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20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Gur Ofer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题为“发展战略的转变与转轨成本：以苏联和俄国为例”的演讲，下面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Ofer教授首先谈到自己研究这个问题的动机和想法。在一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经济起飞而采取了一些特定战略，在一段时间内使得经济快速增长，不过之后增长速度减慢，并最终导致了长时间经济停滞和转型要求。这些特定战略或是起飞战略手段只是暂时有效，最后还是需要转变到正常的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去，但是这些手段成本高昂，导致变革推迟和债务累积等等。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种经济转型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要为空军选择军用飞机，有三种选择：战斗机、轰炸机和具有两种功能但专业化不是很强的战斗轰炸机。在作决策时轰炸机是应对军事威胁的最好选择，不过未来是不确定的，很有可能转向战斗机。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选择呢？选择轰炸机现在来说是有效的，但如果未来出现变化就要承担放弃轰炸机生产战斗机成本。在转变过程中除了正常的物质成本之外，还会有过时的技术既得利益者反对转变，不仅推迟了转移，也使得转移成本增加。现在生产战斗轰炸机可能在最初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价格也会高昂一些，但不需要支付以后的转移成本。事实上技术也可以使得选择不局限于这三种具体模式，通过设备重组等可以采取不完全的替代使得转移更加平滑。因此决策取决于每个阶段的时间长度，取决于对将来变化需求的预测能力。
他接着回顾了相关文献，他认为这些研究强调对特殊手段的需要和成绩的取得，而很少关注额外成本，尤其是转型过程中的成本。Gur Ofer教授列举了一些经济增长方面的数字作为后面讨论的基础。苏联/俄罗斯的增长率在1928-1950和1950-1973年间分别是3.7%、3.5%。1973-1990年为1%，1990-2003是负1.6%，这两个阶段平均起来经济增长为零，即1973-2003年大约等于零，而1950-2003年间是1.25%，1928-2003年间去除掉战争年代为2%。当然GDP数字的准确性是有一点值得怀疑的。
在简单的介绍之后，Gur Ofer教授谈到了分析问题的主要框架。用独裁表明政府干预程度、用无序表明经济运行状态，这两者组合表示经济的整体损失。二者之间是负相关的，同等程度损失中如果独裁多一些，则无序少一些，而且用独裁所能换取的秩序在边际上是递减的。表现在图上，由这两个变量组成的等损失线是向下倾斜的，并且凹向原点，斜率表示在民主制和独裁制下维持秩序的相对效率，曲线越平滑，在民主制下维持效率越有效。随着政策的执行，等损失线是可以向外或向内移动，制度的改善会导致等损失线向内移动。
教授用这个框架分析了三类典型的国家。第一类是演变的模型，这类国家采取更为温和的手段；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两步发展的模型，但是在第一阶段采取的独裁手段强度不同。如果这三类国家都从相同的不发达状态出发，第一类国家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制度的改善，而另两类经济在最初都采用特殊的手段使得不改变独裁程度的情况下经济更有秩序，然后开始增长。当独裁的替代效率和经济增长开始下降后，经济秩序情况恶化，无序再次增加，这些类型的国家于是决定转型，转到渐进的持续的增长模式，此时的增长路径就和第一种类型的国家相似。
在介绍理论框架之后，Gur Ofer教授列举了几个国家的例子。日本虽然在1953-1990年间经济增长很快，但政治制度僵化，最初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变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东南亚国家或多或少采取了和日本类似的发展战略，但更加灵活和实际一些，它们的表现也似乎更好一些，没有大的长时间的危机，除了印尼以外它们从九十年代末金融危机中恢复后受到的破坏相对要少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二战后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扩大了收入差距，出现一些坏的制度。对于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有不同的解释，不过这都是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与上述国家面临转型困难相反的例子是中国，中国较早的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选择的时机是正确的，那些不好制度也很少保存下来，当然，中国转型中的表现距离理想状态仍然相差很多，例如中国还存在一些国有企业问题、银行问题、政治制度和体制问题。
Gur Ofer教授重点分析了苏联的例子，谈到了三个问题，一是增长战略的决定，二是六十年代初增长的减速，三是为什么六十年代是正确的改革时期却没有发生改革。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共产党内部展开了长时间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后来被称作均衡增长的看法，这种看法强调农业和工业所有部门的均衡发展，认为只有主要的生产企业才可以由国家部分所有。另外一种观点是因为重工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所以为了获得高投资率发展重工业，所有的生产部门应该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采取中央计划体制，消除市场的作用，这将导致政治和经济上的独裁。增长战略的最终选择和政治因素有关，由于斯大林继位，他强调绝对的权力，所以采用了第二种看法的战略。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型，主要包括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增长战略、严厉的独裁制度和高度控制的意识形态等等，这种战略与均衡发展战略相去甚远，虽然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苏联接近于现代工业化国家和军事强国，但代价非常大，除了战争外人口损失巨大，此外还迅速的积累了很多债务，不仅包括对伦敦和巴黎俱乐部的债务，也有一些被破坏的制度需要很多年才可以重建。
苏联等国采取的两步发展战略成本高出最初的预期，原因是中间转型所付出的成本很高。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其他的工具来实现起飞呢，一些观点认为一定有更好的办法存在，如果决策者可以预料到后来的困难，那么最初的政策设计也是会改善的，或者与斯大林个性不同的人即使采取类似的策略也可能成本更低，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事实上所发生的都是无法阻止的，我们很难证明其他温和的起飞战略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对这些不同的看法，Gur Ofe教授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只是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最初发展战略的选择都是与初始条件和国家特定现实相联系的。
从六十年代早期开始，苏联经济出现了增长率下降的事实，使得苏联不仅没有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落后更多。原因在于苏联所选择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式的，主要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来推动增长，当粗放式的增长将资源几乎耗尽的时候就必须转到集约式增长上来。在苏联的旧有体系中，由于更多的军费开支和研发费用使得技术革新很少，没有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而且第一阶段错误的政策、高的军费开支和追赶战略也积累了大量债务，经济增长开始面临困难。
六十年代对于苏联来说是变革的合适时期，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相应的改革。在赫鲁晓夫统治下，特别是1956年他的著名演讲之后，苏联政治和文化方面开始解冻，可以自由讨论经济问题，人们开始讨论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解决方案。这段时间也有一些经济改革，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从中央计划管理体系转到地方委员会管理的变革，这导致了相当大程度的无组织现象。六十年代早期经济增长开始下降，引起人们关于经济的争论，最后在经济停滞时期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三驾马车取代了赫鲁晓夫。之前柯西金试图采取激进的改革，但勃列日涅夫占了上风之后，以改革带来破坏为借口恢复了以前的中央控制和严格的纪律，结果柯西金改革并没有给苏联带来实质变化。那么苏联为什么没有发生改革呢，原因在于领导者过分相信他们的体系，当时又处于冷战的现实中，国防是需要中央统一计划的，1973年和七十年代末的两次能源危机掩盖了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制度原因，而且政治惯性在六十年代中期影响很大，制度和领导者观念僵化，没有推动改革的力量，所以苏联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期。结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加快，经济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而且旧体系解体后，俄罗斯发现自己在转型过程存在很多障碍，例如缺少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工具，现存制度与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背道而驰等。
转型过程中存在新旧制度转换问题，二者之间存在很多差距，就正式制度而言，需要从头开始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包括私有化、贸易体系、金融体系、财政税收体系、法律体系等等。在新旧制度转换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寻租空间，特别是生产部门所有权的转变和价格改革过程中寻租机会很多。在政治层面也要用民主体制来代替以前的独裁体制，这些正式制度大部分都需要移植。非正式制度转变的困难更大，当正式制度从外面移植过来并被建立之后，滞后于正式制度的变化依然存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冲突源于旧体制下二者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和传统冲突。
（赵洪岩、卢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