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底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交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经典巨著《美国货币史》的译稿时，全球金融市场还一片繁荣，中国股市也同样处于一个空前的大牛市的中场。那个时候，阅读和翻译《美国货币史》更多的是看重这本经典著作所具有的对金融理论史的怀旧和总结，以及对经济史进行跟踪研究的价值。
两年之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完成了相关的编辑校订程序，即将正式将该书付梓之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从华尔街迅速扩散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从纽约、伦敦到香港、上海，环球同此凉热，大家都把这次金融危机称为“金融海啸”，都沿用格林斯潘先生等对于此次危机的判断——“百年一遇”。
既然是百年一遇，自然只有美国历史上的“大萧条”可以媲美；而对于“大萧条”，从金融方面分析得最为透彻的经典著作之一，大概应首推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了。
在百年一遇的危机面前，人们必然会像是在此前的多次危机中一样，感到迷茫、困惑，在这个时期往往也空前关注历史的分析与比较，试图从历史的比较中寻找方向感。全球的资产管理行业在危机中似乎也都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类似特点：在大牛市中，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往往是十分年轻、新锐、激进的专业人士，因为只有这些精英人士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牛市中的最大利润；而在大的调整时期，全球资产管理行业最受欢迎的，则往往是经历了多次市场波动的资深专业投资家，因为他们在大的动荡中更具有历史感和方向感。
《美国货币史》洋洋大观，其主旨，以金融研究界的共识，一言以蔽之，就是“货币很重要”：货币是一个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独立而可控的力量。在经济史上，可能很难找到比当前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更好的案例来分析和印证“货币很重要”这个观点了。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从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活动扩散到金融市场的话，那么，当前的次贷危机可以说是第一次全球意义上从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新的经济周期，货币金融因素成为经济波动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主导这场全球金融海啸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制造出来的、被高杠杆扩散到全球的“有毒资产”，是华尔街自己制造出来的“货币魔鬼”。货币从这个层面再次证明了它自身的重要性。
美国一些金融界人士一度认为，美国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以研究大萧条著称的伯南克教授，正好担任美联储的主席，这使得此前只能代表伯南克研究水准的关于大萧条的专业成果，能够迅速成为美联储的力度很大的具体政策举措。如果从通常的教科书意义上，伯南克及其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危机中采用了种种政策措施，在传统的中央银行学中多数是“非典型的货币政策”，但是其基本思路来自伯南克对于大萧条的研究。而在对于大萧条的种种深刻的研究中，弗里德曼及其《美国货币史》都是其中的权威著作，说伯南克的研究和当前的政策深受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分析脉络中找到当前美联储和全球央行救市政策的理论上的蛛丝马迹。
这样，在种种机缘之下，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本来是一本有点晦涩的、专业的经济金融专业著作，现在因为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的关系，竟然更像是一本专业著作中的畅销书了：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投资者，都可以从中寻找理解当前金融危机走向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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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辞世已经两年，种种的喧嚣已经过去，反过来再看当时的种种悼念文章，当我看到早年以《佃农理论》等著作成名、近年来在国内知名度依然很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饱受争议的张五常先生的悼念文章时，我就觉得，其中的一段，确实表达了我们参与翻译者的心声，我当时就保存了那篇文章，决定在后记中引用，张五常教授这样写道：
“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佛利民（弗里德曼）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弗里德曼）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中，立德、立功、立言是重要的大事。司马迁在《左传•襄公十四年》揭示先秦儒家人生理想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弗里德曼教授的一生，可谓立德、立功、立言均备。对于这样的不朽，生命的存在与否，实际上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在经济发展史上，在金融思想史上，弗里德曼总是在那里，后来者是绕不过去的。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在主流的经济思想似乎又开始向政府干预方向转弯的时候，弗里德曼的重要性又再次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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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知道，作为译者，特别是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这样的经典著作的译者，实际上与读者互动学习的过程可能从译著出版之日才真正开始，因而翻译时如履薄冰的心情始终不敢有所放松。
关于翻译有许多戏谑之辞，例如有人说“真正的文学就是被翻译所遗漏了的那部分”，尽管大家都知道翻译需要达到“信、达、雅“的境界，但是，经过自己亲身参与，方才明白语言本身的真实准确传达已属不易，语言之外的意境更是难以描述的，彼时的风云变幻往往难以仅仅通过语言本身让读者也感同身受，据说语言学上，这叫做“语言的痛苦”。也才明白翻译著作绝不是简单的字符转换，否则金山快译软件足矣；翻译的难度和资源投入远甚于自己著书，因为一个好的翻译往往包含了再创作的艰难过程。即便如此，每年仍有为数不少的译作出版，我相信多数译者同我一样，初衷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有机会接触经典，并在翻译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由于能力所限，结果往往是不可控的，加之读者的英文水平显著提高，翻译著作也日渐成为一件费力难讨好的工作。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曾说，翻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哪怕最终可能是读者觉得翻译的版本质量欠佳无法阅读，转而翻阅英文原版，也就姑且自我安慰，认为是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经典的普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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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里德曼教授的众多著作与成就中，这本《美国货币史》我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在经济学家常用的数量、逻辑与历史三种分析工具中，如果要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数量；再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逻辑，无论如何，他要保留历史。从个人的偏好看，我也认同这种选择。
中国的金融业正处于快速的发展变革过程中，美国的金融发展历程能够给我们一些参照、一些案例、一些思考。发端于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百年一遇的研究案例。我们一直在事实上把欧美金融体系作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之一，现在这些重要的参照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和危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只能更多地依靠深入分析欧美金融业发展的轨迹和中国自身的金融需求来寻找。因此，如果这本书的翻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个引导作用，则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全书分析框架与基本理念的把握之上。
2008年12月于北京玉渊潭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