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2日下午3：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202报告厅举行了第二十五场主题讲座。
复旦大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和副院长韦森教授担任评论嘉宾。另外，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刘清平、陈润华、吴冠军、孙国东、沈映涵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他欢迎了张维迎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简要介绍了张维迎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分别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袁志刚教授和韦森教授。
在正式演讲开始之前，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向张维迎教授颁发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的聘书。接着，张维迎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的讲演。
首先，张维迎教授回顾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道路就是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内廉价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高速成长。如果没有抓住全球化的浪潮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然后，张维迎教授归纳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次重要转变：一是从过去主要依靠出口推动的增长转变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二是从沿海主导的增长转向为沿海、西部和内地更为平衡的增长；三是从低成本、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增长转变为基于创新、更高附加值的增长。接着，他通过经济规模、人口和交通建设等指标向大家展示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他也客观地指出了开发中国国内市场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主要包括所有制不合理，产权保护太弱、城乡二元分立的现状、经济中的政府主导地位、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不健康的中国企业文化等等。由此，他认为开拓中国的国内市场必须要有配套的制度变革。变革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一是市场化民营化，二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最后，张维迎教授提出，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中国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历史责任。未来的路还很长，为此，我们一定要有国际视野，懂得宽容，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
评论嘉宾袁志刚教授在点评中指出，张维迎教授的报告宏大而且有战略性，视野很开阔。他对其乐观态度和设想非常赞成。同时，他也针对报告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首先，他认为用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这样一个指标来推测中国的未来是不够严谨的。因为该指标背后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国家规模、劳动力结构、跨国公司的活动等都会对出口产生影响。其次，在中国东、中、西部发展的问题上，与张维迎教授强调中部和东部发展的观点不同，袁志刚教授认为东部地区的发展实际上更为重要。再次，针对报告中关于“过去几百年间人口规模与GDP的相关性”的图表，袁教授指出，影响GDP的不仅仅是人口规模，还有人口结构等因素。最后，他指出，张维迎教授的演讲中十分强调中西部的发展，强调中国发展的重心要走向内部；他认为，从效率的角度来讲，未来发展还是要高举开放的大旗的。
评论嘉宾韦森教授也发表了他的精彩见地。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最重要的根源就是引入了市场机制。现在中国的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市场，这在目前来说是十分有效的，但是这种模式在未来发展中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同时，针对张维迎教授提出的“未来经济增长应该开发国内市场，而不是扩大内需”的观点，韦森教授做出了一点补充：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不仅仅是物质部门的增长，也要注意“迂回生产”。只有依靠“迂回生产”才能有市场的深化和未来的持续发展。对于如何实现市场的深化与扩展，他认为法制是必要的保障，没有法制的市场经济是没有未来的。最后，韦森教授对张维迎教授提到的民主、法制、市场的关系做了更为深入的阐发，他指出，民主保证了法制，法制保证了市场的长久发展。为此，税收法定”、“预算民主”必须要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
针对两位评论嘉宾的意见，张维迎教授做出了回应。他赞同袁志刚教授关于“出口占GDP的比重”指标的观点，确实有很多的因素和环节会影响到出口。在东、中、西部发展的问题上，他表明自己并不怀疑东部地区的实力，只是期望未来它们的差距能够变小。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政府应该根据现状对已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张维迎教授表示，他非常赞成韦森教授关于民主、法制和市场关系的分析。但是，民主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着急。历史是在前进的，我们要保持乐观态度。
在问答环节，观众席反响热烈，主要提出了如下问题：中国城市化的飞快进展所造成的庞大的城镇人口比数会带来什么问题？规范政府的行为单靠法制就可以吗？关于让农民持国有股的设想是从公平角度还是效率角度提出的？当前中国最缺的是效率还是公平？这样一个设想当如何来实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的方式还是自下而上通过市场的方式？您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分析是不是过于乐观？经济体改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分开来的，还是并行的？
对于观众的问题，张维迎教授认真地做出了回应。他指出，过快的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包括教育、社会福利、农民身份的解决等，这些我们都要面对，不能逃避。关于规范政府行为的措施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对于法制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法制不是说有了法律就有了法制，首先法律要被多数人认可，同时法律的普及也很重要。让农民持国有股的设想如果真要实施的话，应该是给农民一个选择，不是强制。另外，公平和效率不是对立的。市场机制的运作并不使二者对立。对于自己的态度是不是过于乐观的疑问，张教授说，对于任何经济问题的讨论总是存在着乐观派和悲观派的对立，这次演讲讨论的问题中也许自己就属于乐观派。经济体改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并行的，但是不同的时期可能重点不同。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这次讲座做了深刻而又不失诙谐的点评。他引用了哈耶克的话，“经济学家什么都可以干，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干，那就是不能预测未来。”他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绝不只是由数据构成的，还有着很多非意图的结果。不能仅仅根据过去的数据对未来用唯理主义的方式来预测和安排。但凡预测未来时，都要保持一点“理性有限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