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大陆、台湾经济学家共同探讨发展的主题-首届"两岸经济发展经验与策略研讨会"综述
主讲人 刘克智 周其仁 易纲 海闻 董安琪 许嘉栋 林毅夫
时间
地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
主讲人简介
大陆、台湾经济学家共同探讨发展的主题
—首届“两岸经济发展经验与策略研讨会”综述
（下）
四、科技政策与国际贸易问题
两岸学者接着就科技政策、国际贸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刘克智教授首先以“台湾科技发展与经济成长的关系”为题作主题报告。他所谈的科技是包括生产、经营和营销的综合科技。他认为台湾的科学技术系统是亚洲太平洋系统的一环。早期，台湾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国民教育程度低，科技水平极其落后，经济实力也很薄弱。这个时期，除了政府外，任何一个企业和单位都无力也无需吸收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的唯一出路就是出国。这导致人力资源严重外流。直到80年代政府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到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才逐渐逆转为“脑力回流”。所以，这个时期在教育和科技人才培养方面是排除日本殖民影响，吸收欧美先进科技。刘克智认为台湾经济成为依赖于中小企业的技术来源、经营及行销关系。在分析了台湾进出口之后，他认为在工业化及应用技术方面，台湾无法摆脱对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技术体系的依赖。这个时期，台湾的技术发展政策是“草根式”自下而上的策略。一方面由各个企业家单打独斗，想方设法“偷”得适于充分发挥既有人力及物力的技术，提高自身竞争力。这种技术的引进，主要靠企业家以往与日本人建立的个人关系，透过购买日本的零件、原材料、机器来取得。同时，政府在农业劳动密集地区设立加工区，吸引外资投入到这个地区，雇佣当地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离农不离村，很快把技术传播到家庭成员中，从而促使技术在地区内迅速传播，提高整体的技术水平。后期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使得“偷”技术已无可能，就进行应用研究。同时，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台湾的技术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先朝重工业发展方向的策略受到阻碍，更加强了应用技术的研究，推动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最近几年台湾高科技产业有显著进步，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最快。刘克智认为这说明台湾的科技发展战略是成功的。
余明德博士在评论中提出几方面建议和问题。1、建议更深入地研究为什么台湾中小企业寻找新技术的能力那么强？他猜想与国民基础教育有关。2、建议分析台湾如何给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从而使其充分利用于应用技术。3、台湾的教育策略对大陆有借鉴意义。大陆办教育，政府投入较多的是在高等教育，而不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较多地交给农民自己办。4、在技术传播中，台湾有加工区的示范作用，而大陆有经济特区的示范作用，二者的作用相类似。5、台湾对技术的引进过程值得大陆借鉴。不能盲目地引进高、精、尖技术。6、大陆的科技观念应该改变。大陆科技的发展与民族的荣誉联系太紧，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拥有多少高技术，所以要注意实用技术的发展。7、台湾技术发展中，家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对大陆应有启发作用。
围绕科技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大家在自由发言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教授指出，资本积累和技术变迁是发展条件。其中技术变迁尤为重要，没有它，会出现投资效率递减并阻碍发展。但在科技创新的方式上有政策选择问题：是在科技边缘上不惜成本创新，还是依据比较优势基础上国内生产发展的要求，通过模仿、引进来发展应用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不一样。他以韩国经验具体说明这一观点。50－60年代韩国依据当时资源条件，实施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科技产业政策。70年代曾试图优先发展重化工产业，实现产业高度化，但没有成功。80年代再次侧重发展重化工产业，但在重工业中选择劳动较为密集的造船业，政策绩效比较好。这说明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产业政策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
刘克智教授亦强调科技应用上存在大量选择问题。他指出，台湾科技政策鼓励中小企业依据市场要求寻找适合技术，效果很好。他比较台湾和南韩汽车行业的出口，说明台湾的做法对大陆更有借鉴意义。韩国发展汽车工业，一开始就请国外专家，技术新、规格高，整车出口到欧美，心理上自豪，但是亏本出口，效益不好。台湾则从部件开始做，出口玻璃，手柄等部件，有竞争力，汽车行业出口价值与韩国不相上下，但效益好。在部件基础上发展，现已进至开发研制发动机、生产整车阶段。
周其仁教授也认为南韩有片面追求日本企业组织某些特征的偏向，行政干预过多，与台湾相比，有较多不成功之处。他还提到国内目前不少地方追求大企业、高技术，银行在融资上亦鼓励这一倾向，使得单位投资就业面缩小，GNP就业弹性下降。他对这一倾向表示担忧。
易纲教授对比较南韩、台湾经验问题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从人均收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产品技术含量等基本指标看，很难说两者有优劣之分。他提到，台湾依赖中小企业，搞出口导向，不求自成体系。南韩扶助大财团，在目标上是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考虑到南韩人口规模远远大于台湾，上述目标有它的道理。谈到汽车出口，虽然韩国至今出口效益不如台湾，但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韩、台在美国市场竞争对象和层次的不同。韩国整车出口，直接竞争对象是日本，一段较长时间亏损是可以的。历史上日本进入美国汽车市场初期亦亏损很久。台湾出口部件，而美国大汽车公司部件主要由中小企业生产，台湾厂商是和这些中小企业竞争，赢利较为容易。所以，全面、长期地看，台湾、南韩的不同经验对于大陆这样规模大、结构层次复杂的经济，都有其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二位报告人海闻教授的报告主题是“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的关系”。他认为，由于中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是计划经济国家，所以国际贸易、对外开放不仅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有作用，而且对体制改革也有作用。他把中国大陆同前苏联、东欧转轨国家作了比较，提出中国转轨比较成功不仅由于渐进式改革方式，而且由于大陆的转轨与国际贸易、对外开放相联系。
他在报告中首先简单回顾了大陆对外方面的改革进程，然后着重概括了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及体制改革的几方面影响：第一，大量资金的流入；第二，生产技术的引进；第三，现代化管理技术的引入；第四，也是他所强调的一点，是对旧的体制的冲击。靠外来冲击帮助改革是中国改革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作用表现在，一方面通过搞合资、独资企业、乡镇企业，扩大非国有企业部分，形成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另一方面，一些外资直接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他还报告了利用国别截面数据资料应用简单回归技术来检验上述一般分析结果。初步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开放程度越高，人均GDP越大；第二，开放程度越高，增长率越高。
董安琪博士对海闻教授的论文有以下评论和建议：1、台湾和大陆的自由化过程经历了一些类似的步骤。2、海闻文章中提到开放的最大好处是动态的贸易利益，即贸易的外部效应，希望这方面有更深的研究。3、她认为，外在的大环境在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海闻研究外在环境的变化怎样影响国内政策。
五、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
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
易纲教授以“中国大陆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为题讨论了这一问题。他首先介绍了传统体制下大陆的金融体系和货币供给机制的特点。当时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大一统的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企业间的结算通过银行支票的转帐进行，对企业现金的使用控制非常严格，目的是对企业行为进行监控。银行只是相当于财政部的出纳，银行转帐是以实物分配为前提并为实物分配服务的。银行对现金的发放遵循1:8的规则，货币在这种体制下是被动的内生变量。这种体制保证了中国经济从1950年到1978年间超稳定的发展，当时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0.4%。中国的金融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易纲教授主要论述了下面三个问题。①中国的货币化过程，②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③三角债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年报表明，从1979年到1995年17年中，中国广义货币M2的平均增长率为25%，而GNP的平均增长率为9.6%，平均通货膨胀率为7.5%。因此，在过去17年的经济改革中，中国的货币增长率远大于通货膨胀率与GNP增长率之和。货币流通速度逐年减慢，大量的货币沉淀在经济中。针对这一现象，经济学界提出了三种解释。第一种假说认为中国的官方通货膨胀率被人为低估了。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加GNP增长率应该大致等于货币增长率。第二种假说认为中国存在着强制储蓄和抑制性的通货膨胀，就是说老百姓由于买不到想买的东西而非自愿的持币待购。易纲教授提出了第三种假说，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产生了货币化过程，这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活动的比例不断增长。当经济发展时，不仅总产值增加，而且货币化经济的比例也会增加。货币供应不仅随经济正常增长而有比例地增加，而且由于新的货币化部门增加，货币供应还要相应地增加。货币化进程基本上取决于两个因素：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体制或结构的变化。根据货币化假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逐年减慢，大量的经济增量被经济消化了，因而没有变成通货膨胀释放出来。
易纲教授接着谈了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改革过程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中国的资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78年，国民收入中70%用于消费，30%用于储蓄，居民储蓄额为210亿，占当年GNP的5.6%，剩余94.4%的储蓄来自政府，因此当时的储蓄主体是政府。而在1995年，居民在银行的存款超过3万亿，占GNP的54%，居民成为了储蓄主体。1995年中国的金融结构为：银行体系拥有5万亿的资金。存款为5.2万亿，贷款为5.1万亿，在5.2万亿存款中，居民存款超过3万亿，企业、机构储蓄为1.8万亿，银行体系以外的资产包括5千亿的国库券, 2千5百亿的企业债券以及1千亿的股票。
易纲教授最后谈了三角债问题。货币化和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造成了债务问题。经济改革以来，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逐年上升，78年为19%，而95年则为83%。易纲教授认为这是目前金融体制的必然后果。由于政府实行金融控制，而不开辟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因此企业的债券少，股本少，只有向银行贷款，资产负债比上升造成的后果是银行的坏帐很多，坏帐占整个银行贷款冲消额的21%。而中国各大银行的自有资金在6%～8%之间。21%坏帐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银行被迫向企业贷款，与企业联系在了一起，而由于企业承担了太多的社会功能，企业改革也无多大进展。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很快，通货膨胀率也不是很高，三角债问题的存在形成了企业难、银行难、财政难的局面。
接着，许嘉栋所长就台湾金融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了演讲。他的演讲包括以下几部分：(1) 信息不对称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许先生指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贷款者对借款者的资信度及经营状况不一定很了解，这就会对贷款者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功能的发挥。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严重。因此，在这一时期，从事短期借贷的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是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而证券市场与货币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要等到经济发趋于成熟时，才会出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银行主要从事短期贷款，而且以抵押、逐次展期等手段保障其自身，等经济发展后，才提高信用贷款和长期货款的比例；由于大企业的会计报表制度比较健全，资信程度高，因此金融中介机构愿意对大企业贷款，而中小企业则不容易得到资金。这就需要政府设立专业银行，或者采取行政性干预手段来给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其发展。
许嘉栋所长接着介绍了台湾的金融体系及其发展。台湾的金融体系是二战后从日本手中接受过来的体系与从大陆转移到台湾的金融机构的综合体。目前台湾的金融体制包括正式的金融体系和未纳入管理的民间借贷体系两部分，正式的金融体系主要对资信良好的公营企业和大的民营企业融通资金。而资信度较低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主要通过民间借贷来取得资金。因此，台湾的金融体系具有双元性和市场分割的特点。台湾家庭的储蓄量很大，这是台湾企业主要的资金来源。1989年后，财政出现了赤字，亦由此来融通。从80年代中期起，相当大比例的超额储蓄转化成了台湾的外汇积累。可以用下述两项指标来衡量台湾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金融深化指标即货币供给(M2)占GDP的比例和金融部门对GDP的贡献率。从50年代起，这两个指标一直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在80年代后半期，更是有了大幅度的上升，这两个指标已超过美、日等发达国家，这表明台湾的金融发展是相当迅速的。开放程度的提高、分工专业化、新的金融工具的引入以及80年代的股市狂潮等因素是造成这两指标上升的原因。
许嘉栋所长进而介绍了台湾的金融政策。台湾金融政策的目标包括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定、维持经济的稳定、促进经济的成长和维护社会公平。可以把50年来台湾金融政策的演变分成三个阶段：早期主要是通过外汇币值改革以及优惠存款等措施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50年代至70年代末，金融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安定和促进经济成长；70年代以来，迫于国外要求台湾开放市场和岛内为大量的剩余资金寻找出路的双重压力，台湾开始了以利率自由化、开业限制的放宽和民营化等措施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变革，以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为经济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实现上述的政策目标，台湾政府采用了利率管制、选择性信用配给、银行公营以及进入管制等于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达到了其政策目标，但对台湾金融机构的发展及配置效率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许嘉栋所长最后就台湾的金融制度在维护金融安定、鼓励储蓄以及提高资金配置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分析了台湾金融制度的绩效。由于金融主管机构对金融体系的安定非常重视，所以台湾的银行业从未发生过重大的经营危机，金融机构的呆帐比例非常低。在储蓄方面，由于台湾经济发展迅速银行业推行正的实际存款利率以及其它鼓励储蓄的措施，加之金融机构非常普及，因此台湾的储蓄名列世界前茅，台湾的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方面非常成功。但是台湾当局对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造成了资金配置的低效率，这对台湾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损害。幸而，台湾政府允许活跃的民间借货存在，弥补了正式金融体系功能的不足，民间借贷在改善资金配置效率以及鼓励动员储蓄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林毅夫教授对许嘉栋先生的论文进行了评论。他以为这篇论文很好地把有关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的理论作了非常扼要的总结，对研究大陆的金融改革有以下几方面非常重要的鉴借意义。①50年代，台湾推行了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战略，对金融体系进行了压制。在这种金融压制的状况下，对资金采取了信贷分配，公营企业得到资金的比例远远大于私营企业，大企业得到贷款的比例远远大于小企业，而能得到资金的企业的效率比不能得到资金的企业效率要低。这些情形跟大陆过去传统战略下对金融压制的情形是一样的。效果上看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与大陆不同的是，台湾的金融压制并没有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障碍。林毅夫认为这是由于从50年代起，台湾一直维持一个正的利率，同时台湾的资金分配与其比较优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出口导向的企业比较容易得到资金。此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间金融的发展，民间金融灵活的机制补充了正式金融体系的不足，效率高的中小企业从民间金融能得到所需的资金。②许文强调了金融发展的阶段性。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是有其合理性的，过早的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可能会比它带来的正面效果大。这对怎样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值得深思的。③在金融有压抑的状况下要避免其负面效果并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能按比较优势分配资金，它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就较大。④随着阶段性的发展，金融自由化是任何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都不可避免的。而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必须要伴以相应的制度的调节(regulation)否则会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因此，台湾的经验对于大陆将来推行金融自由化时是非常有鉴借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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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讨论完毕后，双方就今后加强学书交流合作问题进行了座谈。依据最后达成的协议，这次研讨会将发展为一个系列，每隔两年依次在海峡两岸举行。第二次研讨会暂定于1998年在台湾召开。
卢锋、阎伟、曹雄飞、张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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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海闻 姚洋 发行：邢惠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