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盛洪在《读书》发表了一篇名为《道德·功利及其他》的文章，向人们昭示了一条与樊纲截然不同的道德寻源之途，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道德功利说”。
他从《醒世恒言》中一个颇具哲理的故事出发，给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说”作了一个经济学的诠注，从而把“最大化”原理推演到人类的道德领域。他说，“一个人做好事就是在积德，积德就会有好报，好报就是将来的好运气；一个人做坏事就是在造孽，造孽就会有恶报，恶报就是将来的坏运气。”因此，“做好事就是在投资，做坏事就是在欠账。投资总有回报，欠账总要偿还。如果把这样的认识加到当事人的成本 - 收益分析中，看来不平衡的‘资产负债表’就会被做平。”
但盛洪马上意识到这样的分析留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会得到当世的报应”，当一个人在其“有生之年”无法因善举受到回报，不能为劣迹遭受惩罚时，作为“最大化”的成本 - 收益分析，怎样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呢？盛洪回答到，“如果我们想象，人可以长生不死，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虽不可能，却有一种补救措施，即假想人还有来世。如果人还有来世，就相当于人的生命被延长。生命被延长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几率就增加了；如果人们总是来来往往于世间，就相当于人是永生的，善恶终归有报。因此，不管有关‘来世’的想法是否真实，却会对人们有关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一个人人‘与人为善’的结果。如此说来，‘来世说’对人类社会的道德提升有着积极的意义。”
盛洪对他的“道德功利说”作了这样的总结：“功利计算在道德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反过来，一个社会中道德的形成，又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功利的结果。”因此，“墨子断言‘义者，利也’，亚当·斯密则从人们的自利本能推出了道德情操。”
我想，盛洪在作出以上推论时，内心一定是万分痛苦的。为了把“最大化”原则贯穿到底，为了论证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一致性，甚至不害怕求助于“因果报应”和“来世说”。作为一个最早、最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当代新制度学派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一个曾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贝克尔直接进行过对话的青年学子（不知盛洪的“道德功利说”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贝克尔学说的影响？）一个曾经撰写过象《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新古典主义与制度主义》、《论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价值观与方法论》（见《盛洪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样充满了科学哲理的恢宏之作的严肃学者；如果没有直面自身灵魂的勇气，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心扉如此毫不设防地暴露在众人眼下的。对此我们除了表示敬意外，还能评判什么呢？
我料定，生活中的盛洪一定充满了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如此，他的“道德功利说”与其是写给世人的，不如说是写给自己的。“他因此而获得波拉尼所说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knowledge） ”——汪丁丁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