的明星，但难处是如何把这些明星联合起来，作为团体运作。谈到团队合作，我们不妨将足球与开幕式做比：为什么开幕式上万余人的合作能天衣无缝，足球比赛却不尽如人意呢？事实上，这两种合作的性质完全不同，足球的合作需要队员之间深度的信任，作为一个团体灵活自如地应对瞬息万变的局势，而不是按照事先布置好的程序机械执行同一个命令，这种团队内部的深度合作恰是中国管理文化上的一个深度缺憾，所以，中国体育项目往往是单项好过团体，而团体项目中球类往往落后于如赛艇等规则比较简单、合作比较容易的竞争项目。足球是各类比赛人数最多、最需要深度团体合作的项目，于是中国球员的弱点暴露无遗。

　　团队合作能力欠缺的制约，在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中同样有所表现。某种意义上，日本和韩国已克服了这一制约，日韩足球的发展远远快于中国，尤其是日本足球，最近十年以来远远超过了中国，让我们汗颜。这背后就是韩国和日本团队具有深层次合作的精神。中国经济要发展，有赖于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崛起，如何强化深层次的团队合作，而非国有体制下团队间的机械合作，是摆在中国企业界面前的一道难题。

　　从鲍埃尔和郎平看人才、体制竞争

　　中国击剑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了一金一银，并与更好的成绩擦肩而过。其成功要归于来自法国的中国佩剑队主帅鲍埃尔，他在多个国家都发挥过神奇的作用。与此几乎相反的是郎平。作为中国女排的一代明星，郎平这次率领美国队不仅战胜了中国队，而且是用中国女排长期依赖的灵活快攻和坚韧防守的打法抑制了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的失利，事实上是失利在球场之外的体育管理体制乃至整个国家的人才管理体制上。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体育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能够为郎平这样的教练员提供比美国更好的发展机遇，郎平还会背井离乡出走吗？同时，如果中国的体制能够吸引到越来越多像鲍埃尔、尤纳斯(中国男篮主教练)这样的优秀教练，中国体育的竞争力肯定会更上一个台阶，所以说，当今世界的体育竞争，与其说是运动员竞技水平的竞争，倒不如说是人才、体制的竞争。依此类推，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中，中国企业竞争的并不是产品的好坏、价格的高低等单项资源，而是我们的管理体制等综合竞争力。如果管理体制、用人体制足够灵活、有竞争力，我们完全可以整合全球的资源和管理人才，帮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利之地。

　　从《纽约时报》看国际舆论环境

　　奥林匹克运动发源于古希腊，奥林匹克精神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中国彻底地拥抱奥林匹克精神，举全国之力筹办北京奥运会，反映了中国全心全意融入世界文明大家庭的决心和勇气。开幕式上，组织者煞费苦心，在国旗入场式到主题曲等各个细节上着力突出世界和谐的奥运氛围，刻意淡化民族情绪。

　　而西方主流媒体对此几乎是视而不见，《纽约时报》是典型的代表。在其有关中国的奥运报道中，负面或者潜台词是负面者远远多于正面报道，且格外关注如中国体操运动员的年龄、开幕式上林妙可的歌声以及焰火是否真实、开幕式排练中舞蹈演员受伤、刘子歌从未出名以及游泳运动员服用禁药的历史等话题，微妙心态昭然若揭。当中国金牌大有超过美国之势时，它重发20年前的一篇专栏文章，当时美国冬奥会中失利，有专栏作家对此表示金牌不重要。奥运会闭幕前夕，它又特发社论，指责北京没有兑现奥运承诺，应该施压。该报网站上，除了那些显然来自华人华裔的评论外，大多评论也相当负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知识阶层的倾向，显示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

　　这也不难理解，中国复兴所带来的是震撼性的世界格局变迁，乃至某些核心观念的转变，难免激起涟漪。如何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对中国而言是个长期挑战。坚定的微笑，耐心的解释，艺术性的回应都是必不可少的努力。

　　大国发展之路是一个艰难复杂的旅程，它像是一场漫长的奥运会，而北京奥运会仅仅是一个伟大而圆满的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