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越来越明显，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复苏势头依然萎靡不振。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无限期地维持危机后推行的激进财政刺激措施。打算逐步削减赤字、最终稳定债务与收入比例的国家，如德国和英国，则被诟病为顽固的财政保守主义者。他们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但凡对凯恩斯理论中公认的道理有更好的理解，就会认识到他们的悭吝有可能导致业已疲弱的经济陷入“双底衰退”，甚至是长久的萧条。
全球经济笼罩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反对常识性财政保守主义的理由就那么让人信服吗？我不这么认为。诚然，与正常的衰退后复苏相比，目前的产出增长可能仍偏于温和。我和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在研究中曾反复强调，增长无力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乃是金融危机后复苏过程中的常态。不错，欧洲的主权债务和银行业问题不太可能很快消失。但主权债务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典型后遗症。尽管当前形势或许看上去令人不安，但这场危机迄今的演变轨迹都没有脱离常态，很难据此认为，我们有必要采取恐慌性的财政应对措施。
目前的债务规模已达到和平时期创纪录的水平，忽视其中潜藏的长期风险委实愚蠢。即便是在不太可能爆发希腊式债务危机的地区，由于势不可免的财政调整，债务负担最终也会拖累经济增长。多数发达经济体似乎离迫于市场形势而进行财政调整的地步都还很远，但这不能证明，债务持续增加会毫无风险。事实上，这通常说明，利率对债务的反应是高度非线性的。因此，当一个国家即将碰到“债务天花板”时，貌似良好的市场环境可能会骤然变得暗无天色。就连美国也可能在某个时刻面临相对突然的财政调整，如果它不能整顿好财政状况的话。
日本政府债务与财政收入的比例接近200%。有人将日本形容为低利率、高负债国家的典范。当然，日本的“成功”与日本政府在国内发债的能力有很大干系。随着退休人群的储蓄和劳动力锐减，日本政府将如何打理财政，则有待观察。
同样，美国和英国战后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均超过了100%（我和莱因哈特发现，这一水平已超过了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临界点），并不能成为不必担心和平时期债务激增的证据。战争过后，军事开支自然会逐步减少，大量退役士兵也会加入劳动大军，此时降低债务产出比的难度，远远小于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和平时期债务激增之后。债务累增的风险虽然看似很遥远，却不容轻忽。
另一方面，巨额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刺激效应，远没有支持再度大举增加支出的人士所坚称的那么确然无疑。有关财政赤字凯恩斯增长效应的学术证据绝对是非决定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新生的信心，大多来自布什减税措施带来了增长效应这一偶然的经验结论。但很少有学术界人士认为，这一证据足以压倒以前的大量实践结果。事实上，研究人员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才能理清许多国家在危机期间采取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的效应。我推测，学者们最终会得出以下结论：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远不如货币政策和旨在稳定银行体系的各项举措。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采取激进的财政刺激措施有情可原。那是一场全面战争，目的是为了避免经济陷入衰退。当时明显存在“大萧条”重演的风险，因此付出巨额保险成本无疑是值得的。眼下这种恐慌已经缓解，我们需要进行更冷静的成本效益分析。
重要的是，在强调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国家，政府可能更容易诱导央行维持高度宽松的货币环境。知道政府重视稳定债务水平，会使大多数央行更易于将继续执行的危机措施合理化。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央行行长相当坦率地指出了这一点。若非如此，他们当然该担心自己会落入以下境地：以通胀手段为失控的赤字筹措资金。假如“双底衰退”确有降临之势，货币政策（包括抑制通缩的激进举措）仍是目前为止最可靠的第一道防线。
不幸的是，今后许多年，世界许多地区都将面临巨大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在监管法规、主权债务、银行业和医疗体系状况，以及金融危机对政治的影响等方面，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在这种环境下，旨在逐步稳定债务负担——使之恢复正常——的举措肯定有用武之地。假如形势在较长时期内彻底恶化，那么绝对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那之前，恐慌性的财政扩张很可能会破坏、而不是滋养经济中初现的复苏苗头。
本文作者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与卡门•莱因哈特合著有《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