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
主讲人 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教授
时间 1998年9月15日
地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
主讲人简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前主任，现任马来西亚、南朝鲜、越南等国政府顾问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前主任，现任马来西亚、南朝鲜、越南等国政府顾问，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教授于1998年9月3日应邀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关于亚洲危机的报告。在报告中，教授谈了他个人对这场危机的认识和思考，并针对中国应在此次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发表了评论。
一、认识危机的两种思路
目前，关于这场危机起源的争论主要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金融大恐慌”理论，认为这次危机是由金融大恐慌引起的；另一个是“基本体制论”，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基本体制的原因。帕金斯教授以为，双方的说法各有千秋， 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金融恐慌的引导机制十分简单：在一个没有央行负责、没有最后贷款人的国家，商业银行实行自由信贷，长、短期资本流动畅通无阻。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市场中，一旦出现经济不良的迹象，人们就立即到银行去提款，这就是恐慌的开端。而银行的借款大都用于长期投资，面对要求兑现的短期贷款者们，银行只得宣布破产。美国在三十年代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之后引起“大萧条”的原因之一。此次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也是如此。他们的短期资本大多来源于国外，设想贷款来源是国内金融组织的话，政府可以靠印刷货币来还债，然而他们不能印刷美元或日元啊！当国外贷款者们都要求兑现银行存款单时，政府只得动用外汇储备了，一旦外汇储备降低到零点，而且又没有央行或最后贷款人保证时，危机就开始了。
最早出现危机的国家是泰国。在危机爆发前的二、三年中，泰国的房地产投资蓬勃发展，由于当时美元利率低于泰铢利率，大量资本来源于国外。随着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这个繁荣景象终于以外汇储备下降到零点而告终。
泰国的病根不仅限于此。泰国的政界与金融界相互勾结，政府官员把国库当作资金后盾。一方面，他们频频进行高风险投资；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政府力量把汇率维持在高水平。当泰铢最后终于不得不贬值时，先前隐藏着的漏洞都显现出来了，金融机构纷纷倒闭，银行宣告破产。
危机并不就在泰国停止下来，它继续蔓延和扩散。人们开始感觉到，亚洲的奇迹并不如原先想象的那样美好壮观。印尼和马来西亚一下了成了众矢之的，投资者和投机者都预测这两个国家是危机下一个目的地。到底人们为什么这样想呢？确切地说，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当时这两国的经济形势并不太糟糕，在很多方面比前几年都好。即使在政府腐败、金融秩序混乱等方面，也不过是和原先几年一样糟糕罢了。大概人们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担忧，终于在这个时刻变成了真正的恐慌。人们纷纷抽出资金，抛出该国货币。于是银行倒闭，金融崩溃。再接下来的国家是南朝鲜。自金泳三掌权以来，南朝鲜一直致力于政治运动，而疏于经济管理。内阁财政部长每隔十个月就要换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缺少连贯性并缺乏效率。当人们有一天突然发现外汇储备全没有了，任何措施都已来不及了，接踵而来的就是“危机”。
这次危机之后的复苏很缓慢。有些人于是提出“基本体制”的原因。经历此次危机的亚洲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有如下一些共同点：（1）法制不建全：商业纠分主要依靠当事人与上层领导的关系，而不是靠法律；（2）市场缺乏竞争，签订合同也要“拉关系”，这说明合同的竞争性弱，而且合同的法律效力也不强；（3）政府过深地介入经济事务；（4）政策缺乏透明度；（5）外国人不了解这些情况，在这样的市场上常常处于不利地位；（6）政府与银行之间界线不清，政府控制银行，同时向银行借款，帐面混乱。这种缺少法制法规、缺少竞争、人际关系复杂的状况必须改变，否则经济难以复苏。
虽然完善法制法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这是国家长期发展得以保证的基石。基本体制不健全在根本上就是法律制度不健全，国家是以法律为保障而建立的，法律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反贪污、反腐败都要依靠法律力量解决。有了法律的保障，经济才会稳步发展，危机中的人们才会对未来有信心，经济才会复苏，进入良性循环。亚洲国家可以仿效英、美国家的法制体系，建立和完善其自己的法律法规。
前面提及的“恐慌”也是归咎于法制不健全：银行受政府的控制，政府与商人相互勾结、相互串通，方方面面都在行贿、受贿，腐败充斥于上层建筑之中。如果这个情形继续，另一场危机指日可待。
二、印尼和日本
在印尼，苏哈托政府似乎完全是为了保卫其家族财富而存在的。苏哈托家族的成员用国库财产进行高风险投资，再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来填补国库空虚。整个政府的努力只是为了保护这一小撮人的利益。当国家的经济再也经受不住这一小撮人的“摆弄”的时候，经济崩溃、政府垮台。经历了这场灾难后，投资者们对印尼不再有往日的信心了，没有人知道它何时能够复苏，大家于是都把资金投向别处。大家都等待着印尼重建其国家的基本体制。然而，要重建一国的政治、经济基础不是一夜就能做到的，要改变人们对传统人际关系的观念也有待时日。所以，印尼的恢复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日本的经济一直发展得很好，没有“恐慌”，没有银行挤兑，没有巨额外债，也没有过份的震荡。然而，它的经济中充满了“泡沫”，银行制度不完善，股票价值稍有动荡，银行就面临难题。尽管日本政府给于银行支持，然而由于制度性问题实在太根深蒂固了，政府支持终究也无济于事。此外，最近日本政局极不稳定，也为经济管理造成很大的障碍。
三、中国从这次危机中可吸取的教训和可借鉴的经验
在这次报告中，帕金斯教授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被卷入这场危机的。他对中国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只要中国在政治、经济改革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前途是十分光明的。这次危机可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中国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教训和经验：
首先，中国可以知道如何避免危机：避免危机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外汇储备水平过低，要谨慎举借外债，并注意多渠道融资，不要仅仅通过政府借款借外债；其次，在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以前，一定要保证已建立了完善的金融体制和银行体系，以对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限制游资规模和资本期限；第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方面的完善促进经济的发展；第四，建立完善的银行体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银行体制方面的改革进展如何。一个好的银行体系必须独立于政府部门，尤其不能受政府高层官员的操纵。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经验。 无论是南朝鲜还是日本，它们的六、七十年代的银行体制曾经是相当不错的，对国家当时经济的飞速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第五，重视产业政策：中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何种产业政策对中国未来影响深远。东南亚国家的过去经验对中国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南朝鲜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在六、七十年代期间的飞速发展极大得益于其制定了合适的产业政策，中国可以仿效它们的当时一些作法来制定自己的产业政策。要指出的是，产业政策的制定不能过多受到政治事务的干涉，在执行中也要避免寻租行为，更要杜绝贪污、腐败现象，以保证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第六，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符合其制定的贸易规则，建立自由市场体系：在选择产业政策中，有些产业政策是出口推进的政策，对该国和对全世界的影响都非常巨大，所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一定要在这方面作好工作。
四、提问与回答
在帕金斯教授关于亚洲危机的讲话之后，有听众要求他对俄国危机作一番解释。他坦诚地说，他并未对此次俄国的问题作过如亚洲问题一样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但他可以肯定一点，即俄国的危机是“基本体制”的原因造成的。近年俄国政局动荡，经济形势也不喜人，所以爆发危机并非出人意料之事。
有学生提出，现在一方面督促各国政府不能让外汇储备水平过低，另一方面又在批评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水平过高，外汇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到底什么是适当的外汇储备水平呢？
帕金斯教授回答说，从理论上说，适当的外汇水平可以通过构造模型求出。在中国和台湾的实际问题上，一国或一地区的外汇储备水平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足够的外汇有助于经济抵御危机的冲击。中国的外汇水平的确很高，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一直希望保持“出超”，否则，她可以花费外汇扩大进口，或扩大在世界证券市场上的投资，使得资本更加盈利。台湾的情况也类似。是否拥有高水平外汇储备是各个政府的决定，并不仅仅取决于资本的盈利性因素。
也有人问，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是否有益。他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完全开放资本市场的时机还未成熟，要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基本体制完善后，再来谈这个问题。
之后，帕金斯教授又就有关日本、南朝鲜的情况，以及危机中的投机者行为等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黄澄泓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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