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明兴博士合著的新书《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最近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经济学文库”系列出版。以下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为本数所写的序言。
中国自1978年所启动的经济改革至今已近四十载，无论是其经济增长的成就还是其所带来的问题均令人瞩目并引人深思。如何解释并评价这一“中国模式”背后的决定因素和驱动力量，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我自己和合作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拥有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但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差异，例如珠三角和长三角、苏南与温州、上海与北京、山东与江苏的模式差异。这些地方模式（包括资源禀赋、社会、政策与体制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对象和自然试验场地。在我近年来主编出版的《市场、政府治理与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登顶比赛：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两本书中，我强调了这一现象及其背后所揭示的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不同寻常的角色。不过，目前大部分研究均着眼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描述以及其中的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但为什么在中国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可以出现如此大的地方差异，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含义，相关的研究却并不多见。
章奇博士和刘明兴博士的这本《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则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他们指出，地方政治精英常常面临不确定的政治和政策环境，为保证其政治生存，就必须向上或向下寻求政治支持。前者指向上级或更有权力的人寻求支持和保护，后者指向下级甚至更基层的支持者寻求政治支持。最终从何处获得政治支持，取决于他们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如果他们在整个权力结构和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向上寻求政治支持和保护的渠道不存在，导致他们无法依靠上级的庇护，因而这些边缘化的政治精英就必须从更基层的力量中寻求政治支持，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政治生存概率。对于体制内那些被边缘化的政治精英来说，要把这些潜在的基层支持力量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支持力量，就必须给他们提供现实的好处，尤其是经济上的好处，以换取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支持。如果这些边缘化精英的资源有限，那么以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的方式持续地向某些特定的社会力量提供物质利益以换取其支持就会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策略。一个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就是政治精英承诺不剥夺和没收其潜在支持者的财产，对其投资及其收益予以承认并进行保护，从而提供类似于产权保护之类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 （Public goods）。 这就出现了学者经常称之为“帮助之手”（helping hand）的政府行为（他们把这一机制称为“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与之相反，那些和权力上层关系紧密的地方政治精英，由于其政治前途取决于体制内权势人物的提拔和保护，因此，其施政核心，不在于促进本地的经济利益，而在于如何优先满足上级的偏好和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至于这些是否会以损害本地经济利益为代价，则并不在此类地方干部的优先考虑范围之内。因此，在后一类政治精英主政的地方，其经济绩效就会更差，也更可能导致出现“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性质的政府行为。
两位作者在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能够长期有效运行的条件，即导致边缘化政治精英和基层支持者之间形成长久持续的可置信合作关系的结构性条件，包括历史形成的地方精英动员基层支持者集体行动的能力、体制环境和高层政治动向所赋予的活动空间和机会，地方政治精英是否对这些变动具有足够的敏感度和把握机会的能力，以及地方权力结构的稳定性，等等。他们同时指出，这些条件在催生了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的同时，也决定了其作用的有限性，因而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虽然在整体产权保护环境仍有改善空间的情况下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但终究只是对完全产权保护的一个补充机制，不能完全替代正式的、成熟的产权保护制度。
在我看来，本书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提供了一个理解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即通过地方权力结构的权力异质性和地方政治精英在这一权力结构中的不同地位，来分析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激励机制，从而指出了地方政府行为差异巨大的原因。其中，两位作者尤其强调了基层支持力量对边缘化政治精英政治利益的重要性。这一点，以往仅聚焦于现有体制内自上而下决定激励机制的文献并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另外，根据本书的研究，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之前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不能孤立地把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经济表现人为割裂开来。实际上，两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现象背后都有逻辑一致的因素在起作用。最后，本书在正式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十分强调非正式制度在政治经济发展中也会发挥相当的作用，这也给分析和理解中国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当然，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和地方政府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十分丰富和复杂，还有很多问题仍有待深入观察和分析。例如，本书的分析基本上覆盖了1990年代。但1990年代之后中国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和发展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异。作者的分析框架是否能对此进行解释？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如何看待他们的角色？他们在作者所提到的权力结构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并发挥什么作用，并如何进一步地影响到政府-市场关系和政府行为，等等。这些问题，需要作者进一步思考并做出回答。
我曾经说过，对学者而言，中国这样的“自然实验”是不可多得的，细心的观察常常带来格外的喜悦。本书正是两位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现象进行仔细观察和剖析之后的诚心之作！我期待他们未来有更多的佳作问世，以飨读者！
张军
2016年1月12日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