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到组织能力――钱德勒的历史性贡献
路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钱德勒生于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海军服役5年。此后，他在北卡罗莱纳大学获硕士学位，并于1952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他于1951一196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1963-1971年转到霍普金斯大学，1971年被哈佛大学商学院聘为企业史教授，在那里一直工作到近80岁才退休。
熊彼特对钱德勒有过直接影响。1948年，哈佛大学成立企业家历史研究中心。熊彼特在95年去世前任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而钱德勒和另一位后来成为伟大经济史学家的兰第斯(David Landes)则是该中心的成员。这个中心于1958年被关闭，但熊彼特的遗产长存。到1970年初，钱德勒和兰第斯又双双重返哈佛大学执教。
如果说熊彼特提供了一个企业在推动经济变动方面发挥中心作用的理论框架，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比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 Jr.}为这个框架提供了更多的实质内容。钱德勒是历史学家出身，他以包含多个经营单位并由职业经理人员来管理的企业(multiunit firms)来定义西方工业国家的现代工业企业。对这种企业产生原因的解释，发展过程的分析，社会后果的估量，以及对它们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发展的比较研究，就是钱德勒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始终如一的主题。他的研究成果为发展中的动态企业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证据和思想源泉。以下将围绕着钱德勒的三部主要著作对他的研究作一简介。
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中使用的是“多部门”企业（multidivisional firms）一词，而在《看得见的手》和《规棋与范围》中使用的是“多单位’企业(multiunit firm)一词，并以后者定义现代工业企业。显然，在钱德勒的概念中，多部门企业是多单位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
钱德勒的这三本书都是巨著:《战略与结构》462页，《看得见的手》608页(中译本760页)，《规模与范围》860页(中译本1140页)。以本文的篇幅来介绍这三部著作，当然难免粗略。为避免翻译错误，本文的引用全部由作者译自英文原著。
战略与结构:组织创新的动态框架
钱德勒的第一本书是发表于1962年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上的篇章》( Chandler 1962 )。这本书的主题是美国大企业的成长以及它们的管理组织结构如何被重新塑造以适应这种成长。
当钱德勒开始研究美国企业组织的结构变化时，他发现自20世纪初以来，最大企业的组织演变的主要特征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多部门的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下，公司的总办事处(the general office)计划、协调并评估若干分部(即事业部)的工作，并向它们分配必要的人员、设备、资金和其他资源;负责分部的执行经理把处理一个产品主线或服务所必要的职能管理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每个执行经理都要对他的分部的财务结果和市场成功负责。这就是事业部制或所谓的M型组织结构，它被美国企业界习惯地称为“分权”的结构。因此，美国企业如何从原来的直线职能结构向多部门结构转变，就被钱德勒定义为大企业成长过程中组织转变问题的焦点。
历史上，最先发明了多部门结构的公司是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埃克森）公司和零售商业的西尔斯公司。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开始发展它们的新结构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于1925年开始重组，而西尔斯公司则开始于1929年。不仅如此，这四家企业的管理者是在相互独立并独立于其他企业的条件下分别开始发展他们的新结构的。他们之间没有模仿。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都认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独特的，而他们各自的解决办法都是真正的创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创新变成许多美国企业实行类似转变的模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钱德勒在此书中选择这四家企业作为主要案例来研究向多部门组织结构转变的原因和过程。
毫无疑问，转向这种新结构的决策是由企业管理者做出的。但历史经验表明，除非受到最强大的压力，管理者很少会改变他们日常的惯例和权力地位。因此，创造新组织形式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如何意识到企业面临的紧迫需要和机会，而他们的相应决策就是一个战略问题。于是，钱德勒提出一个战略与结构互动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战略决策导致组织结构变化的过程。战略被定义为“企业长期基本目标的决定，以及为贯彻这些目标所必需采纳的行动方针和资源分配”。结构则被定义为“为管理一个企业所采用的组织设计”。基本的假设是结构跟随战略，因而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压力和机会)下所产生的企业扩张战略导致了多部门组织结构的出现?为此，钱德勒在本书第二至第四章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别对四家先行企业: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斯一罗巴克公司的经验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
战略与组织结构的互动
美国这四家先驱企业的历史经验表明，扩张战略必须有相应的结构变化跟随。根据钱德勒的分析，多部门结构是在企业规模扩大，积累了相当资源，并经历了早期合理化之后，向新的产品和地区市场扩张时被采纳的。创造新的组织结构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企业规模本身，而是在多样化扩张战略下，当企业开始在若干不同的地区市场或若干相关的产品市场上运营时，高级管理人员要做出的决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钱德勒把管理决策分为两种:关系到企业长期增长和健康的战略决策和关系到使企业平稳高效运转的日常活动的战术决策。多部门结构成功的基本原因在于，它把对整个企业命运负责的高层经理从日常的经营活动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时间、信息甚至心理上的义务感去做长期的计划和评估;同时，它把日常管理的责任和必要权威置于在明确规定的市场上运营的事业部的总经理手中。这就是使美国大企业的决策程序在实践中表现出这样的结构特征:在日常运营的层次上(事业部以下)，管理决策由经营单位的行政首长个人负责(尽管他可能听取职能部门专家的建议);在战略层次上(公司总部)，管理决策更多的是由集体(董事会或执行委员会)做出。因为，企业现存日常经营有更多的惯例可循，它的中心问题是执行，所以必须要有个人负责;而战略决策考虑的是长期的、更复杂和不确定的，而且不必马上决定的问题。
多部门结构的产生和扩散是因为它能更有效地协调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所以钱德勒总结说:“战略性的增长来自更加有利可图地利用现存的或扩张中的资源。如果要有效率地经营一个被扩大了的企业，新的战略就要求一个新的或至少是重新调整过的结构。……没有结构调整的增长只能导致无效率。……没有(集中的)行政职责和结构，企业中的个别单位……·作为独立的单位无疑可以有效地，或甚至比如果它们是一个较大企业的组成部分时更有效地运行。……只要企业负责人不能创造出把若干行政职责有效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所必要的行政职责和结构，他们就不能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
因此，《战略与结构》一书的中心论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企业面对新的机会(进入相关的产品市场和地理扩张)可能会采取一个投资战略；但这个投资战略就生产工艺、产品和地理来说目标越是远大，发展出一个能够协调投入流量和产出分配的管理结构就越是关键；因为只有这种相应的结构才能协调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企业生产过程，从而证明大规模投资的合理性。这个命题在钱德勒的第二部巨著《看得见的手》中被表述为速度经济是企业存在的经济原理。
看得见的手：行政协调对市场协调的替代
在发表于1977年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钱德勒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了他早期的主题，把美国大企业的成长和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即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在企业管理职能上对企业主的替代—综合起来，定义为管理革命。这个管理革命的结果就是“看得见的手”(现代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协调)，成为现代工业经济中的主要资源分配者。
钱德勒并没有否认市场对经济变迁的催化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还必须强调、新型经理式企业并没有取代市场而成为决定提供物品和服务的首要力量”，但“新型企业确实取代了市场来协调和一体化从原材科生产经由若干生产过程到梢售再到最终消费者的物品和服务流量”。
本书的中心问题是：美国现代工业企业出现和发展壮大的原因是什么?钱德勒回答这本问题的方法是回答历史问题:这种企业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如何出现和发展的，!根据钱德勒的研究，现代多单位工商企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工业中，这种企业在1840年以前还没有任何踪迹，它的先驱者是从1850年成熟起来的铁路公司，在那里产生了最早的由职业经理所组成的管理层级(managerial hierarchy);工商业中的这种企业则是1880年以后经由横向合并和纵向合并发展起来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钱德勒把现代工业企业出现和发展的原因归结为技术。
美国管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钱德勒把美国现代工业企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790 - 1840年)是传统经济阶段。在这半个世纪中，在欧洲殖民地基础上形成的早期美国经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协调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没有新建立的经济制度(economic institutions ) ,也没有发生工商业经营方式的革命。虽然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刺激了对美国大宗农产品如棉花和小麦的需求，一个在1787年宪法下被加强的中央政府加速了全国经济的形成，但钱德勒否认这些事件对企业的组织结构有任何基本的影响。美国早期企业史的主要发展是由市场扩张而促进的不断增加的专业分工推进的。在铁路和电报到来之前，工商业活动继续由从中世纪以来就广泛出现的单一单位的企业所主宰。交通通讯太慢、太不规则也太不稳定，无法使高通过量一现代工商企业出现的必要前提条件—成为可能。
“通过量”(throughput)是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使用的一个关键用语，它的定义是物质流量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生产过程的速度和量(见1977版第241页)。钱德勒认为取得和维持物质生产和分配的高通过量是现代工业企业的基本功能和本质特征(见下文)。
第二个阶段( 1840 - 1880年)，以市场协调和小企业为特征的传统经济的平衡被三项划时代的技术进步所打破:铁路、电报和无烟煤的广泛使用。全国交通通讯网络的完成加速了市场的扩张，蒸汽力取代了风力和畜力。钱德勒特别强调了铁路对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的深远影响：为了安全可靠地运营，铁路公司是历史上第一批雇用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理的企业，发展了最早的管理层级。因此，现代工商企业到内战发生时已在美国的铁路公司中出现。因交通通讯革命带来的市场扩张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不仅增加了贸易量，而且大大提高了贸易和生产的速度。到19世纪70--80年代，单个工商企业的规模因实行大批量分配和大批量生产已迅速扩大。
第三个也是最具革命性变化的阶段开始于1880年左右。到那时，生产企业开始把大批量分配结合进自己的经营过程，现代工业企业—-今天巨型公司的原形—由此而生。这种成长通过两种途径迸行。（1）一些小的单一单位的企业直接向前结合，建立它们自己的全国性和全球性销售网络以及采购组织，并向后结合取得自己的原料来源和运输设施。(2)其他企业则是先通过横向合并:许多家族或个人拥有的单一单位的企业合并成为一个全国性大企业，先实现生产管理的集中化，然后再向前和向后结合。美国烟草、麦考密克收割机、胜家缝纫机等企业通过前一种途径成长，而标准石油、通用电气、美国橡胶、杜邦炸药等企业则是通过后一种途径。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完成的。管理革命有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协调生产和分配上的高通过量的需要促使企业大量雇用职业经理，从而促进了管理层级的发展。第二个方面是产权革命，即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导致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逐渐控制了企业的管理。
这里概括一下钱德勒关于美国企业产权革命过程的论述。美国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是在传统的单个业主企业向多单位大企业的过渡中分离的。这个过程经历了若干形式和阶段{详细论述见第十章}:价格的持续下跌在1873年的经济恐慌后形成长期的不景气，为应付产量上升和价格下跌，大多数厂商不得不组成全国性的同业公会，缩减生产以维持价格;但同业公会所管理的产业卡特尔因个别厂商的投机行为而无法稳定。其失败的原因是协议不具有合法合同的约束力，无法由法庭强制执行: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联合，托拉斯应运而生，其手段是成员公司把股份转交给理事会托管(如果是合伙制企业，则必须改为股份公司，以便股份能够转让)并得到等值的信托证券，而理事会有权对加入托拉斯的成员公司做出经营和投资的决策。但托拉斯只是权宜之计，它很快就被国会于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宣布为非法。于是，需要把各成员公司合并成为法律所承认的单一实体，这个途径就是控股公司，它是把经由合法合并的企业联盟转变成现代工业企业的第一个重要步骤。钱德勒指出，现代企业高层管理的实践和程序是从通过合并而成的工业企业中发展起来的(详见第十三章)。在新的合并企业中，一个家族或一个合伙人集团很少能够占有全部拥有投票权的股份。前面已经指出，合并企业中的最后成功者必须实现管理集中化(即建立起管理结构)并超越横向结合战略而转向纵向结合。当这个过程开始后，一方面这些公司为进行改组和统一利用各种设施，不得不通过出售股票筹措资本，使股份的持有更加分散;另一方面它们所面临的管理问题也非常复杂，必须雇用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理从事高层管理工作。合并企业的管理集中化和纵向结合使美国工业中第一次出现了经理式的企业，这个过程一旦被完成(即过渡到大规模管理型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分高就扩大了:广泛持有股票的分散所有者很少有机会参与任何一级的管理决策，而经理当中也只有少数人拥有大量具有投票权的股份。在这个基础上，几个创立了新的管理模式的先驱合并公司—杜邦、通用电气、新泽西标准石油和美国橡股—对财务控制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并建立起由各种职能机构组成的公司总部、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最终导致家族世袭管理方式的废弃:随着公司早期领导人的退休，他们的职位被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所取代，而曾拥有企业的一些家族的成员〔如洛克菲勒)甚至都不再列席董事会(只享受红利):.因此，美国企业的产权转移是管理革命的结果，是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的结果，或者说股份化是这个革命的结果而非原因。
钱德勒关于企业存在原因的理论命题:
钱德勒关于“看得见的手”的主题隐含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间题:为什么会有企业，或企业的功能是什么?当然，钱德勒是从现代多单位企业的特定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但他的命题完全可以被一般化。
从钱德勒的论述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是速度经济。或者说，只有当置于行政协调之下的组织过程比市场交易过程产生更高的物质通过量时，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才会出现。钱德勒认为:“基本的组织创新是对协调和控制高额通过量的需要的反应。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更主要地是来自通过量在数量和速度上的提高而不是工厂规模的扩大。这种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来自结合和协调通过工厂的物质流量的能力，而不是来自工厂内更高程度的专业分工。”生产上的速度经济还对企业产生了纵向合并的压力，因为保持生产过程的高通过量需要保持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稳定。而在集中化管理下的纵向合并导致了现代大企业的形成和管理革命的发生。
钱德勒的论点最可能引起争议的是他把产生组织创新的原因全部归结为技术。他的逻辑是，只有技术进步带来潜在的速度经济效益时，企业组织结构才会因实现这种效益的要求而发生;正是不同的生产技水使不同的工业有不同的速度经济，所以现代大企业才会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工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保持高额通过量需要管理结构的协调和控制‘:但管理控制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由于钱德勒把劳动问题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他显然忽略了速度经济实现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内容和人力资源的利用问题。尽管如此，把速度经济而不是交易费用看作是企业存在的基本经济原理，使他区别于所有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企业理论，因为他把企业内部的组织过程和管理活动看做是生产率的源泉。
规模和范围:企业能力发展的组织基础
钱德勒的视野在1992年发表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Chandler 1990)中扩展到了世界舞台。他对以现代大企业为基础的管理资本主义在三个西方主要工业强权—即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虽然速度经济仍然被坚持认为是企业存在的理由，钱德勒在这本书中所用的中心分析概念却是组织能力。于是，以世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演变为背景，现代管理型企业产生和发展的意义又一次被置于新的框架中加以阐述:向管理型大企业的过渡创造了组织能力的基础，由此而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和一国经济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和经济持续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在本书中，钱德勒比以往更加明确无误地表述了他的反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主题:不是市场塑造企业组织，相反，是企业组织塑造市场。
根据钱德勒的研究，组织能力即企业整体的组织能力，包括企业的物质设施和人的技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高、中层管理人员的技能，这些技能结合起来是决定企业组织能力的力童或弱点的关键因素。
主要理论命题:
根据钱德勒的论述，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生产技术的重大创新造成了可以利用由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约空前成本优势的潜力:〕但实际运用这种潜力的关键步骤不是发明，甚至也不是技术的商业化，而是投资〔.正是企业家对大规模生产设施、销售系统和管理组织进行的互相联系的三重投资（three –pronged investment）,导致了现代大企业的崛起，钱德勒特别强调对管理组织的投资，因为它是使前两种投资产生预期经济效益的充分条件。钱德勒指出，当技术和运输方面的创新为通过利用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获取空前的成本优势提供了巨大潜力时:“这些潜在的成本优势并不一定会被充分实现，除非通过工厂的物质流量能够被不断地保持，从而保证对生产能力的有效利用……决定成本和利润的两个关键数字曾经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额定生产能力(rated capacities)和实际通过量( throughput)，或者说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被实际加工的数量……在资本密集型工业中，为保持效率的最小规模所需要的通过量，不仅要求仔细地协调通过生产过程的流量，而且要求仔细地协调来自供应商的投入流量和流向中间商和最终用户的流量”。然而，“这样的协调，没有也确实不可能自动地产生。它要求管理团队或管理层级的永不中断的全神贯注于由额定生产能力所衡量的潜在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是生产设施的物理特性;由实际通过量所衡量的实际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是组织性的。这种经济效益依赖于知识、技能、经验和团队合作—依赖于为利用技术过程潜力所必须组织起来的人的能力”。
从历史上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首先进行了这种三重投资的第一批行动者(first movers) ,“不仅是利用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本优势的领袖，而且它们在发展所有职能活动的能力方面也具有先行者的优势”。这种企业一诞生就获得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它们所处的工业迅速变成由少数第一批行动者所主宰的垄断竞争结构。除非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新企业很难进入这些工业。当受到跟进者的挑战时，“这些先行企业更强有力地为市场份额而战，并通过职能的和战略的效率来提高利润”，“按相关于自己工厂生产能力的需求和竞争对手的价格来定份”。因争夺市场份额和利润而被磨练锋利的管理技能是包括工人技能在内的新型现代工业企业的各种组织能力中最可宝贵约。这些组织能力是高度产品特定和工艺特定的，而且通常决定了少数先行者及其挑战者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依靠赋予了它们独特竞争优势的现存生产设施和组织能力的基础，这些企业通过利用规模经济继续推进地理上的扩张，并通过范围经济继续推进产品的多样化。这些企业努力利用基于组织的竞争优势还推动了它们在海外的直接投资。这样的组织能力不仅提供了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而且还在国际工业领袖的竞争中提供了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增长动力。
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比较分析:
坚持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中心作用，钱德勒从三个国家各选取2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并通过考察它们从1870-1990年的动态发展情况来比较他提出的“美国竞争性管理资本主义”( competitive managerial capitalism)“英国个人资本主义”(personal capitalism)和“德国合作的管理资本主义”(cooperative managerial capitalism}
对于美国，钱德勒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比欧洲在更短的时间里出现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现代的、综合一体化的、多单位的企业?为什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管理层级的出现变得比其他经济更广泛，而所有权和管理的分离变得更分明?”钱德勒再次描述了使美国成为管理资本主义策源地的初始条件:被铁路和电报一体化的大陆规模的市场，以及铁路对工业融资和大规模管理层级发展的影响。然而，这些在《看得见的手》中被更详细描述过的发展，在这里的意义却是“为在生产和分配中利用规模和范围经济建立了技术和组织的基础”。在具备了这些带来新机会的条件后，解释竞争性管理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变量就不能不是“企业家的反应”(entrepreneurial response) ,虽然钱德勒从来没有直接明了地解释清楚，除了客观条件的诱因，为什么美国企业家会比他们的欢洲对手更积极、更普遍地进行了对生产设施、销售组织和管理结构的三重报资。
根据钱德勒的研究，美国企业家对新机会的反应首先是在分销领域:大规模批发和零售商业代替了靠收取佣金的传统商业。然而，新式交通通讯所带来的更大的革命是在生产领域。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没有任何创新能比爱迪生和西门子及其他发明家的导致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电力的创新更影响深远的了。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出现，第一批行动者广泛地出现在美国工业企业之中。在那些一两个先驱企业进行了三重投资的工业中，这些企业迅速主宰了育场。然而，美国的现代工业企业更多的是在合并或兼并之后出现的，它们成功的充分条件也是要进行三重投资。这些先行者在18 S}-19411年期间一直保持着领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