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中国农村改革的回顾
主讲人 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
时间 1998年6月24日
地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
主讲人简介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 、现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中国农村改革的回顾
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业绩效”国际研讨会上，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 、现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应邀做了发言 。 以下是他的发言全文。
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改革相当成功地提高了农村经济的生产力和产出，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收入，同时也提高了城市居民食品消费的种类、数量、质量及购买的方便程度。农村改革不仅是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提高的主要原因，而且也对非农业产出产生了巨大影响。
尽管我相信，人民公社的取消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引入对农业生产的提高起主要作用，但邓小平当初显然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1987年，他对一位来自南斯拉夫的记者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和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这将刺激农民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农村改革见效很快，而这是我们所始料未及的。”（《邓小平文选》1993，第238页）
我怀疑可能没有任何人预料到农村的非农业企业的快速、巨大的增长。这些企业采取了多种形式??如镇属企业、村属企业。此外，还有相当多的由农民个人兴办的私有企业。当然，邓小平也并未预料到农村非农业企业的快速增长??而且他愿意承认这一点。他曾经告诉一个来访的菲律代表团：“总体来讲，我们的农村改革步子相当快，农民的热情很高，使我们完全吃惊的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出现了产出的多样化，商品经济，以及各种小企业，这就象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政府的成就。每年乡镇企业的增长率都达到20%。……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他同志也没有想到。这使我们吃了一惊。”（《人民日报》1987年6月13日）我认为他的比喻不是很恰当 。 中国的农民，一旦有权使用其能量和其它资源来追求其最优利益，他们所能达到的成就远非一支军队所能比美。
早期的成功
与其它事情相比，到1984年为止农业总产出的迅速增长最能说明人民公社体制及其相关政策的不合理性。1984年的农业总产出比1977年增长55%。一些估计表明，几乎近一半的产出增长可以归功于农民积极性的提高，而这主要是由于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可以使人力资源和其它资源更有效地运用，而且还可能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尽管我还尚未看到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论述。农业分配的巨大增长并没有要求其它经济部门提供额外的资源，换句话说，其它经济部门有所得却无所失，唯一的“成本”就是减少了官僚机构权力的任意性。
1984年以后，农业产出的年增长率比1979－1984年之间的7.5％有所下降，于是有人声称，1984年以后产出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失去了效力。1984年以后的六年里，农业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是4.5％，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远高于同期西欧和北美的增长率。假设7.5 ％的增长率能够长期维持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正如上面所论述的那样，可能一半左右的增长率要归因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从而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积极性的效果已经大部分体现出来，那么未来的产出增加就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增加了。1979－1994年这段时期，农业总产出年平均增长率为5.8%，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尤其是在如此之长的时期内能够维持。
对农业改革的批评还由于1984年以后粮食总产量缓慢的年增长率。1978－1984年之间粮食总产量增加了34％，但然后就连续几年停滞不前；1989年的粮食产出与1984年持平。这样进行比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1984 年实际上是一个丰产年，由于良好的气候条件，它比正常年份增产要多。同样，上面的比较还忽略了，1984年大丰收以后，政府降低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在未来粮价政策方面也使农民感到很不确定。
从1988－1994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平均年增1.8%。这个增长率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粮食的增长超过了国内需求的增长。从1980－1984年，中国净进口粮食1,300万吨 ，而在 1992 －1994年中国则是粮食净出口国 ，这样就说明了粮 食生产的增长超过了国内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在中国，粮食的使用不受产量的限制，否则的话，中国就不会由一个粮食进口大国转变为粮食出口国了。
依我看，农村改革获得成功最重要的证据是，农民年人均收入的大幅增加。现在，农民的实际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1978年的三倍。农民实际人均年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农村地区非农业工作岗位的创造（大约1亿人），收入的增加幅度随地区而变；80年代中期以后，沿海地区农民收入的增加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之间收入增加的不平等性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快速增长和政府对农副产品管制的逐渐放松造成的。农村改革的第一个效果是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很明显，人民公社制度对生产力和收入的负面影响在中西部要大于沿海地区。
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给农村带来了大量汇款，同时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投入，从而增加了剩余人口的边际产出，这些也是农村收入增加的原因。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可靠统计数据很难获得，从而也就很难估计出它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到底有多重要。但是我们可以说，越往后移民的作用越大。
城乡收入差别
农村改革的早期成功和滞后的城市改革使得城乡收入差别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这种缩小在1985年达到了顶峰。1985年以后，收入差距迅速增加。当时，根据调查，城市家庭的收入是农村家庭的1.88倍。但到了1994年，比率增加到2.87倍。1995年和1996年，这个比率有所减小。值得注意的是，给出的比率不包括大多数城市居民所获得的高额住房补贴，也不包括公费医疗福利。如果把这些非货币收入加进来，城乡收入比率可能会达到4:1。
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远远超过了亚洲的其它国家，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因素造成的。其中两个是对农民的政策性岐视。第一个政策已经存在40多年，即防止或限制从农村向城市移民。限制移民政策防止农民在巨大利益驱动下向城市流动。这种移民从长期看将会降低城市的工资水平，提高农村农业和非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个是城乡之间接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差别。农村青年接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城市青年。这种对农民的歧视不只在中国有,它在每个发达国家都存在过，直到农民在人口中占很小一部分时才消失。在美国，当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0％时，才基本达到教育机会平等。结果，即使不存在对移民的限制或由此带来的成本，城市的平均收入也要高于农村，因为人力资本存在不同。
第三个收入不同的根源是由于经济增长而造成的农业的调整。农业就业必须下降，开始是相对的，然后是绝对的。人们必须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椊峁匦胗幸恢执碳だ从帐古┟窭肟鞘煜さ牡胤饺ツ切┠吧牡胤剑谡庑┑胤剑窃谂┐迳钪械慕逃臀幕旧厦挥惺裁从谩Ｈ绻桥┮稻鸵祷岣浇陀校阋杂帐古┟褡虿煌掷嗑鸵邓璧氖杖氩畋鹁涂梢院苄 Ｕ饨馐土宋裁丛谥泄芄陀谙缯蚱笠岛痛邮屡┮档氖杖氩畋鹣喽越闲 ５牵贝优┐逑虺鞘幸泼袷保托枰嗟备叩氖杖氩畋稹Ｕ庋词乖诿挥幸泼裣拗疲裁挥腥肆ψ时静畋鸬牡胤剑┟衩磕晗虺鞘幸泼?％，可能城乡收入差别就要维持在50％左右。只有当移民停止或很少时，城乡收入才会平等。我猜测，到21世纪末，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将基本上消失。
农业和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农业就业将绝对下降。根据官方就业数据，1991年农业就业达到高峰值3.488亿，此后逐年下降。但农村就业继续增加，反映出农业工人的下降大部分被农村非农业就业所吸收了。目前，中国大约50％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这与50年代的超过80％相比已经是下降很多了。经济增长使农民受益，但也增加了其成本。益处包括收入增加，可以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好的保健，通讯改善，通过更多更好的公路和公共交通与城市连接。但是，如果农民要分享这些好处，其中许多人就必须决定不做农民。如果随着经济增长农业就业不减少，上面所举的大多数好处都将无法实现。如果在美国农业就业人口为1千万的话，就象1940年时那样，而不是现在的200万。农业收入将远低于其现在的值，可能还不高于1940年时的收入 。
但是，移民对移民者来说并非无成本。实际的成本有迁居成本，找工作成本，安家成本，离开熟悉环境而到达陌生环境（有时还带有威胁性）带来的心理成本等，城里人抵制农民的移动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经常提及的抱怨是，由于移民导致犯罪的增加。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农村移民整体是遵守法律的，他们是不得不居住在犯罪率高的地区。
中国的移民政策导致了强调某些特殊种类的移民。和其它地方一样，许多农村向城市的移民都相对年轻并且通常未婚。但是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是已婚男子，他们离开家庭去城市打工，可能每年只回家2 －3次。
这些人发现实际上不可能将整个家庭带到城市。首先，存在一个户口问题椈竦贸鞘谢Э谔乇鹄?眩悄阌泻芏嗲蛞桓觥５词鼓阄彝グ斐闪嘶Э冢悸堑酱蠖嗍泼窆ぷ鞯男灾剩?钩Ｊ前乖嗟模?训模Ｏ盏模?涔ぷ适杖胍陀诔鞘泄と说钠骄健６遥赡芨匾氖牵薹ㄏ硎艽蠖嗍鞘芯用裼涤械淖》扛＠６杂诖优┐逑虺鞘械囊泼窭此担竦米》砍司蟛糠秩说哪芰λ啊Ｖ钡匠鞘凶》克接谢捅曜蓟⑶彝ǔ５墓ぷ适杖胫邪ㄗ》砍杀荆蠊婺＞偌乙泼竦匠鞘胁庞锌赡堋?
农业调整
不管移民政策是否变化，农业就业的绝对水平都将下降，而且在下个世纪将达到占总人口的10％。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组织形式是否便于农业经营单位的持续扩大。农业劳动力价值的不断上升要求每个工人的努力与越来越多的土地和资本相结合。这不是一次性的变化，而必须在一段时候内连续变化。如果农民不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能否很方便地获得信贷来购买其它的资本项目，设备，建筑物，水井？他们将用什么来为其贷款作抵押？
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能适应各个家庭耕种土地数量的不断变化 吗？有人可能说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种体制运作得是否有效率，就象在竞争性土地买卖和租赁市场上那样？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如果现行的土地所有制需要维持，政策制定者就需要注意许多重要的问题。最少，每个农业经营者要有一个描述他们对土地使用权利的文件，包括对土地的描述，而且此文件需要被记录下来并对任何侵犯其指定权力的官员有效。同时，必须有一个完全透明的系统使土地使用权利的转移成为可能。任何由政府官员进行的对土地的重新安排，如果不对所有者进行完全补偿，都必须被禁止和授权。村干部的权力能够被足够控制从而使集体所有制有效率，并适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不断变化的条件吗？我不是说集体所有制不能恰当地运作。但是我确实相信，目前的初级体制不能有效地分配土地，因为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农民没有合法的可执行的文件来确定其土地使用权利，而村干部可以施加压力来诱使农民放弃其土地使用权利。如果农民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的话，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促进农业调整。如果农民能够卖掉其农场，并用这项收入在城市中获取住房，农民的移民过程将容易得多。农业人口正在老化，越来越多的资源将被用在老年人身上。如果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将有更大的保障，使他们在老年时能够满足其需要。他们可能不必出卖土地，但其价值在真正有需要时将代表一种保险形式。
市场
当前农业改革的一个缺点是没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粮食和其它重要农产品市场。1993年决定放弃粮食市场改革代表着一个大倒退。中央政府现在批准椏赡芄睦鴹省级和地方政府对粮食和其它农产品进行垄断性控制。“米袋子”政策能否在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时进行合理的供应，这一点还有待证实，因为自从“米袋子”政策被批准后，每一年都是丰收年或接近丰收年。1993年粮食大丰收后紧接着94年粮食价格却大幅上升给我们提出了警告，被吓坏了的政府官员的干预不是市场的良好替代品。如果粮食生产有盈余的地区在满足其自身的粮食的需求，并再加上一点富余量之后，等待被允许出口粮食，那么需要进口粮食的地区的负责官员则会采取行动来增加粮食价格的不稳定性，而不是稳定性。如果粮食生产大幅下降，即使小到5％，现行政策 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价格差距，最终导致粮食不足地区的相当程度的恐慌。
至于城市居民，最近采取的与粮食价格和供应有关的行动似乎相当程度上搞错了，对于城市消费者来说，粮食已不再是主要的消费项目。1994年，在粮食价格大幅上升时，城市消费者的支出中只有7％用于粮食。肉类和禽类制品支出所占比例超过12％，甚至在收入最低的城市消费者中，粮食支出也仅占总支出的11％。令人相当吃惊的是，城市消费者支出中粮食支出所占比例1994年与1993年基本没有什么不同，1993年6％的支出用于粮食。粮食支出所占比例的微小变化很容易解释。 尽管94年城市粮食价格上涨51％，城市职工的工资也上升34％，城市职工一年粮食供应的时间成本94年要比93年增加1％，基本上不是一个灾难性的增长。并不是高粮食价格引起通货膨胀；而是诸如信用过度扩张和货币供应过量之类的通货膨胀因素使城市职工的名义工资上涨了三分之一，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和高粮食价格。
总结评论
中国从农村和农业改革中所获甚丰。一个人人都需要牢记的经验是，经济政策非常重要棗不同政策产生的结果是相当不同的。中国1979年并未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中国人民也并未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他们与以前是一样的。变化的是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对人们行为的很多限制被打破，从而使农民面貌为之一新。不用再每天告诉人们该作什么棗他们能自己决定。除了农民对化肥和电力的付出以外，农村地区的资源并未有很大增加。从1978年以来，被灌溉了地区几乎没有增加。只是人们被允许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追求其自身的目标。正是这个似乎不大的变化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经济，改变了8亿农民的生活。
（姚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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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海闻 姚洋 发行：邢惠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