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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简报之一

2005年1月21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圆桌研讨会在中心万众楼二楼召开。本次研讨会是在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十场互联网在线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主题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论坛专集《展望中国2005》新书首发式也同时举行。第二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浪网和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并得到了资生堂的支持。分两期简报摘要介绍讨论内容。

会议开始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致开幕词。他指出,展望论坛之所以在社会上取得很大的反响,是与整个中国经济大的环境有关的。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上一枝独秀,经济增长率2003年达到9.4%,2004年估计也会在9%以上。同时,对外贸易连续两年超过30%的增长。中国现在对外贸易已经达到1.1万亿美元,在全世界的对外贸易量排名中位居第三。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从经济增长率和外贸增长率来讲,其国际影响力已经非常大。

2004年国际上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例如,德国的钢铁业从1947年以后一直处于亏本的状况,但在2003年、2004年却获得很大的利润。日本的钢铁业本已是夕阳产业,突然间也恢复了生机。韩国的造船业同样由于国际航运业的发展,恢复了不少订单。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确实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新的机遇。2004年中国国内经济也发生很多戏剧性的变化。年初开两会时,大家关心的主题是通货紧缩。但到年中以后,经济在某些部分已经发展非常快,而且可能出现了局部过热的情形。现在大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宏观调控,软着陆和硬着陆,然而仍没有一致答案。对于2005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关心。例如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国内的经济环境,也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的经济环境。这些问题需要经济学家们从各个角度集思广益。因此,林毅夫代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向学术界同仁、企业界朋友对举办这次论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接着吴敬琏教授做了题为“经济增长模式”的主题发言,他从理论的发展、历史经验等方面对于“什么叫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做了详细的阐述。吴敬琏指出,这个议题的提出源于实际的经济工作。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制定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结构”。调整的途径包括:大力发展服务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里情况不同。比如北京应该成为高新技术的创新基地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基地,但由于地方财政收入上不去,政府还要大力发展制造业。深圳政府也认为其产业结构的问题在于太轻,要向重型发展。另一方面深圳又面临着很大的资源短缺。《经济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现在中国的这种情形不是因为经济过热,而是因为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的阶段,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新的经济阶段。吴敬琏认为这个观点是需要商榷的,这其实是典型的旧型工业化道路。

吴敬琏首先讨论了关于新型、旧型的工业化道路的界定问题。八十年代初期的教科书把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增长模式。第一个阶段是“起飞”前的经济发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增长模式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依靠着自然资源投入。第一次产业革命打开了新的发展前景,摆脱了土地限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的增长是靠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发展大机器工业。为了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就要生产机器的机器,就要发展重工业。所以,经济增长是靠资本积累,靠大量的投入资本来支撑。而最先看到这种增长方式内在问题的人是马克思。哈罗德和多马对于这种早期工业化的模式做了理论概括。多马基本的假定就是产出和资本存量有固定比例关系。增长率决定于投资率,投资越多增长越快。这也是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援助的理论根据。

历史的发展表明,由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最后并没有显现出来,原因在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增长主要不再靠投资,而是靠效率的提高。索洛(Solow)最先对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疑问,他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模型。库兹涅茨也在相关领域做了大量研究,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点是靠效率提高,而不是靠投资。舒尔兹则强调经济的主要来源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新型的工业化道路首先应该定义为“有别于早期工业化的道路”。现代经济增长就是新型的,是依赖于效率提高的。五十年代后,信息化成为效率提高的一个新的来源。所以,吴敬琏认为所谓“新”是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相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就叫做新。第二重含义则是十六大所讲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吴敬琏指出,现在国内还有许多制度性的安排没有改变。其一,政府官员仍然掌握很大的一部分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比如,土地、贷款等。其二,干部考核制度不善,指标体系的成本很高昂。其三在于以增值税为主要税种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吴敬琏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注意的几个方面包括:第一,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现阶段服务业比重偏低,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十五”期间,服务业的比重还在逐年下降。第二,煤电油运紧张,国际价格还在持续上升。第三,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没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第四,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吴敬琏认为我国必须实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对于如何转变增长模式和增长方式的问题,吴敬琏认为,首先应该转变各级领导的思想模式和认识。其次要号召加快经济进步,需要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包括科研的制度、研发的制度。第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制造业要向服务业的上下游延伸。总体而言,增长方式、增长模式的转变依赖于制度,所以重要的是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的推进改革。要矫正价格扭曲,要减少政府官员配置资源的权力,要推动教育产业的发展。

吴敬琏最后针对在报告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第一是关于就业问题。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到非农产业就业,城市里还有一些新的需要就业的人口。没有GDP的高速度是不可能解决就业问题的,但重化工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的能力是很差的,需要大力发展小企业,发展服务业。第二个问题主要关于对外贸易。由于价格扭曲,一些表面看来赚钱的交易实际在赔钱。第三,对于服务业是否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有人甚至列出了时间的序列:轻型工业化、重型工业化、信息化。吴敬琏认为这是在曲解历史。第四个问题是就工业化内部而言,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必然有一个重化工业阶段。需要讨论的主题并非是工业内部结构的问题,也不是中国要不要有基础工业的问题,而是现代经济发展有没有一个“重化工业阶段”。再者,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目标是不是已经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吴敬琏认为我们所说的“新”,首先是新到二十世纪初期,不要再走十九世纪的老路。最后,在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论坛第一部分的议题是“中国经济需要怎样的发展战略”。第一个发言人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怎么样坚持一个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现在中国对于“外资太多”存在很大的争论,以至于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对外贸易方面同样有论调认为外贸依存度过高、达到了60%。龙永图认为这些论点出现是由于对问题还没有真正理解清楚。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从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由于中国的外贸多是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外资没有真正进入,因此不能算作严格的“外贸依存度”。另外由于中国的规模很大,过分的担心是不需要的。

龙永图指出,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应该坚持,不应有任何反复。中国发展的目标是站在产业链的高端,但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需要再干十年二十年的加工贸易。这可以有助于我国解决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龙永图指出,我国一直是在国际压力下被动地改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两个基本承诺,一个是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个过程势必会很痛苦,但一定要做。另一个是承诺开放市场,要改变“出口越多越好”的传统思维方式。最后,龙秘书长重申了自己的主要观点:首先,现在中国进出口的增加量还远远不够;再者,要按照中国入世承诺的两条,好好遵守国际规则、市场规则,在全国建立全新的战略意识,开放市场,在国际整个贸易界里多承担义务,要提高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主持人林毅夫对吴敬琏、龙永图的发言做了简短评论,同时指出这两个发言观点有所不同,龙永图认为中国还需坚持发展很长时间的加工业,但吴敬琏则提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点应该是“微笑曲线”的两边,即研发和品牌。中国最后一定要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但问题是中国现在是否已经应该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因为研发阶段是资本非常密集的,要做品牌则必须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台湾以现在的收入水平,进入研发、去做品牌的队伍也很少。所以林毅夫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讨论。

下一个发言人是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他认为在国家层面上,“发展战略”的提法不妥,其实是计划经济留下来的遗产。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不应该存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概念,国家和政府主要职能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而不是具体实施特定产业的发展战略。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接着发言。他指出“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一个“准问题”被提出比较合适,它反映的是体制中更深层问题。比如,柯尔奈在预算软约束的概念后要讲的根本点是官僚约束体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职业经济学家不仅担负着帮助政府出主意、跟民众对话的重任,在知识创新上也有责任。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走到了现代经济学还没有完全触及到的问题。1986年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手册中只有最后一章写的是大国发展的问题,而且那时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情况,全球化的进程也没有到今天这一步。

李稻葵认为,所谓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其实是两个问题的交界:一个是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国际开放的环境来尽快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另一个是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国际开放的环境来迅速地发展。这两个方面的讨论都还不够。具体而言,狭义的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是不合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贸易比价因素。小的国家、地区,例如台湾、新加坡,做加工贸易影响不了世界价格,它们可以面对世界价格来出口。但中国是具备国际价格影响力的大国,生产什么、什么的价格就下跌。第二个是政治经济的环境。现在中国做加工出口,全世界的厂商都会通过本国的政治机构来反对,搞贸易保护。李稻葵认为,应该在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尽快促进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利用大市场来配置大企业,掌握核心技术,把企业做大,增加中国的竞争能力。从而改进我国贸易比重,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问题。应该在坚持开放的同时扩大市场。最后,李稻葵回应了张维迎的发言。他指出,失败的政府会直接投资、直接选企业;中庸的政府会选择产业,再搞发展战略。最高明的政府是发展市场,把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发展好,打通整个市场,由市场来选择产业,由产业选择企业。

接下来发言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他认为此次讨论会的议题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按照这个推论来说,张维迎发表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当前我国政府在配置资源中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讨论发展战略还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也可能是中国相比于其他民主国家的一个优势,因为决策如果正确,就会在全社会经济领域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范围发生良性作用。市场经济不是由政府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政府要定的是游戏规则、是法律环境。易刚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各级政府都要发展工业,只有发展工业才有税收、才能显示地方政府的政绩。但假如政府可以征收物业税,就可以不发展工业也有稳定的税源。在这个前提下,政府要比的是社会治安、环境质量的好坏。政府会做更多社会管理的职能,而不是去拉动生产,决定生产什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下一个发言,他指出大家的发言有很多共通之处,都认为要相信市场的作用。当前中国经济领域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技术进步的基础是教育。政府的发展战略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而这个战略问题与对外开放也很有关。正如龙永图秘书长所言,每一个加工工作都给农民一个工作机会,这个机会就可能让他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从这点上讲,对外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必须在教育上加大扶持力度。

主持人林毅夫指出,在市场经济当中最主要的决策应该来自于企业的,但前提是这是一个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现在我国的市场体系中还存在很多扭曲,在这些扭曲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是否完全靠企业做决策,这还是值得讨论的。另外,林毅夫同意技术进步对一个国家长期发展非常重要,但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而言,技术进步的程度并不一样。技术进步来自于技术发明,我国是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存在很大的技术差距,技术进步是不是需要靠自己研发、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个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

下一位发言的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他认为我国经济分析和政策对“宏观”概念有比较宽泛的理解,不仅把货币、财政等调节手段看作宏观问题,同时把粮食、土地、环境政策等也看作宏观手段。他回顾我国宏观理论和政策演变历史,指出宏观概念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八十年代初期学术界用“宏观控制”这个概念代替了“计划控制”,到八十年代中期又用“宏观调控”开始代替“宏观控制”,因而提出“宏观调控”概念在改革进程中代表了认识和政策的重大进步。但他认为,另一方面也需看到,1988年把宏观调控确定为一个标准提法,至今已有17年,在此期间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对外开放的环境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双轨制后期的市场经济环境变成了市场经济环境;从局部开放变成了全面开放格局。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干预政策,既要研究如何使干预及时有效,也要注意防止宏观概念过宽可能带来的问题。适应我国经济新的环境,他建议把“宏观调控”改成“宏观调节”,促使政府宏观经济干预与市场经济运行原理具有更好兼容性。同时还要做两方面实质性工作改善宏观调节。第一是依据十六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针对新一轮宏观经济景气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加快和加深产权和市场化的改革,从根本上改造我国宏观经济表现的微观基础。第二是加深研究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些特殊规律,在对经济成长过程中行业和结构表现获得比较全面认识基础上,审慎而规范地实施管理、管制等干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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