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论坛经济分论坛第一场讨论会上，中外专家学者就构建和谐城乡关系和实行和谐发展战略展开讨论。本期简报报道这一主题研讨内容。
构建和谐城乡关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阐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三农政策的关系，并对对如何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林毅夫教授强调，无论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未来发展目标看，解决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而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收入的问题。农村穷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和基础设施差距不断扩大两个方面；农民苦的原因不在工作的强度、难度上，而在于各种价格放开，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有病看不起，子女上学交不起学费，各种摊派付不起；农业危险主要在于农民收入增长慢，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将来农民不安于农，农业才会危险。
林毅夫教授对新农村建设与近来年中央关于三农问题政策的内在关系进行了阐述。2004年以来的中央的三个《一号文件》均是围绕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各有侧重而一脉相承。针对农民的收入增长，2004年《一号文件》的思路是多予少取。少取部分，现在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都已经免除了；多予部分，则受限于现在大多数人口还在农村，靠少部分城市人口的税收来补贴人口占多数的农民收入，余地有限。2005年《一号文件》提出的提高农业生产率，就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而言是个必要措施，但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经常会出现“谷贱伤农”的矛盾，农民多产不见得就能多得。2006年的《一号文件》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落实上述两个《一号文件》的基础上解决农村真穷的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林毅夫教授认为，根据理论和国内外的经验，要长期持续较快速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减少农民，不断将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态势本来很好，但是，1996年以后出现了逆转。其原因在于，国民经济中存在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的问题。由于投资机会减少，竞争加剧，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阻碍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提出以解决农村穷为着眼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可以通过投资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改变农村的面貌；还可以启动农村的投资需求，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力的转移；而且，通过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启动农村的消费需求，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农民才不会不安于农，三农问题才能最终解决。
对于如何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林毅夫教授提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仅靠政府投资是不现实的，可以动员社会资金参与，包括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通过政府补贴，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农民自己投资、投劳，也是一种很好的途径。林毅夫教授还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建在现有的自然村；城市非农产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成功的必要条件；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要同时推进；提高农民素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功的保证。
南京农业大学的钟甫宁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是，大量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在估算中国目前农民适宜数量的基础上，钟甫宁教授认为，如果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同，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应当占全国总人口的27%。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农村人口占60％。在目前条件下，要实现城乡收入大体相同，至少需转移1.5亿劳动力。而中国要实现在21世纪中期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即使按总人口不变计算，50年内每年需额外转移730万农业劳动力。对于如何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部门转移，钟甫宁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扩大就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同时，必须消除目前的各种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增加农村公共教育支出，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农民非农就业能力。此外，政府的农业政策依然重要，主要是在农业中重点支持出口产品和非食用产品的生产。
韩国研究院韩道铉教授指出，韩国自70年代以来所实行的新农村运动，在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经济结构转换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韩国新农村运动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政府的支持、农民的积极参与和农民自身能力的增强。政府的参与不仅局限于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很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增强。在发挥政府的作用过程中，实现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以克服可能的官僚主义和相互沟通问题非常重要。尽管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主要是基于自然村，但是，由于许多建设项目涉及更大的范围，不同村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有助于其间社会资本的扩展和增强。而在村内部，还经常通过建立社团组织和村民聚会，以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帮助农民建立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信心。对于农民自身能力的建设而言，帮助他们逐步自我发展、实现成功，对于他们建立自信非常重要。
美国德克萨斯州A&M大学隋殿志教授认为，中国与韩国在经济、人口、政治和文化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韩国新农村运动的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村民之间的有效合作，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相结合；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等等。隋殿志教授认为，应从人类的不同需求层次出发，理解和谐发展的内涵：在注重经济的增长的同时，更要注意促进居民福利的改善。而建立社会保护体系，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及赋权与民，尊重人民的心声，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也至关重要。
实行和谐发展战略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是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教授，诱导创新理论的创始人。他讲演的主题是“从巨型城市中心体系到城乡平衡发展模式的转变”。他指出，与其他发展中地区一样，东亚的全球化浪潮和以巨型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紧密相连。为城镇集中化的块状经济收益所付出的代价是可怕的城镇拥堵、污染以及严重的城乡收入不平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这些都是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不可避免的后果。速水佑次郎教授认为，巨型城市中心化的情况之所以在20世纪末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中继续强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可以将全球需求传导到农村内陆地区的营销网络。以各国间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未必会导致城镇中心化和农村边缘化。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以及台湾、中国在二战后的工业化经历都表明存在城乡平衡增长的可能性。
他认为实现这种可能性的一个条件是发展能够连通农村生产者和国际市场的国内贸易网络。即便在全球化大潮下出现了对其产品的巨大需求，如果没有足够的渠道将他们和市场需求联系起来，他们仍然难以利用潜在有利的机会。速水佑次郎教授充分论述并强调了国内贸易网络在支持东亚内地贸易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方面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这种基于社区的国内贸易网络可以将农村地区劳动密集的工业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在旺盛的农产品国际需求与内地贸易区的农民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速水佑次郎教授详细讨论了如何来发展和建设这种基于社区的国内贸易网络，认为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急需的基础设施，并且避免对市场机制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就会进一步支持社区和市场的互动作用，有利于减少广大乡村地区贫困，有助于实现从巨型城市中心化向城乡平衡发展的转变。
世界银行任职的以色列籍的经济学家Gershon Feder 教授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来讨论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减少贫困这一问题。减少贫困，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有明确的战略。当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推动大规模的城市化时，Gershon Feder教授在讲演中特别强调反贫困战略要立足于农村和农业发展。从全球来看，贫困集中于农村地区，因此，反贫困要集中于大多数人居住的农村地区以及他们赖以维生的农业部门。他进一步论述，农业增长对减少贫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详细讨论了农业增长的来源，认为由于土地和水资源都很有限，大部分的增长将来源于产出的增加。为提高产出，需要促进技术改进，加强传播科技知识，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快农业政策的改革等。
执教于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经济系的Cho In-Koo是韩国籍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讲演集中讨论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如何使城乡部门的增长达到适当的平衡。他认为成功的政策正是仿效竞争性市场对适当的人给以适当的激励。和谐与竞争彼此并不矛盾，而且，竞争是实现和谐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城乡和谐发展这一问题上，他认为决策者应该提供与曾经激励城镇企业家追求快速经济增长相同的激励给农民企业家，而不是考虑对财富进行再分配。
Cho In-Koo提出了很多制定政策的一般性原则，诸如：成功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跟从而不是领导市场；政策目的应与市场的需要保持一致；政策工具不应该干预市场的行为或者扭曲对个体的激励等。具体来说，决策者应该在农村部门引入某些形式的竞争；评价成功者的标志一定得简单、透明；政府应该通过言行一致来建立自己的声誉：给以有力的支持并及时兑现奖励；政策目标应该与之后的竞争性政策保持一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