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花三个小时在电视机前看足球赛，有点罪恶感。他于是问自己：这种罪恶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编辑多次邀约，希望我能写篇文章，谈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一直没有应邀，因为心里总有点排斥和抗拒。
心里不豫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方面，虽然自己绝不是学富五车，但是几十年来也确实看了一些书；要从里面挑出单单一本，我觉得有点困难。另一方面，从阅读里，我确实获益匪浅，心智和思维上，都受到很大的启发。但是，要指明“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似乎有点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味道。
不过，仔细想想，邀约所隐含的挑战其实合情合理，没有必要回避。我想清楚了，如果要挑一本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我会说：那是一本小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Jabas Buchanan)，但是出版社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布坎南在1986年获奖之后，接受各地的邀约，发表一连串的学术演讲；《政治经济学论文》(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这本书，就是他在夏威夷大学的系列演讲，然后编辑而成，由大学出版社在1989年印行。其中的一篇讲辞，名为“论工作伦理”(On Work Ethics)。
即使事隔多年，这篇讲辞的内容，我还记得很清楚。在美国，每年1月里的盛事，是美式足球的冠军争夺赛“超级杯”(Super Bowl)，现场转播，总是吸引以百万千万计的观众。布坎南也不例外，一样喜欢看超级杯；不过，美式足球正式的比赛时间，只有60分钟，可是把犯规、伤停、暂停、中场休息等时间加在一起，至少要三个小时以上。
布坎南觉得，在电视机前花这么长的时间，有点罪恶感；因此，他就从后院拣了一些核桃，一边看电视一边敲核桃、挑核桃仁。然后，他问自己这个“大哉问”：为什么看超级杯，自己会有罪恶感？－－有点像牛顿问自己：为什么这颗苹果会掉在自己头上？
经过思索，布坎南的体会是：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嬉戏而不工作，自己固然没有生产力；对其他人而言，也无法透过“交换”而彼此互蒙其利。因此，他认为，西方社会强调工作伦理，刚好和资本主义的精神相呼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创造出源源不绝的财富，就是一般人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塑造出对工作积极正面的态度。布坎南在星期天看电视，心里还有罪恶感；这种工作和休闲不分的想法作法，想必很多人期期以为不可。毕竟，工作归工作，休闲归休闲。美国最高法院的某位法官就曾表示，每年一定要度假两个月，因为：他可以在十个月里，做完12个月的事；但是，他却不能在12个月里，做完12个月的事。不过，对布坎南而言，由自己的罪恶感，联想到工作伦理，乃至于和资本主义的关联；这种以小见大的思维，确实令人佩服。我相信，能有这种联想和发现，他自己一定也很得意。
对我而言，布坎南的故事，还有两点特别的启示。由生活上的小事，他得到灵感，而后有学理上的体会，再以学术论述的方式发表；而论述的内容，其实是寻常的智能，老妪能解。因此，诺贝尔奖得主的思维曲折，并非遥不可及；值得常常提醒自己，有为者亦若是。另一方面，由生活琐事，他可以联想到抽象的学理；反过来说，社会科学里的各种理论，总是可以在生活经验里找到印证。也就是说，不要在抽象的理论里打转，最好是试着由大千世界里体会学理的现实意义。
这些年来，这两点启示直接间接地影响我。诺贝尔奖得主，是经济学者里的巨人；然而，巨人也是人，只要用心思索，爬上巨人的肩膀，并不是登天之难。到目前为止，在国际学术期刊上，我已经发表十篇以上的论文，讨论布坎南、贝克(Gary Becker)和科斯(Ronald Coase)这三位大师；或是在研究主题(subject matter)上，或是在分析方法(analytical approach)上，臧否他们的观点。
另一方面，在生活里思索学理，经验更是活泼精彩、妙趣横生。这些年来，除了学术论著之外，我一直试着以散文的方式，阐释经济分析的理念和趣味。数以百计的“经济散文”，当然不是硬邦邦专有名词和术语的堆砌。大部分时候，我是由生活里的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耳闻目见，再联接到学理上的思维。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反映其余。
几年前，台湾发生一个特殊的事故，引发一场官司。在某个灵骨塔里，存放着许多骨灰坛；不幸发生火灾，烧毁了一些骨灰坛。骨灰坛的家属悲痛难抑，要求赔偿损失。可是，肢体和人命受损，已经慢慢有一套标准；骨灰坛损毁，可是不折不扣的新生事物。特别是在民意高涨的时代，要如何赔偿和善后呢？
当初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时，自己也困惑了一阵子；后来，提醒自己以生活经验为准，在脑海的数据库里找一些类似的情境，作为思索的参考坐标。果然，这么一转折，马上联想到类似的例子：灵骨塔保管骨灰坛，是一种服务性契约，就和衣物送洗、银行里租保管箱一样。一旦服务性契约出了差错，就可以以行规来赔偿－－通常是赔服务费用的某个倍数。而后，再一延伸，就可以想到一个光谱：一个极端，是幼儿园托儿所；另一个极端，是衣物送洗和银行保管箱。骨灰坛，显然就是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
我把这个例子，写进《漫步法律》这本书里，而书里还有数十个官司和实例；但是，作序的两位法学重镇，竟然不约而同地，在序里都提到这个实例；而且，对于从生活经验着手的思维方式，大表赞扬。
对于我的经济散文，有些读者／书评表示：好则好矣，但是太过琐碎，太过生活化了一些。对于这种批评，我从来没有响应；因为，我知道，他们批评的不只是我，他们也批评了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