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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罗奇:伟大的稳定性辩论

    如果不充分理解其制定时的背景,那么评估经济政策就是空话。一直以来,对大多数民族国家而言,无论何种政治体系,社会和政治因素对于制定经济政策都至关重要。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也就是格林斯潘和朱镕基的接任者——当然也有这样相同的考虑因素。

    温家宝就是现代中国政治平衡做法的化身。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过渡期的领导者,在中国由改革期过渡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上任。他是一位非常有亲和力的领导者,并且在任期内经历了许多困难和灾难性的事件:从2003年的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到2008年四川毁灭性的地震。他也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和北京承办奥运会的领导者。

    温家宝勇于质疑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仍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温家宝就对当时“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警告。同时,他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制订规划,实现刺激消费的经济再平衡调整。

    温家宝所贯彻的正是经济议程优先。而伯南克的做法却恰恰相反,政治在帮助其成为美联储主席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伯南克竭尽所能地带领美联储规避当今时代最担忧的恐惧:大萧条卷土重来。为了规避风险,伯南克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也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希望借此恢复昔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同时避免日本式的通货紧缩。这些行为实际上模糊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区别,使得伯南克和美联储卷入了美国政治辩论的核心。尽管理论上美联储拥有政治独立,但伯南克的做法却南辕北辙。

    政治和经济间的相互作用其实也反映了近期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温家宝和伯南克寻求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解决方案:中国倾向于寻找新的增长平衡,而美国则试图挽救旧的增长模式。它们中有一方或许走错了路,而这将对相互依赖的经济体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持久且重要的影响。

    人民的总理

    温家宝出生于1942年,那时战火纷飞。他人生的头三年是日本侵占中国的最后阶段,紧随其后的就是4年内战。那些昏暗的记忆从未在温家宝的脑海中褪色。近60年后,温家宝回到他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时说道:“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贫穷、动荡和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与前一任总理朱镕基一样,温家宝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经济学教育。他就读于北京地质大学。1965年毕业后,他加入了共产党。

    在“文革”期间,温家宝主要负责低级测量评估甘肃地质构造的工作。当动荡平息,温家宝已成为一位高级地质学家。他的杰出表现给当时的国家地质部(后改为“地质矿产部”,现已与其他部合并组建了“国土资源部”)部长留下了深刻印象,1983年,41岁的他被任命为地质矿产部副部长,是中国最年轻的部级官员之一。

    这次任命标志着温家宝的地质专家的职业生涯告一段落。1985年,温家宝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要为中央政府高级领导层提供行政保障;一年以后,温家宝升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92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在担任书记期间一直致力于内部建设。

    1998年,温家宝出任副总理,在中国最优秀的经济战略家、新上任的朱镕基总理手下工作。那时正赶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温家宝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宏观经济的挑战。同时,他也正在负责一项讨论已久但从未得到全面实施的国家发展事务,那就是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指的是将中国的发展重心从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渐扩展到中部和西部偏远省份。2003年,中国政府领导人换届,温家宝当选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朱镕基直言不讳、果断的性格,以及他非凡的分析和战略眼光,都与温家宝的低调、大刀阔斧以及温和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在其任期之初,温家宝并不善于处理麻烦的经济问题。但最终,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更加关注原则而非分析方法。

    温家宝的观点决定了他的领导风格。他在这个阶段,已不仅是领导者团队的一员,而是以其特有的说话温和、勤劳作风、谦虚谨慎的形象示人。这使得他成为政府面对群众时的形象代言人。

    温家宝和群众接触时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他可以在国家灾难前展露人文关怀。当遇到骇人的自然灾害(洪水和地震)、工业事故(煤矿坍塌和火车脱轨)、卫生事件(传染病和食品污染)等,他都不断真情流露。2003年4月,刚刚当上国家总理的温家宝就主持全国上下应对非典型性肺炎事件。2008年春天,他亲自赶往四川地震灾区,监督救援工作。2011年,“723” 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温家宝也亲赴现场表示哀悼。

    温家宝感性领导者的形象与采取理性方式的激进的改革者朱镕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温家宝的领导风格更依赖于个人经验而非战略筹划。而且,他在决策过程中也愿意听取广泛的意见,而朱镕基更加专注,甚至有时颇为固执己见。事实上,为了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温家宝充分吸收中国和西方哲学,来形成他自己的领导哲学。他在旅途中经常翻阅亚当·斯密和马可·奥勒留的著作,希望“老一代的观念和思想,可以为当今一代提供精神食粮”。

    这种思考模式使得他关注现代中国最深层次的经济困境:稳定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温家宝担心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平衡。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他曾经质疑中国经济日益趋向不平衡、不稳定的方向发展,是否仍能保持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之上。同时,他也担心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而这将会是对实现和谐社会的最大威胁。

    从教授如何到主席

    伯南克对“稳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像温家宝一样,伯南克对于历史上的动荡极为关注——他曾认真研究过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动荡,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但最终,与他的前任格林斯潘一样,伯南克主要依赖于自由市场体系的平衡倾向。他们认为,市场和经济体顽强且富有弹性,很少发生严重失灵。在伯南克的认知中,公共政策更多地应该在极少数情况下用来处理后果,而不是来避免波动的发生。

    这些原则正是美国现代经济史上最冒险政策的核心所在。如前所述,这些原则也为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依据,也是格林斯潘的继任者的经济策略的基础。但是,这些原则是伯南克加入美联储之前的学术成果。

    1979年,伯南克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在那个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系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而伯南克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伯南克的博士论文也证明了这一点:三篇关注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微观经济基础的抽象论文,但是,他却没有尝试探索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任何实际的经济形势。把数学和理论当成研究经济学的窗口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位未来的美联储主席一人。在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这种方法正吃香。

    值得称赞的是,伯南克很快就把他的数学和理论技能应用在各种更实际的实证研究领域。作为斯坦福大学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学应用的三个方面:信贷周期、金融传导机制(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和金融危机。不知不觉,他所积累的知识成为他担任美联储主席后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的基础。

    在斯坦福大学当了6年的助理教授后,伯南克于1985年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直到2002年,他第一次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在普林斯顿大学,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大萧条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以及资产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在当时,他必然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多么紧密相关。

    他对大萧条时期的研究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和见解所影响。与弗里德曼一样,伯南克认为,美国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灾难性的崩溃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美联储未能在摇摇欲坠的银行体系中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同时也未能提供足够的货币来支持美国经济危机。这些发现成为被现代中央银行奉为正统的反周期战略的基础。通过降低利率和向银行系统注入充足的流动资产来实现的最大限度的货币刺激政策,已成为银行系统广泛接受的应对严重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最有效手段。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这种方式被中央银行视为“大火箭筒”——经济政策领域中最重量级的武器。

    尽管听起来简单,但这种方法存在很大的争议。而这就涉及伯南克研究中的第二个方面: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中央银行在塑造这种相互作用中能够扮演的角色。伯南克一直都是金融加速器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通过货币政策和信贷周期之间的反馈回路,可以放大经济金融环境急剧变化的影响。这个理论认为,金融市场收缩得越严重,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只有最大力度的货币刺激措施才可以中和,或者有希望抵消金融加速器的紧缩力量。这个结论是伯南克为21世纪的美国经济所开的处方,同时,他还借此批评日本政策制定者在其经济衰落时期对抗通货紧缩压力时过于畏首畏尾。当然,美联储还充分运用这一理论在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时代推行积极政策。

    争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其他学者质疑金融加速器机制在大萧条期间的剧烈周期性波动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持相反观点者认为,造成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是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摩擦,而并非是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所放大的金融摩擦。

    第二,伯南克和纽约大学的马克·格特勒认为,在资产和信贷泡沫破裂后利用货币政策进行补救要比破裂前更为有效。这一结论构成了美联储后泡沫时代的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可能会对泡沫破裂后的整体经济形势造成严重影响。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机制加快了美联储戳破泡沫的速度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考虑到这一点,伯南克和格特勒提出,最好通过货币政策来处理危机后的余波,而不是凭空创造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紧随其后的疲软的经济恢复使得这一理论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货币政策工具的滞后性使得美国经济因泡沫破裂造成的扭曲已足够巨大——当时的个人消费和住宅建筑加在一起约占2005年GDP的74%。在21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泡沫及其扭曲性影响变得越来越大,此时,相对于先发制人的收紧性货币政策,美国在后危机时代的乏力复苏下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则使其增长较缓。

    虽然面对如此激烈的辩论,伯南克从教授成为美联储主席,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来解决这些问题。伯南克的学术研究给予他工具、实证度量和评判美国及全球经济可能会发生的问题的历史视角。但经济学是一门变化无常的学科,它结合了艺术和科学、直觉和模型,因此,从学者转型成为政策执行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无法保证,像伯南克这种从事前沿研究的学者型政策家是否能带来最优化的经济政策。而这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四个不”:直觉、原则和重点

    中国经济的操纵室里没有像伯南克一样的人物,而理论不足以解决中国迅速发展的混合经济所带来的挑战。它更需要的是直觉、原则和重点。

    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在新闻发布会上传达了这样的理念。当时,中国和全球经济处在相对平静的状态,没有人预料到大危机即将爆发。事实上,世界正处在“二战”后经济增长速度最快阶段的第5年,当时中国经济正飞速发展,并没有经济发展方面的担忧。

    然而,温家宝居安思危,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切正常,但他认为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种观点具有深远影响,这“四个不”很快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语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温家宝丰富和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不稳定,他指的是投资过热、流动资金过剩、国家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不平衡,是指城乡之间以及相对富裕的东部省份和西部贫困省份之间的区域性差异;不协调,是指中国根深蒂固的生产能力过剩和落后服务之间的落差,以及过度投资和个人消费不足之间日益尖锐的差距。

    不可持续是“四个不”中最为突出且令人担忧的方面。温家宝所谓的“不可持续”指的更多的是环境的恶化和污染,同时也包括越来越突出的收入分配差距。温家宝提出的“可持续性”的潜台词是,如果政府不去解决这些日益复杂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发展奇迹有一天终将破灭。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不可持续成为中国发展最大的威胁,并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四个不”同时还为解决办法提供了框架,为使中国经济重新恢复平衡这一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议程。但同时也强调环境保护、污染控制和开发可替代能源的重要性。但最重要的是,“四个不”体现了中国对于社会稳定持续的忧虑,特别是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均问题,而这一点已经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

    自从温家宝提出“四个不”以来,中国一直在按照这一原则来制定政策。不过有时也会发出模糊的信号,比如把不稳定归咎于危机频发的全球经济,而不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是“四个不”在制定中国经济战略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鼓励消费的“十二五”规划中体现得尤其突出。

    不过,我们不必过度解读,“四个不”基本涵括了温家宝的10年总理任期中为中国经济议程带来的改变,在稳定和可持续的双基础上为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

    温家宝点燃了这场辩论的导火线,同时将这场辩论引向了“十二五”规划中的新型战略措施,这一点颇值得称道。但是,中国没有落实措施以真正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尽管经济再平衡的需要迫在眉睫,但是中国迟迟未能将新计划付诸行动,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真正满足社会保障福利机构的需要。

    而且,中国还未能解决中国发展奇迹中失衡的一环:经济发展和工作增长之间的失衡。中国经济越来越关注于效率和降低成本,以便为股东提供最大的回报,但牺牲的是底层劳动者,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必须以更快的发展速度来吸纳过剩的劳动力和减少贫困。中国一直在原地踏步,而这加剧了“四个不”的紧张和压力。温家宝提出了“四个不”,但是他没有抓住中国根深蒂固的框架性问题。

    推行政策以推动结构性转型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在中国,阻力多来自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权力集团。虽然温家宝的“四个不”的呼吁紧急且重要,但是在惰性的推动下,改革阻力仍然不小。

    承诺:不会重蹈覆辙的美联储

    2002年11月8日是芝加哥经济学派领袖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九十大寿。在芝加哥大学的麦克斯·派里维斯基剧院里,弗里德曼的同事、学生和崇拜者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他的寿辰、作品、影响力以及他所倡导的团体精神。

    按照学术上的传统,其主要活动为围绕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的三套理论举行的研讨会:货币政策、公共政策以及关于消费者行为的恒常所得假说。其最后环节所关注的议题“大萧条与复苏”让人尤为振奋:主讲人为当时身兼学术专家和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

    伯南克透过弗里德曼和当时也在场的安娜·施瓦茨两人合著的经典作品的视角,就大萧条中的货币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个程式化的总结。伯南克强调,他的观点和弗里德曼及施瓦茨的非常一致。他着重肯定了他们对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的“自然实验”的有说服力的分析,特别是当时还不能和实际经济波动联系到一起的莫名其妙的货币供应。这也证实了这个“金融加速器”在大萧条的下降循环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这些也许并不是在这个关键时期的最平衡的解决方案。在伯南克不得不承认例如银行危机和商业破产这些“非货币”因素也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的同时,他也争辩道这些因素其实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是被金融加速器所放大了。伯南克并没有提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贸易战争,以及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投机泡沫,而把责任都归因于错误的货币政策。他以饱含感情的忏悔结束了这次演讲。当着弗里德曼的面,伯南克代表美联储讲道:“是我们造成了它(大萧条),我们非常抱歉。但是很感谢您,我们不会重蹈覆辙。”

    这个承诺是发自伯南克这位学者型美联储主席内心的。两周后,在著名的一次关于通货紧缩风险的演讲中,他将对弗里德曼动情的承诺再次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时,争论正是关于在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后还遭受余震的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日本式通货紧缩。尽管伯南克希望可以避免这样的结果,他还是觉得需要提出一个预备方案以防万一——一个非常接近他对弗里德曼的承诺的方案。

    此项方案最终达成了另外一个目标。伯南克当时的演讲也精准地展现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会带来的后果。当他在2002年年底发表此次演讲时,美联储主要的政策调节利器,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向其他银行收取的隔夜拆借利率——正处于1%,这个50年的低点。这项方案的难解之处在于,正如伯南克所承认的,美联储碍于情形不得不将传统的政策弹药用尽而把利率拉低到接近零的临界点。对此,伯南克并不感到担忧,他认为那才是有创造性的美联储主席长袖善舞的起点,将使用一系列非传统的政策工具以刺激经济和规避通货紧缩,并坚称答案可以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找到。伯南克争论道,当央行可用的政策空间有限,例如隔夜拆借利率被压低到接近于零时,他应该同样在数量这个层面上做文章,比如大范围地提升流通的信贷资金规模。

    伯南克越行越远,列出了一系列央行在利率低到接近于零时可考虑使用的非传统量化宽松手段:通过资产购买以影响长期利率、使用打折窗口以刺激私营部门信贷,或者购买国内外的政府债券。他甚至还认真考虑过美元的急剧贬值。

    这些在这次著名的关于政策选择方案的演讲中所提出的可选方案后来被证实远远不是闲时的沉思。当联邦基金利率在2008年年底实际上被压低到接近于零时,伯南克的美联储如约尽职地按照伯南克在2002年所呈现的“攻略手册”开展工作。在金融危机肆虐之时,美联储直接介入冻结的信贷市场中。紧随其后的是数轮的量化宽松以及旨在压低长期利率的“扭曲操作”。于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端像吹气球似的由2007年的一万亿美元膨胀到2012年年中的3万亿美元,在2013年年底冲到了4万亿美元。同时,美元也持续了跌势,从2002年年初的高点到2013年年中持续下跌了25%。

    伯南克的确兑现了其当年对弗里德曼的承诺,调用一系列非常规武器以阻止令人恐惧的金融加速器放大经济的衰退。他宣称他是从大萧条以及更近的日本“失落的十年”中汲取了教训。但确实如此吗?

    20世纪30年代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关系到所谓“流动性陷阱”的危害,即经受危机打击的经济陷入了资产和负债的困境,从而对货币政策或者财政刺激均无反应。这也被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和20世纪90年代描述日本困境的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噩梦”。在资产和负债的衰退中,那些负债累累、受抵押物贬值后低于债务所累的企业这时候只会关心一件事情:削减支出,偿还过高的债务。在降低杠杆率的过程完成之前,以启动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政策都像凯恩斯所担心的那样,只不过是事倍功半。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个解释很适合现今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情形:不足的储蓄、过高的债务、位于“水位下”的房贷……过度借贷的美国消费者现如今正在进行规模空前的削减开支。自2008年年初以来,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个人消费平均每年仅增长1.1%,比危机前的1996~2007年3.6%的年均增长率降低了整整2.5个百分点。

    除去华盛顿相关部门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外,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或者如野村证券经济学家辜朝明所称的“债务剔除”——看起来是过度举债的美国家庭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尽管有一些进展,但还是比较有限。家庭部门的债务在2013年年初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11%,已经比2007年的134%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但还是比20世纪最后30年的平均值70%高出40个百分点。个人储蓄率在2013年前半年仅仅保持在4.2%——虽然已经比2005年年中的低点2.3%有所上升,但还是远远低于1970~2000年的均值9.3%。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半死不活的“僵尸”公司类似,美国的“僵尸”消费者也会历经多年才能从这次资产和负债的困境中走出。

    按照伯南克之前所承诺的,这些本不应该发生。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的修复本应该激发出一次充满活力的经济复苏,然而这个假设忽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不寻常的情形。对美联储来说,不管是由格林斯潘还是伯南克执掌,都对资产和信贷泡沫的风险及其后果视而不见。尽管对弗里德曼做出庄严的承诺,伯南克开出的处方却可能是错误的。一边是非常规的无限度的宽松政策,一边是常规却前所未见的零利率刺激政策,伯南克有可能在制造更大的问题。当过量的流动性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或者用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时,它可能被其他类别的资产所吸收,从而为下一个泡沫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而财政政策的施行让这种情况看起来更有可能了。遏制金融危机的“重型武器”不仅需要非常规的货币宽松,也需要积极的财政刺激。危机后美国的财政赤字以及债务规模承担了近些年政策刺激的后果——预算赤字占GDP比重自2009年的 9%上升到2013年的13%,同期联邦政府总债务/GDP比例自86%飙升至105%。这一时期联邦政府的净利息支出却还能保持在GDP的1.4%,这个出人意料的数字要归功于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以及对长期国债的大举购买,进而限制了政府的举债成本。

    事实上,伯南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是联邦政府不受约束的创纪录地举债的核心推动力。这使得美联储扮演了一个不寻常的角色:为政府的挥霍背书——基本上这也模糊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边界,造成在美联储决定恢复利率到正常水平时,政府出现强烈反弹。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的政治独立性就受到了挑战。和他当年所许诺的远不一样,现如今,伯南克陷入了一个典型的政策陷阱,而想要摆脱看起来也是不容易的。

    维稳:谁将改变相互依赖

    往往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是不容易被学习汲取的,特别是在参与各方都有着对此不同的诠释的情况下。对中国来说,近代以来长期的分裂、动乱使民众深信“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对美国来说,就其有着较短历史的活跃的经济力量而言,任何阻碍自由而富有活力的市场的事物都会遭到强烈的抵触。

    作为不同的历史以及意识形态和资源分配机制下的产物,温家宝和伯南克有着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艺术上都截然不同的经济管理手段。但即使存在明显差异,中美之间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性还是把两种发展途径带到了同一把伞下,而这也是最有趣的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互依赖的吸引力要求双方都要吸收和同化其他国家的观念。

    把两种不同的历史以及发展途径糅合在一起是一件困难的事,并且如果此项尝试失败将会给两国经济关系带来最严重的威胁。如果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得以稳定维持并且可持续,强调经济稳定性的温家宝和与之截然不同的伯南克,这两人基于资产和信贷相关的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就需要解决。

    温家宝和伯南克在达成其各自目标的路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四个不”的框架为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提供了直观明了的评估方法。相反,伯南克在为美国经济提出类似的深刻观点时却犹豫不决。从基于纯粹市场机制的许多方面来说,这类理论依靠“看不见的手”的魔力来进行经济体内部的稀缺资源的调配。

    两大经济体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双方对稳定的迫切性。对美国而言,像之前提到的,稳定性一般是在事后才会考虑的,而不是公共政策的目标。这就把外部与之相关联的中国经济捆在一起了——中国需要为美国时不时发生的经济危机和动荡制定应对之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这种易受伤害性——就像2008~2012年频繁的经济冲击——中国现在需要寻求大规模的结构性再平衡,意在减少其经济对波动巨大的外在需求的过分依赖。

    温家宝和伯南克之间的对比多少也反映了两国经济模式的可改变性。之前提到,在温家宝还处于总理过渡期时,他试图转换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伯南克像格林斯潘一样,只是尝试为美联储达到其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目标寻求新的诀窍。心理学家警告过,当一方的发展和另一方相偏离时,其相互依赖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当中国的再平衡进展归于美国发展模式的改变时,也许心理学家的话就会成真。

    伯南克成长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典型的美国小镇迪伦。这个人口少于7 000人,没有多少商业活动的小镇使得这位美联储主席从小就培养了对普通美国工人家庭所面临的困难的关切。但在就业市场面临压力时,他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同情很可能并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而温家宝给人们的印象完全不同,在天津市郊长大的这位总理的同情心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风口浪尖时,他被适时地称为“人民的总理”。而美国却还没有一位“人民的美联储主席”。

——本文摘自:《失衡》  [美]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 著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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