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来到这个慕名已久的地方。我演讲的主题是经济制度，但主要是讲经济制度在一些西欧国家的影响，我也会谈到其他一些不同的制度在英国、美国和别的国家的影响。我想这是你们都感兴趣的题目，因为制度毫无疑问对于任何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越来越意识到世界各国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是源于制度的差别，而不是源于市场力量、禀赋、原材料或者其他市场因素的差别。
在10年前我开始对一些西欧国家进行研究，首先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失业率在这些西欧国家那么高。我最初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问自己是否是这些国家的某些特别的经济政策使然，这些西欧大陆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参数和设定是否与其他一些发达经济有所不同。我还问自己是否在其他市场力量诸如财富方面，或者在社会政策比如福利国家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是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市场力量和社会政策因素本身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某些西欧国家，像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失业率会这么高，而在英国，美国以及OECD的其他一些国家失业率却这么低。我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假说，就是说要理解失业率上的巨大差别，我们就必须拓宽我们的视野，必须考虑正在运行的制度的作用，换言之，必须考虑那些决定经济是如何运行的经济制度。
我进一步提出假说，认为经济制度不仅会影响失业率，还会影响整个经济的绩效，像生产率、工作的报酬、（劳动）参与率等等。任何对生产率有害的经济制度也会对就业有害。因为一般来讲，在一套经济制度下，要么在所有或者绝大多数方面绩效都很好，要么都很差。所以在开始考虑究竟是什么制度引起这么高的失业率的时候，我们可以首先考虑究竟是什么制度对于生产率有害。谈到对欧洲国家和其他OECD国家的高失业率问题的研究文献时，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统计上似乎也没有经济制度力量的解释空间了，因为我们已经解释了失业率的行为。但我认为这是错觉，我们不能因为解释了失业率的起伏运动，就认为解释了跨国间的失业率的差异。尽管这表面看来好像很明显，但是我还是要用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假设英国和美国的失业率一直约为5%,而其他那些欧洲国家的失业率在60年代和70年代为零，现在则为10%。你可能会说既然我们能用宏观经济学中的概念诸如更高的真实利率，更高的真实财富等等解释失业率为什么会从零上升到10%，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某些计算来解释为什么欧洲大陆的那些国家失业率比美国和英国更高。为什么这个观点是错的呢？这是因为欧洲失业率不可能为负数，而欧洲失业率当时是如此之低以至于60年代和70年代使得失业率很低的那些特定的因素本身已经完全掩盖了这些制度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了。我的结论是一旦西欧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快速经济增长结束，制度的落后就通过高失业率凸现出来。也就是说，美国和英国的制度的优越性在60年代和70年代被那些引发高速经济增长的不寻常的因素所掩盖。为什么那些不寻常的因素会存在呢？因为二战的破坏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与经济资源的错位使得50年代欧洲大陆的生产率非常之低。所以在欧洲有大量的机会能获得特别高的投资回报率，所以经济增长很快，生产率相对于当时私人的财富积累而言很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很高，雇员的生产率很高，雇主的成本很低，结果就业率很高而失业率很低。一旦这些由欧洲大陆与美国的巨大生产力差距所引起的一次性的巨大发展机会不再那么巨大，投资活动就会减缓下来，工资上升的速度减缓，而财富追上工资，工人变富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不那么高了，雇用成本就上升了，失业率上升。当我们问为什么欧洲的失业率没有仅仅上升到美国的水平，我认为答案肯定在于经济制度的不同。它们的市场境况不再像原来那样存在巨大差别了。所以我们就必须探讨当暂时性的差别因素消除以后失业率的永久性的差别。我的假说是经济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活力（dynamism），而经济的活力主要取决于经济制度。经济绩效当然是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对我来说，经济的绩效是更好的，如果某些制度变迁使得生产率，工资等都有增加，并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和挑战性，更大的职业满足感，有更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商业经济中参与就业，并使得经济中的粘性下降，对于经济中的负面冲击有更强的抵抗能力等等。我还认为这种绩效还能同时带来一些副产品比如更低的失业率，举例来说生产率上升以后会使得工资率上升，而且会使失业率下降，至少在财富追上来之前是这样。更高的职业满足感会提高雇员的忠诚度和善意，从而降低退出率，降低偷懒等等，这些也会降低失业率。我这里说的经济的活力是指大量的有目的的创新。重要的是要注意活力并不只是有更多的创新，创新的质量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在东欧所看到的是苏联解体之后很多国有企业必须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面对现实，他们开始极快地进行创新和采用新的商业策略以求在市场上生存。但是这些国有企业的经理没有选好，他们没有企业家精神和丰富的商业经验，而是从官僚机构里出来的。金融机构也无法决定到底应该向哪些企业融资。所以90年代前期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中的国有企业的那些创新并没有使得经济更有活力。
我的观点是，要获得经济的活力OECD国家至少需要一些资本主义的制度。更精确地说，世界上有两种私有制下的经济体制，事实上有三种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合作主义（Corporatism），和资本主义。在后两种制度下主要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但是合作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真正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企业家有了新的想法以后能够开办新的企业，存在金融部门能很好地甄别各种企业项目，而那些成功获得资金的企业家就能够吸引好的经理们来令人满意地实现这种新的想法。另一方面，合作主义则旨在缓冲利益集团特别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在意大利整个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合作企业，看是一个整体，是一种和谐的演进，而不是资本主义中强调的那种个人之间的竞争。我觉得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有着很大的股票市场，而且有很多的大学毕业生来实现新的想法和更新。而欧洲大陆的某些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足之处。在某些欧洲国家中的非资本主义制度中，比如新企业要想成立就要有各种各样的牌照，经济活力受到阻碍，从而也损害了各国的经济绩效，从而提高了失业率。
更广泛地讲，我认为有三种制度潜在地重要地影响着经济的活力。首先是经济中运行的体制，第二是社会政策，第三是社会的文化态度。关于运行的体制我在前面已经谈到合作主义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不那么讲究协调，充满风险。而合作主义强调的是达成一致性的共识和妥协。它本质上不太适应变化，有些僵化，比较没有活力，比如在意大利和德国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我并不是说对制度的某一种衡量，即合作主义的程度，就足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绩效的差别。我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制度体系，某些制度代替了另一些制度，但却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就好像合作主义在各个不同国家之间也是不一样的。影响欧洲大陆与大陆之外的国家的经济绩效的还有社会政策。但我的重点将不放在社会政策上，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方面的差别。在这个经济科学的实验中我们都让别的因素保持不变而考察经济制度差异的影响，当然也要考察社会政策方面的差别。至于在文化态度方面，有一个德国经济学家告诉我，德国人宁愿说是继承了遗产而不愿意说是自己赚来的，但是一个美国人如果承认自己只是继承祖业的话，他会觉得非常窘迫不堪。这就反映了安格鲁萨克逊民族与日耳曼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差别。另一个文化态度差别的例子是在地中海国家诸如意大利等或者是在法国，孩子们在二十多岁甚至三十多岁的时候还总是呆在家里，一直到自己很不情愿地离开家里自力更生。我们自然就会问这样的孩子是否能成为大企业家，可以抓住很大的机遇，甚至在工作的时候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
现在让我们更具体一些，是否存在实证性证据表明制度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当我在1998年和1999年反思美国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投资高潮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些OECD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并没有这种投资高潮。这些使我思考这种差别是否来源于某种关键的经济制度。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准备了一个图表。在这12个较大的OECD国家中，我构造了三个关于投资力度的指标。1996年与1999年之间投资增长的百分率，同期的汇率的增长百分率，以及同期的劳动份额在GDP的增长百分率。一种衡量投资高潮的非常可靠的指标是用这三个百分比的平均值，我根据这个值给这12个国家排了序。最高的是英国，其次是美国。最低的两个是意大利和德国。而且产生了两个组别：繁荣国与非繁荣国。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差别？我使用的数据包括股市的重要性，这是通过用股市的市值与GDP的比值来衡量的。有些国家这个比例很高，股市非常重要。有些则出奇的低。在所谓的股市资本主义中，我们知道股市是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它体现了对于投资机会作出反应的程度。1988年英国的这个比值为80%，美国50%，加拿大45%，荷兰40%，瑞典50%，澳大利亚50%。而最低的两个国家中，意大利只有18%，德国只有22%。为什么这种融资方式那么重要？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风险投资企业家与资本家在股市上达成交易，从而企业家精神与资本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风险投资家可以随时将股票卖给别人而去从事新的投资。如果没有组织良好的股票市场的话，它是很难办到的。其他影响经济活力的比较重要的制度还包括企业家建立公司的难易程度。OECD在法国巴黎的秘书处甚至构造了一个新的指标称为“red tape”。经济繁荣的国家这个指标很低，而经济不繁荣的国家这个指标很高。比如意大利的指标为2.7,比利时2.6，德国2.1,而英国red tape指标只有0.5，美国1.3,荷兰1.4。
有两位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可以用股市发达程度的指标以及“red tape”等等来解释经济的绩效诸如生产率与就业率？简单的回答是可以的。我到目前所做的研究表明，与其直接用失业率对各种制度进行回归，还不如将问题分两步来做。第一步是考察经济绩效如何受股票价格的影响，第二步再考察股票价格如何受经济制度的影响。第一步也就是问在生产率与股票价值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很强的关系，回答是肯定的。对第二步的考察回答也是肯定的。我们来看两种制度，一种是在经济中工资设定与价格设定的协调程度，这要用OECD的雇主间的协调和工会的协调指标。再将这些指标与当时股市上的股票价值联系起来做回归，发现存在负向关系。另一种制度是关于就业保护的立法，它是指用罚款或其他方式来惩罚雇主，如果他们想解雇工人的话。所以在这些国家中雇主就害怕进行投资，因为如果项目运行不好的话也无法裁减员工。我没有直接对失业率和就业保护进行回归，而是间接地用就业保护和股票价值进行回归，结果在股市资本主义与就业保护之间也显示出很强的负向关系。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经济制度似乎对企业家获取商业资产的程度以及他们试验新的想法产生重要的作用，会影响经济的活力，影响人们对于自己工作的兴趣和工作的效率，影响工资，参与率等等。我认为现在这种制度方面的考虑对于理解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与美国、英国在经济绩效特别是就业率方面的差异具有主要的作用。谢谢。
林毅夫教授提问：我对您的演讲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本人曾为T.N.Srinivasan教授所编著的《发展经济学手册》撰写过一章关于制度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章，这是我很感兴趣的题目。我听完您的讲演之后立即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WHAT，第二个是WHEN, 第三个是HOW。所谓的WHAT是指，您认为英国属于资本主义而欧陆一些国家属于合作主义，而您又认为资本主义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如果是比较英国与欧陆国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01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排名是第22位，这意味着有很多欧陆国家的经济绩效要远远高于英国，您对此如何解释？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制度？这就是我问的WHAT。第二个问题是，即使我们同意资本主义制度，包括股市等是重要的，是取得好的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那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这种制度因素发挥重要作用呢？在开始时您也提到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欧洲大陆的国家包括日本都经历了高速增长，当然这与二战等因素有关系，但是这种制度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很重要，是不是在某个阶段很重要就意味着在所有发展阶段都很重要？这就是我第二个问题WHEN。第三个问题，制度可能是内生于其他外生变量的，比如资源禀赋等等。而且有人可能也会说由于路径依赖，某些制度无法实现。您也提到德国与美国人对于财富的不同的文化态度对经济绩效的不同影响。而这些文化是不那么容易在短时期内很快改变的。即使我们承认这种制度在所有发展阶段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否一定能够采用这种制度呢？
Edmund Phelps教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让我依次作回答。对于英国这个例子，我的回答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并不是说一个，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制度安排就能完全解释所有国家之间的经济绩效的差异。在我考察的这十几个样本中不能排除可能存在抽样问题或者反常性观察值（outlier），从而有些经济绩效无法很好地得到解释。我注意到英国在某些指标上要比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差一些，但是在就业率，劳动参与率和很多方面这个国家是成功的。另一方面我觉得英国可能是在教育制度上存在问题。但我还没有严格验证过。我们看到在英国，就业人员中具有大学学历的比例比较低。有趣的是，在1996年到1999年之间，在经济繁荣的国家中，美国的这个比例为33%,加拿大为37%，瑞典为28%，但英国只有21%，甚至要比欧洲大陆的两个经济萧条的国家还要低，比利时是25%，德国是23%。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充满新产品新市场的世界中，如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话会有很大的劣势。但我并不想说教育制度是唯一的原因，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说到日本，我想这又得分两个层次来回答。我前面说到日本与德国等欧陆国家等在二战后受到重创，所以战后充满了发展的机会，这暂时克服了在制度方面的负面影响。但是当这种由于生产率差距导致的发展潜力快耗尽的时候，进一步的发展就要依靠本国的创新，模仿不再那么容易。比如日本90年代以来的情形便是一个证明。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的确有过繁荣，但是如果它采用不同的制度也许会有更好的经济绩效呢？
林毅夫教授提问：可是日本用于R&D的投入占GDP的2.8%,而美国是2.5%,所以日本花了大量的金钱用于R&D。另外，日本的贸易部门的GDP只占到整个GDP的8%左右，而绝大部分都依靠本国的市场，而本国是合作主义的，有些产业也是受政府保护的。而且日本本国的股票市场也曾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出现了巨大的泡沫和巨大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因此，日本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决策，决策无疑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日本的出口的产品在国际上也很有竞争力。
Edmund Phelps教授：我同意的确日本很多大型企业在R&D上的投资很大。但是我刚才谈到创新并不只是指R&D,而是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创新。根据熊彼特在1911年那本书里所说的，创新原始定义是指商业人士环顾四周，寻找商机，能够发展新的产品，采用新的技术方法，开拓新的市场等等。当然我们的确看到了日本在80年代和90年代有很多泡沫。日本的确具有合作主义的精神，有一些不具有活力的企业存在，在商业活动中这些不具有活力的企业逐渐被具有活力的企业所替代。关于HOW，我完全同意文化态度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文化态度与制度无关的话，我们就可以将文化态度看成回归中的随机扰动项。但是的确有些文化态度抵制变化，抵制挑战，这部分因素应该在回归中被考虑进来。
（王勇、卢锋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