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2日至10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青年报联合主办，北青报YNET网站和新浪网联合承办“SARS考验中国:中外学者越洋对话”网上论坛，邀请海内外30余位学者和专家参加这次对话活动。在以“SARS对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为主题越洋对话中，参加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W.McKibbin、英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副教授马澄涛，赵晓博士担任了这次对话的主持。
林毅夫教授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共识，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这一代人的生活的改善，福利的增加和物质的增加，同时也保证下一代人至少和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可持续发展除了经济方面，还包括我们的环境和可用的各种自然资源。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会碰到一些冲击，过去我们碰到冲击，将来也会碰到冲击，我们下一代人，处理冲击的能力不减弱，而且会继续发展下去，这才是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的增长非常快，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们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灾难的发生也是频繁的，除了这次SARS冲击以外，九十年代国内发生了三次大的水灾，每次我们都说是百年一遇的，北京去年和前年也都发生了沙尘暴，这提醒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从物质的增加来讲确实是可观的，但是和我们共处的环境，也确实有很多不太完善的地方，而且似乎有不少的问题。
SARS暴露出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SARS是一个突发事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有点延误了，如果二三月份能把它控制在广东，可能影响就会小很多，但是当时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不充分。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因为SARS是新的病毒，大家都不知道怎幺控制。但是，从这次事件中，可以有一些反思。首先，很有必要建立现代的公共卫生系统，当出现一个新的疾病的时候，能够很快诊断，能够运用国内和国际的资源确定病因而采取有效措施。第二，建立比较好的应急系统，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加，人员的流动的增加，各种疾病出现可能性很大，不仅是传染病的出现，可能包括金融危机等等，包括发生在国外的冲击也可能影响到中国，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准备，所以很有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应急的系统。这个应急的系统，应该是有权威的，是统一指挥的，而且是有财力保障的，当出现危机的时候，马上启动这样的应急系统。这次我们依靠行政，有点就事论事的方式。从长期来看，需要有体制的保障。第三，也必须加强行政的有效性，这是第三个层次。确实这次体现出我们的行政是非常有效率的。如果有正常的保障程序，出了问题就容易解决。但是如果完全依靠应急系统，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把危机控制住，必须全国动员，就要求全国的行政系统的有效性，这一点上，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强项，这个强项我们应该继续保持。最后就是全体的，整个社会的质量的提高，以减少各种可能的经济、金融、卫生、社会危机的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的发展不仅要重视增长的速度，而且要有质量，这个质量包括生活的质量、环境的质量，未来有更多的生活空间。对于一些自然灾害，这几年我们处理的不错，这跟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实力的提高有关。但是药再好，固然能够治病，也不如身体健康好，这次SARS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审视和反思一下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让我们在未来发展的更好。
在应付危机上面，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是危机意识不够。因为中国过去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社会，国内在经济不发展的时候，各个地区的来往比较少，没有碰到像SARS这样新的传染病，传播的非常快。再比如说国外的金融危机，经常发生，但在国内还不曾发生，社会上对这种危机可能带来的为害的认识不够。在这次SARS的爆发当中应该吸取教训，在现代化的社会当中，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可能突发一些危机，如果我们有危机意识，能够做一些准备，所谓“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样将来处理危机就会很好。
这一次中国大陆是靠行政系统高效的动员，但是行政系统产生高效动员以后带来几个问题，一个是什幺时候停止，从政府的激励机制来看，过去有一些隐瞒信息的行为，就是说一个地方爆发了SARS疫情以后，可能会影响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可能影响这个政府官员的政绩，所以有隐瞒。但是现在这套系统动员起来了，而SARS目前还没有疫苗，所以总是有复发的可能性，如果复发的话，在目前的高度的行政动员的机制下，地方官员怕负责，就会继续保留各种应对的紧急措施，持续时间长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就会大。所以用行政手段会带来高效，但是也可能有负面作用，所以我们最好是有制度化的处理方式，这样靠一定的法律依据，而不是靠行政命令，靠一定的专家决策，而不是靠行政的判断，在处理危机的时候，会高效，付出的代价会更少一点。对官员的考核应该更全面。在可持续发展里，有增长的目标，也有环境的目标、健康的目标、收入分配的目标，也有社会和谐的目标，这些都应该是一个官员的政绩考核的指标。
刘遵义教授认为这次SARS对我们的启发和教训，会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第一，危机的处理中及时有效性非常重要。但是从长期来看，这需要有多个独立的渠道信息系统，现在如果是依靠单一的渠道，风险太大。同时要有信息的分享交换。比如说广东和香港，能够交换一下他们的经验的话，可能香港的医护人员的感染就会减少很多。第二，危机处理一定要有准备，这一次中央政府处理得也很好，一发现有一些疫情后，处理得成功。但是，突发事件在很多方面都有，可能是大水、可能是采矿事故，因此一定要有一个常备的应急处理的队伍，比如说医护队，有什幺事情发生以后，可以派他们去，这样就很快能够解决，比如说这次事件中的隔离。当然，北京这幺大的地方，整体隔离不需要，但是一些地方怎幺隔离，需要有应急的措施，要早一点做。第三，病源的传染是外部性，就是说假如我感染了，我传染的机率会增高，别人的感染率也增高了。外部性一定不能经过市场来解决，一定要通过计划来解决。但是，其中教育是不可免的，大家应该提早知道怎样避免非典，这样传染就会慢下来，越早教育越早知道就越有效。一氧化碳对环境有破坏，这种破坏具有外部性，在美国，大家知道有汽油税，但是大家不愿意加耗油汽车的牌照税，所以需要教育大家，为什幺要对耗油的汽车加牌照税。实际上到了最后，政府也不行，还要靠个人，如果每个人都很小心，不随地吐痰，能够改变基本的卫生习惯，自己的感染的机率自然会减少，自己的机率减少，大家感染的机率就都减少了。所以，需要一种教育，一种信息，让大家很快的知道，大家要有一种公德心，要多为他人着想，比如隔离的时候就应该隔离，这比强迫隔离有效，但是最后还是要政府进来才会隔离。SARS之后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在于外部效应，就是说市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政府来紧急处理。
McKibbin教授认为SARS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种程度可能超出了大家的预计，很多人被感染，而且有很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对一个经济体来讲，疾病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不光是一些医疗的成本，还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行为，以及对于整个经济体的信息的影响，这些都会受到打击。有很多疾病都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SARS和艾滋病相比，是一个更小的威胁，疟疾在非洲的许多地方也是非常严重，比SARS要严重得多，即使是一些流感的感染都会带来一些巨大的问题，所以，有两个重要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首先，中国需要在公共卫生体系做出大量的投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相应的问题；除此之外，工业国家也需要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疾病威胁方面做出大量的投资。所以需要重新审视政府所扮演的作用，在开发风险管理系统方面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幺样的角色，世界面临一个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作出反应，在面临SARS这样突如其来的冲击的时候，有效的风险管理就意味着一般来说要收集信息、加强透明度和开放的态度，以及开发出一些措施来具体应对。除了疾病的爆发，全球经济中可能带来一系列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上各国越来越彼此依靠，国家之间确实需要进行合作，意识到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WHO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象征着应该进行的这种国际上的合作。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就要花几百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人，因受各式各样的疾病的影响而丧失生命，所以不应该等待，我们需要国家之间更好地进行合作，现在就开始这样做，在很多领域都是如此。
马澄涛教授认为长期来看，SARS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促进中国和其它许多的发展中国家来思考医疗保险、公共健康、公共数据的收集等一些非常基本的医疗卫生方面的政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政府的作用在制定政策和发展政策中都是非常重要的；SARS也证明了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将会是任何经济体所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个疾病是在人体之间进行传播，这种外部性的影响也会逐渐传播给其它的人、其它的国家，因此政府的干预是必须要有的。
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政府需要收集的信息必须是可靠和正确的，不同的政府，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法来收集数据，但是，必须要确保收集数据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可靠的，各国政府的目标都是要实现这一点。长远来看，在任何公共卫生体系中，都要有一些必须的基础构架，尽管我们一直在呼吁建立一个公共卫生体系，但是也不要忽视市场的因素，如果市场被允许进行发展的话，它可能能够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我们都知道，市场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随着收入的增加，公众就会自然要求健康保证。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各国政府的这种交互合作，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来补充一个完全的纯粹的公共卫生体系。
SARS证明了政府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它同样也证明了正确、高质量的信息的重要性，它也向我们显示，应该考虑公共卫生的政策，要把公共卫生的政策放在一个广泛的角度来思考。
最后，几位学者就中国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进行了讨论。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卫生方面的问题，但林毅夫教授提出他更关心的是金融的问题，今后金融方面可能出现的危机是中国经济必须考虑和做好准备的。而刘遵义教授认为银行的坏帐等金融方面的危机是能够处理的，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最大的危机是在政治方面，两岸关系如果发生什幺问题的话，那可能是最大的危机。McKibbin教授认为有一些危机都可能发生，甚至一些气候方面的危机，比如由于全球变暖而产生的危机。在预测下一个危机的同时，更有效的是来建立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互动的良好机制来应对危机。马澄涛教授认为最严重的危机可能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当SARS出现的时候，大家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政府和人们都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在某些领域，这些灾难是在重复发生的。很多情况下，危机发生的机率太多，因为如果大家都没有得到医疗保障，这种危机还会重新出现，这是危机最为可怕的地方。这种情况下，我们建立一个体系就比将来预测危机更有用了。
（陈秋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