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信息革命、交易费用、文明和经济运行
主讲人 Deepal Lal教授
时间 1998年5月10日
地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
主讲人简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
信息革命、交易费用、文明和经济运行
4月28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Deepal Lal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发表演讲。Lal教授是国际顶级的发展经济学家，他在这次讲座中讲述了信息革命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并从新的角度对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研究，指出文明对交易费用变动的作用。他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为了理解信息革命的重要作用和分析长期经济运行，有必要注意“交易费用”对经济运作的影响。尽管“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有些抽象、难以确定，但大致而言，可依据阿罗的定义－“交易费用”是经济体系运行的费用。它包括（1）信息费用和排他性费用，（2）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费用。Lal认为，可以从一个更有用的角度来区分交易费用，即将其分为与交换的效率有关的交易费用和与监督机会主义行为有关的交易费用。道格拉斯·诺斯和威廉姆森谈交易费用主要是指其监督方面的含义。Lal认为，由于信息革命的作用，尽管用于交换的交易费用会下降，但因为文明的差异，用于监督的交易费用的未来的变动会在国与国之间出现很大的不同。
二
1.文明和社会均衡
Lal认为关于文明的一个有用的定义如下。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一点在于，在环境改变时人类会找到新的方法生存下来，并将这种方法以习俗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社会习俗组成了相关群体的文明，并被传给群体的新成员（主要是儿童），后者将不必再为同样的问题而创新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文明就是一个社会均衡。当环境变化时，这种均衡也会随之改变。
为了研究信息革命对文明的影响，可以将文明分为两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即世界观）。前者与谋生的方式有关，主要是指关于物质世界特别是经济的信念。后者是关于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理解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即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物质方面的信念在各文化之间的差别较小，而精神方面的信念则差异很大。这两种信念的区分对研究经济运行很重要，因为它们对应着前面所说的两种交易费用的区分。
2.变化的物质信念和精神信念
（1）人性
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人性在石器时代就已确定下来。自那以后，就不再有充足的时间供人性的进一步演进。人性恶中有善。早在狩猎采集的石器时代，自私的人类就发现“互惠的利他主义”对自己有好处。在由此产生的合作中虽然如果有人进行欺骗和免费搭乘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但通过部落中的人们不断地相互作用，例如执行“针锋相对”博弈等，这种欺骗会大大减少。因而这种“互惠的利他主义”成为石器时代人性的一部分。考古学家也发现人类有易货交易的本能。这种本能是基于经济的原则－即人们会尽力抓住可以带来好处的机会。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2）农地文明
随着种植农业的实行，大多数石器时代的人的本能发生了改变。由于许多交易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并且极少再次进行，石器时代依赖于重复交易的“互惠的利他主义”已无法控制机会主义行为。由于一次性行为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展，原来的针锋相对策略也难以对付一次性的“囚徒困境”造成的福利损失。为了达成对各方面都有利的合作，农地社会通过道德准则来在内部约束机会主义行为。这些道德准则是它们“信仰”的一部分，但这种信仰是关于生活的方式的，而并不依赖于宗教的信念。道德准则的推行是依靠培养人们的羞耻心。由此产生的世界观可称为“共有主义”。
人们进行贸易的本能也由于种植农业而被削弱。贸易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会伤害所有农地社会要竭力培育的共有关系，所以贸易和市场受到压制。这种物质信念对现代经济的增长是不利的。
（3）西方的崛起
西方的崛起与6到11世纪的天主教是分不开的。这一阶段的罗马天主教鼓励个人主义－首先是在家庭事务中，而后推广到物质关系里为市场经济所需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中。这解除了对贸易的压制和对市场的怀疑，从而引导了现代经济的发展。
但这同时也引起了传统的欧亚大陆紧密的家庭模式的变化，使被道德的羞耻感压制的机会主义行为大行其道。为了对付这些变化对谋生方式－种植农业的影响，天主教创造了一种极强的罪文化，其中原罪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被宗教的信仰包装了。
但是随着西方思想启蒙时代的到来，达尔文、尼采等一系列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出现，上帝消失了，西方的道德基础被毁坏了。此后涌现的诸如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都无法为西方提供一个道德的基础。这种基础对经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缺少它经济运行中用于监督的交易费用将大大增加。
这同时导致了西方家庭的进一步瓦解。并且自天主教家庭革命以来，原来由家庭提供的社会安全保障责任部分地落到了国家的身上。本世纪以来国家福利的加速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相伴而至的西方传统道德的崩溃导致了种种社会弊病－家庭破裂、离婚和单亲家庭的不断增加、违法犯罪率的上升和无法解决的城市贫民问题。
与此相对的是西方物质文明在全世界的胜利，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在向西方市场经济方向转变。这些物质信念由于信息革命的进行对世界的影响更为加强。但其他地区的人们对西方的世界观日益反感。很多人害怕信息革命将传播西方的精神病菌，损害其本地区的精神信念。伊斯兰世界和许多亚洲国家对此尤其注意。他们希望在接受西方现代化物质文明－例如信息高速公路－的同时，保持原有的精神信念不受侵蚀。
三
1.物质信念和用于交换的交易费用
毫无疑问，交易费用的降低将提高经济的效率。信息革命有助于降低协商、验证的费用和信息成本，从而有利于经济的运作。Lal和Patel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从事商业的成本，亦对应着他们不同的经济表现。从事商业的成本较低者的经济表现较好，反之亦然。
信息革命也带来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处于商业中心的公司专门负责接洽业务、设计预订产品，然后在全球寻找生产最有效率的工厂进行生产。
信息革命还产生了政治经济上的影响。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使用，专家咨询等业务能够避开税务当局的管制，人力资本可以象金融资本一样越来越具有流动性。这使税基萎缩到只有非流动要素－非技术劳动力和土地－和销售税。并且销售税收入也会由于设在免税区的电子超市的发展而减少，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信息高速公路来此购物。所以虽然信息革命可以降低用于交换的交易费用，但却增加了用于监督的交易费用。
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受害国在哀叹，但金融资本的流动性意味着国际资本市场随时在对各国的经济政策进行评审。原来妨碍经济效率的政府控制被这种流动的资本削弱了，因为一旦一国的政策不合理，资本就会大规模流出，使该国财富大量流失。所以伴随着信息革命而来的资本市场全球化将抑制政府的垄断控制倾向，这对全球的福利大有好处。因此信息革命对全球物质信念的影响将促进全球的经济运行。
四
1.精神信念和用于监督的交易费用
由于精神信念是有关于价值观问题，所以技术的变化对它的影响是有限的。技术只是一个工具，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它。
由于信息革命大大地拓展了市场的范围，使一次性的“匿名”的交易迅速增加，所以如果传统的道德被极度的个人主义替代（比如在西方），用于监督的交易费用将大大上升。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由于信息革命带来了大量预订产品的全球化生产，家庭工场（例如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地位上升。
由于这些地区的家庭没有象西方那样遭到破坏，所以并不需要国家的巨大的转移支付来提供私人的安全和保障。这些公共的转移支付会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引致腐败，但因为信息革命可以提高其开放度，这些腐败会得到控制。
这些地区十分担心自己的传统道德会受通过卫星送往全球的好莱坞电影和西方电视的影响。但只要他们传统的羞耻观仍占主导地位，西方的影视就不会有太大的破坏力。
2.现代化和西方化
但随着这些地区现代化的进程，他们是否会变得西方化呢？现代化是否必然导致西方化，是否可以不西方化而实现现代化，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西方认为这二者有必然的联系，所以他们大肆向全世界鼓吹“人权”、“民主”和“保护环境”等等。但实际上物质条件并不能决定世界观，尽管在西方崛起时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就是一个实现了现代化但并没有西方化的国家。它仍然保持了原来的等级制度（只不过形式有所改变），传统的家庭形式和以羞耻观为基础的精神信念仍旧存在。
西方的技术创新力和物质财富由于信息革命的作用将继续发展，但它面临着上帝消失后道德观念的缺位。信息革命并不能对后者有所帮助，它只是放大了这些精神信念，象哈哈镜一样突出了西方缺乏道德传统的现状。西方的几个主要精神信念－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一定的道德观要求－之间是不协调的。有道德的行为和极度的利己行为都被接纳，出于不同目的和利益的道德观各不相同、彼此矛盾。David Hume发现理性并不能为道德提供足够的基地；道德是社会的粘合剂，它取决于社会的传统和社会化的形式，上帝和理性都不能替代或评判这些必要的社会习俗。
如果西方能采纳Hume提倡道德和传统的建议，再重新重视和运用亚当·斯密提倡市场的观点，它就不必担心现在的信息革命带来的精神信念上的影响了。
（秦琦根据Lal的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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