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呢?自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经济学家一直在问这一问题。然而，在过了200多年以后，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经济增长的秘密。
各国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生活水平变化的速度也同样差别很大。一些国家快速地变得富裕起来，其他国家则较慢。在一些最穷的国家，生活水平甚至随着时间推移下降了。
经济学家使用真实人均收入来度量人们的福利状况。显然，人们关心收入。但他们也关心其他方面，例如政治自由、教育、健康、环境、所处社会的不平等程度。由于这一原因，对生活水平恰到好处的度量必须考虑许多因素。但大部分因素难以度量。更为困难的是决定为每一因素赋予多大的权重。结果，人均真实收入通常被用来作为对一国生活水平的大致度量。
现今各国人均收入的差距比之前扩大了。19世纪以前，各国人均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伴随着工业革命，各国人均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在最近的100年中，各国人均收入差距拉得最大。另外，尽管富裕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下降了，但富裕和贫穷国家间的不平等扩大了。同时，中等收入国家的数目缩小了。我们现在有一个两极分化的经济俱乐部:一极富裕，另一极贫穷。
经济增长由真实人均收入的变化率来度量，年增长率为1%的国家每70年使其生活水平提高一倍，而年增长率为3%的国家每25年就使其生活水平提高一倍。可见，增长率的持续差距会产生生活水平的显著差异。
实际上，各国的增长率差别很大。图中总结了104个经济体在1960年至1990年的30年中增长率的频率分布。我把这30年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从1960年至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前，即1960—1972年;另一个为石油危机以后的时期，即1974—1990年。图中显示，与石油危机后的时期相比较，较多的经济体在石油危机前的时期经历了更高的增长率。在第一个时期，没有哪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下降年均超过4%，仅有1个国家（布隆迪）平均下降速度为3%～4%。然而，在第二个时期，1个国家（尼加拉瓜）下降速度超过4%，4个国家的下降速度为3%～4%。更为普遍的是，在后一时期，较多的经济体增长率低于2%，而在前一时期，较多的经济体增长率高于2%。在前一时期，所有104个经济体增长率的简单算术平均数为3.0%，而在后一时期下降为1.1%。此外，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每一经济体赋予相等的权重计算———从前一时期的0.733增加到后一时期的2.091。增长率的差距明显扩大了。
尽管石油危机以后的时期负的增长也打击了样本中21个最富裕的经济体，但是其平均增长率的下降较小，没有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富裕和贫穷经济体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即使在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慢以后，也没有哪个富裕经济体经历长期的人均收入下降。而在更大的样本中的贫穷经济体的状况则不同。尽管有波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已成为经济非凡增长的时期。麦迪逊（Maddison，2001）对时间跨度最大的一般时期的经济增长作了估计。数据表明，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长微乎其微，仅从19世纪开始真正地加速。从19世纪早期阶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增长显著加速。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间的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增长放慢。但即使在这些剧变的年份，从历史水平看，依然保持了高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及史无前例的经济快速扩张期。黄金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经济增长再次放缓。但是，依历史标准判断，即使在石油危机后，世界经济仍然保持了高增长。
总之，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均收入增长显著，达到了历史水平的高峰。然而，增长率不平稳，并且富裕和贫穷国家间人均收入的不平等加大了。为理解这些发展，我们需要识别出趋同的力量以及趋异的力量，趋同的力量促使低人均收入国家赶上富裕国家，趋异的力量促使富裕国家突然加速前进，进而远远地走在贫穷国家前面。此外，我们也需要理解为什么人均收入总体上增长了，并且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加速增长。
在创新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各国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富裕国家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因为它们有较高的人均资本、有受过更多教育的工人以及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重要的是，一半以上的人均收入差别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同样的解释适用于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差别:一半以上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差别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不同。探究经济增长的人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为了理解各国的增长，有必要更好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
技术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是索洛最初的观点，也是他的信徒和批评者的观点。对国家财富做了里程碑式研究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很清楚地表达了他对技术主导作用的自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科学发展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在电力、内燃机、电子、原子能和生物等领域———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966，10）。大量的经济史学家也认为技术演变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在这些经济史学家中，突出的是兰德斯（Landes，1969）、罗森伯格（Rosen-berg，1982）和莫基尔（Mokyr，1990）。他们通过对技术变化的细致研究得出，不仅技术变化对于现代工业的形成不可缺少，而且技术塑造经济活动的过程在长期内发挥着作用。跨越几十年的主要技术的开发和扩散的突出例子包括蒸汽机———它提供了可依赖的能量来源，以及发电机———它使得制造工厂通过使用电力实现灵活制造。经济史学家促使经济学家用长期的眼光看待经济增长过程，因为新技术影响的发挥需要很长时间。
尽管有起伏，但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越来越快了。作为索洛模型基石的要素积累不能解释这一长期趋势，因为索洛模型预测了下降的生产率。为了使增长率加速的证据与要素积累的证据相一致，技术必须不断提高，其速度足以克服积累降低生产率的影响。这种逻辑推理自然地提出了下列问题:为什么技术变化的速度随时间推移而加快?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技术变化。
第一次热潮
索洛1956年的研究带动了60年代的研究潮流，这些研究扩充和精细化了他的基本方法。但这些努力在70年代早期戛然而止。尽管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例如阿罗（Arrow，1962a）的干中学模型，宇泽（Uzawa，1965）的人力资本驱动的生产率改进模型，谢尔
（Shell，1967）的发明活动模型———但外生技术变化的理论在增长理论中仍占统治地位。当宏观经济学家投入对理性预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时，他们对增长理论的兴趣慢慢减弱。采用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方法对商业周期的研究占据了中心舞台，对增长的研究则处于边缘状态。
但是，随后对增长理论的兴趣迅速恢复。被忽视了数年之后，增长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复兴气象。在这一时期，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写了两篇关键的论文。
罗默注意到，历史数据没有显示出增长率的下降趋势。首先，世界经济领导者———18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的证据描绘了上升而非下降的单位人时平均收入增长率。即，英国的增长快于荷兰，美国的增长快于英国。其次，使用麦迪逊（1979）关于人均GDP增长率的数据，罗默计算出11个国家长达十年的年均增长率。然后他估计了每一个国家在随机选取的两个十年中，居后十年的增长率更高的概率较大。每一国家后十年的增长率超过早先十年的概率均超过50%，这意味着一国倾向于增长加快而非增长放缓。最后，他指出，自从1800年来，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一直在上升。
根据这些证据罗默得出结论，有着固定外生技术变化率的索洛类型的模型不足以解释长期经济趋势。随之，它建立了一个模型，强调知识积累的外部性。他认为，产出依赖于传统的投入要素，例如劳动和资本，但产出也依赖于一个经济的知识存量。随着商业企业投资于知识积累，知识存量随时间上升。每一企业有一个生产函数，在其生产函数中，产出依赖于企业的私有投入，包括企业的私有知识存量。产出也依赖于整个经济总的公共知识存量。因此每个企业有激励投资于私有知识。然而，不经意地，这种投资对总的公共知识存量做出了贡献。从而产生了外部性。
什么驱使罗默诉诸于外部性呢?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存在递增的规模收益，而每个企业仍为价格接受者，因为每个企业认识到在其直接控制下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因此，外部性的设定提供了一条捷径来处理规模经济而不需引入一个非竞争的市场结构。可把此设定当做最初由马歇尔（Marshall，1920）提出的静态外部经济的一个动态扩展。阿罗（1962a）在其干中学模型中使用了一个相似的扩展。区别在于，在罗默的框架中，外部性存在于知识中;而在阿罗的框架中，外部性存在于资本中。
积累私有知识的企业不经意地对总的公共知识存量做出了贡献。公共知识存量提高了每个企业的生产率。在此情形下，私有知识边际生产率递减使得所有企业的表现如同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一样，即都是作为价格接受者，然而整体经济随着知识边际生产率上升呈现出规模经济。重要的是，不存在对总体知识的回报递减，增长率不是必然下降的;增长率能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直到其最终收敛于一个稳定的增长率，或者增长率能无限上升。每一个此类模型与增长模式的一种变化相一致，包括数据所显示出的模式。
卢卡斯（1988）也诉诸于外部性。然而，与罗默（1986）不同，他所引入的外部性存在于人力资本中。在一项他所进行的研究中，总产出被假定为依赖于物质资本（即机器、设备和建筑），总的人力资本（对技巧总和的度量）以及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物质资本和总的人力资本服从报酬递减，但是，整体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越高，物质资本和总的人力资本混合对产出的影响被假定为越大。因此，外部性存在于平均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中。
个人被假定为努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个人人力资本存量的上升是努力程度和已获得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函数。使用宇泽（1965）对此关系的设定，其中积累率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比例，卢卡斯指出，这样一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超过技术进步率;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率依赖于其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技术特征，以及其生产人力资本的“技术”特征。
在另一个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模型中，卢卡斯考虑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一个部门的产出水平被假定为与部门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量成比例，并与此部门所雇用的劳动力成比例。然而，跟以前的模型不同，在此模型中，部门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量增长被设定为部门专业化的干中学的结果。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被设定为与部门人力资本存量、部门雇佣劳动力二者之积成比例。在此情形下，即使没有技术变化，经济从长期来看也在增长，因为干中学变成增长的火车头。当商品彼此高度可替代时，有着最快学习速度的部门的重要性随时间推移而上升，直到它控制了整个经济。当商品彼此的可替代性很弱时，经济收敛于长期均衡，这时各部门的人力资本增长率相同。
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需要谨慎的解释。经验研究者通常使用基于学校受教育年限的人力资本度量。在此情形下，人均人力资本不能无限增长，因为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因此，人力资本的增长不会是持久经济扩张的一个源泉。相反，许多理论模型，例如卢卡斯（1988）模型，把人力资本看做是对能够无限扩散的技能的度量。在此情形下，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作为经济持续长期增长的一个源泉。显然，对人力资本的选择性处理有着显著不同的含义。与此相关所引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力资本是仅包含在人的身上，还是也包含在社会中，它如何不同于罗默的“知识存量”。我觉得人力资本的概念以及人力资本与“知识存量”的含义区别都未被清楚地阐明。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生产率加权的学校受教育年限为度量人力资本存量提供了一条自然的准绳。然而，如上所述，此类人力资本的积累不能支持长期增长。尽管有此限制，研究者们仍不断发现，教育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主要作用。运用增长核算，戈尔丁和卡茨（Golding and Katz，2001）发现，在20世纪，约1/4的美国工人平均收入增长是由于教育的进步。米奇（Mitch，2001）发现，19世纪晚期欧洲初等教育的普及对欧洲经济增长仅有微小贡献，而20世纪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产生了大的影响，尽管在欧洲和在美国的影响大小不同。最后，杨（1995）发现，学校教育年限的上升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对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时期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时间模式和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别时，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接下去要考察的问题是，人力资本是否存在外部性，因为人力资本驱动的可持续的长期增长要求存在这样的外部性。有关这一点的证据含混不清。一方面，阿斯莫格鲁和安格瑞斯特（Acemoglu and Angrist，2001）在微观数据中没有发现这样的外部性，科恩和索托（2001）在宏观数据中没有发现这样的外部性。特别是，科恩和索托发现，从宏观数据估算出的投资于教育的回报率，与从微观数据工资方程中估算出的回报率大小相当。另一方面，莫瑞蒂（Moretti，2002）发现大学毕业生对其他工人的工资有正的外部性。特别是，他发现，在劳动力队伍中大学毕业生占更大份额的美国城市中，相应工人的工资更高。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社会回报率高于私人回报率。
我认为这些发现———经济学家们还不能找出有力证据来说明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仅是尝试性的。我极力主张的预先假设是，工人们互相学习，因此人们会预期，在有着受过较多教育的同事的环境中，一个工人的生产率会较高。一般来说，估计外部性存在许多困难，特别是估计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克鲁格等（Krueger and Lindahl，2001）讨论了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由于上述原因，目前的证据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
在知识的积累中存在外部性吗?阿罗（1962b）综合分析了对发明活动的资源配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罗默（1986）使讨论更加深入，他着重指出，不仅存在这样的外部性，而且它们是现代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阿罗提出的关键论据是信息，它不像普通商品，它能被个人和商业企业重复使用而没有被损耗，并且不能排除个人和商业企业使用公共信息。由此，新知识的利益不限于其最初的创造者:这样就产生了外部性。
研究和开发（R&D）创造新知识。因此，如果知识的外部性确实存在，那么它们应该出现在研发活动中。确实有许多经验研究指出了研发活动外部性的存在。格里利谢斯（Griliches，1979）指出，战后时期的研发投资具有高回报率。首先，私人回报率是高的。在美国，经过细致研究，研发投资的私人回报率是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两倍多。在其他国家，此比率甚至更高。尽管差距的一部分也许反映了更高的投资风险所要求的补偿，但看起来似乎不是整个差距都可归因于补偿。其次，当考虑到同一部门企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时，所估计的回报率会翻倍。而当考虑到利益从投资于研发的部门向技术上相关的部门扩散时，所估计的回报率会更高。看来研发投资的社会回报率确实远高于私人回报率，明确地显示出存在外部性。此证据引致了“新”增长理论的第二次热潮，这次热潮强调创新是生产率增长的直接源泉。
第二次热潮
罗默（1990）推动了对“新”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二次热潮。不再使用他于1986年所采用的对知识积累的加总方法，1990年他建立了一个商业部门的非加总模型以研究生产率的演变。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开发新产品，商业企业把资源投入到研发中。这些产品的设计受到专利的保护。因此，创新者获得能用来增加利润的垄断力量，而额外的利润提供了投资于研发活动的激励。正如许多其他类型的投资机会一样，创新者把投资中获得的将来利润的现值与前面所付出的研发成本作比较，进而作出投资决策。竞争吸引新到者加入发明活动，直到研发的私人回报率等于可选的投资项目的回报率。
研发的私人回报依赖于制度特征，例如专利保护的时间长度，商标保护的范围，司法系统保护知识产权的效力，商业企业运营监管制度等。事如所料，没有一种制度能提供全面的保护。因此，在企业内部进行发明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有用知识变得其他人也可以利用。
罗默根据这些效应建立了一个模型。模型的主要创新在于投入到研发中的资源的生产率与对研发的累积投资之间的关系。在他的模型中，创新者的目标是发明新产品，新产品将给他们带来利润，因此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激励。但是不经意中他们也创造了未包含在设计中且不能作为贸易秘密保留的知识。这种“未包含”的知识变得其他创新者可以利用，并因此减少了每一个人进行进一步研发的成本。过去所进行的研发越多，知识存量就越大，今天进行研发的成本就越低。
这种机制———前向的研发溢出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减少了研发成本。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产品被发明出来，这些产品供应者之间的竞争减少了每个供应者的利润，导致每种产品的利润递减。从而创新的激励随时间推移上升或下降取决于相对于利润来说，研发成本的下降有多快。罗默找出了导致这些力量平衡的技术特征，使得创新激励随时间推移保持不变，因此，配置于研发活动的资源也保持不变。遵循这种轨迹的经济表现出平稳的生产率增长率。从生产率增长率依赖于经济的特征（特别是决定储蓄率的特征）的意义上说，生产率增长率是内生的。有着较高储蓄率的经济体增长较快，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把较多的资源配置于发明活动（内生地）。与索洛模型不同，罗默的模型预言资源配置和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联系。
获得一项发明专利的公司通常会隐瞒其技术的重要信息。一旦申请了专利，此信息就变成公开的了。使用专利引用数据，贾菲和特拉腾博格（Jaffe and Trajtenberg，2002）明确指出，这是技术扩散的一条重要渠道。许多研究显示出研发的社会和私人回报率存在差别，这些研究提供了研发溢出效应的有力证据，但未能找出一种特定的技术转移机制。与这些研究不同，贾菲和特拉腾博格找出了一种支持罗默模型的重要的技术转移机制。
罗默（1990）分析了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所有的产品彼此完全可替代，可利用的产品种类通过创新得以扩展。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a，b）、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and Howitt，1992）建立了替代性的分析框架。在这些模型中产品质量逐步改进。每种新产品高度可替代质量较低的一种类似产品，但很少能替代其他产品。然而，正如罗默的模型所说，现在的创新对将来的创新有前向溢出效应，因为现存的质量提供了一种基准，创新者试图在此基准上进一步改进产品。所导致的增长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因为高质量的产品夺取了旧的、低质量产品的市场份额。随着质量改进，生产率不断增长。各行业质量改进的速度不同，因为行业的质量改进速度遵循一个随机过程。但是，当一个经济体有许多行业时，质量改进的平均速度不是随机的，它能被一个体现经济特征的、定义良好的函数加以描述。对于此模型的一些版本，简化方程———描述经济体的特征与其增长率的联系———几乎和罗默模型的一个版本相同，尽管在方法上存在差别。由此，罗默的扩大产品种类的模型表现出与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以及阿吉翁和豪伊特的提高质量模型相似的动态特征。
摘自《经济增长的秘密》作者：E. 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
译者：王世华，吴筱 译；何帆 校
丛书名：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