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3日下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名誉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了以“中国下一阶段发展战略”为主题的演讲，此次演讲吸引了大批校内外观众。清华公管学院院长、清华CIDEG主任薛澜教授和清华CIDEG学术委员胡鞍钢教授出席并作点评嘉宾，演讲由清华CIDEG研究员崔之元教授主持。“Tsinghua_CIDEG”订阅号特将斯蒂格利茨教授全文演讲实录分享给读者。
中国需要面对五个关键挑战
不平等。这是一个伴随市场而生的悬而未决的挑战，需要市场、政府、社会共同发挥作用来应对挑战。其中，结果的不平等与机遇的不平等是息息相关的。虽然中国现在不平等的现象有所缓减，但是还是比美国不平等的现象更为严重，由于包括了各种效应，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很难解释。同时不平等不仅仅只是道德方面的问题，因为它也影响着经济的表现，长期的不平等是与经济绩效下降相关的。同时，我们已经承认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律是不相关的。
环境恶化。环境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我想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当然它也会影响经济、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寿命，这是很重要的挑战。
经济的不稳定。市场本身并不高效，也不稳定，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律中也有些漏洞，而我关于信息不对称的一些研究也能说明经济的不稳定。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在中国谈到市场的自由化的问题，大家可能会监管的过严，现在的讨论都是要求市场的自由化，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论调，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也是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对中国来说成本尤其巨大。在金融行业改革的讨论中，实际上大家都关注于预防金融业来破坏其他的行业，预防带来金融危机，或者造成很多信用卡的透支，或者预防一些掠夺性的放贷等等，但是没有多少人关注金融行业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管理风险、分配资本，特别是像中小企业进行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机遇，带来平等。
信任的萎缩或者腐蚀。在中国也许并不严重，但是在西方在很多国家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公共、私营部门的经济效益，都与这相关的。同时不平等也与之息息相关，当然这是与腐败相关的问题，我还是想说它不仅仅只是腐败的问题，可能在私营部门也有相关的问题。在美国，这也与在危机时“公正”的缺位息息相关，有人称之为美国式的腐败。
经济的调整。这是一个持续的，一直进行的过程。就中国而言，经济结构尚不完善，还要更多地发展服务业，而且更多的是要将出口刺激转向为内需刺激，但是我们目前就这个形势而言还是有许多困惑。目前提到的这五点都是中国进行“十三五”规划的大背景。
关于“十三五”规划
我的观点是在任何一个规划中，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关注速度和次序。有两个方面是我想强调的，第一个就是必须要维持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平衡，这又必须基于我们对于市场的局限性和政府的作用的理解。
第二点是关于规则的。有时候人们会说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来说，市场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必须有人去塑造这个市场，必须建立规则来指导市场。你不能由市场自己来制定规则，它自己不会为了社会的平等来制定相应的规则。我们在金融市场也看到这一点，有的人也谈到了自我监管，当然并没有任何人会相信这种事情存在。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要建立一系列的规则，这是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而且我们还需要考虑，要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和政策，制定规则的方式也会影响“经济的效益如何分配”这个问题。每个国家都有相应的产业政策，在美国产业政策就偏爱金融部门，由此招致了不平等、不稳定和低增长。就长远来看，政府应当在环境、教育、健康、创新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标准的经济模型为何失灵
许多经济模型都没能够预测2008年的危机。不但是这一点，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些模型曾经认为这些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之所以成功的理由是他并没有听世界银行或者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所说的话，他们并没有依照这个标准的模型去做，而俄罗斯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听了这些模型的话。
我这里不能全部列出所有有问题的假设或者理论，但是有两点我想提出来，首先，针对市场的模型是有问题的；其次，针对个人的模型也是有问题的。市场的模型之所以有问题，因为它忽略了一些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有限的竞争以及不完全市场，以及不对称的信息等等。它还忽略了内生创新的问题，大家都说到市场经济的好处之一就是刺激创新，但是芝加哥学派他们所提出的模型根本就没有把创新作为一个因素。而现在中国提到要做一个创新的经济体，但是你不能够用这种标准的市场模型去考核如何创建一个创新的经济体，那创新必须来自基本的一些研究活动，必须是由政府来支持的，不管以什么方式来支持。
标准的经济个体模型认为这些个体有自己明确的偏好，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模型也说，他们有理性的期望，但是过去35年的大量的研究表明，我们需要应用行为经济学来解释这个个体模型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连贯的，前后不一致的。我们也看到从心理学上面有一些研究的结果，也说到这种标准的模型是不理性的。也就是说人们的行为其实是和模型的预测是不一致的，我们希望用这种标准的模型来预测人们的行为，但是它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而我们还有微观的和宏观的模型呢，必须要能够糅合起来来加深这方面的理解。
我们要考虑到经济学和数学方面的一些限制，这些不是通用的模型，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多样化、分散化的风险所在，所以标准模型并不是中国当下阶段考虑下一阶段发展政策的一个思考基础，如果我们说到“十三五”规划当中的金融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考虑不再用这个标准化的模型去考虑。
“向心力”和“离心力”是影响平等的两个因素
现在我想用不同的视角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像《21世纪资本论》这个书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标准模型不能解释当中的一些典型的事实，这些典型的事实也就是经济学的基本趋势或者基本的现象。比方说在财富和产出比例当中，财富有增长，人们的工资却停步不前，这是为什么呢？当财富和产出比率增长的时候，那标准模型就认为经济当中的资本增加了，而资本增加，工人的产出量就增加，那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应该会增加，资本的回报应该减少。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就应该预计在欧洲或者美国工资应该上涨，以及资本的回报应该下降。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问题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是财务和资本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财务和资本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个我想关注的差异就是土地，事实上土地是很重要的，在所有的经济体都是这样。为什么标准模型没有考虑到土地、土地的价格呢？那是因为我们由农业转型为工业，土地并没有投入到工业之中，但是美国的GDP很多时候是由房地产来催生的。看中国缺少的就是土地，大多数的土地价值都是城市的土地，城市的土地带来很多的价值，同样的一个房子，因此土地的价格就会增加。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如果土地的价格增加了，是否意味着土地的规模会增加？当然不是，并不是说土地的数量会增加，富人要求更多的土地，比如说法国南部的一个地区，很富有的人几乎都会去那里度假，那里的房地产价格几乎五千万，但并不意味着那个国家更富，只是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资本，所以这就是要区分土地和财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即使是在中国，这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不平等的现象都是与土地权力相关的。在美国，土地和土地信用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主要不平等的来源，但土地的租金只是租赁的一种方式，还有垄断的租金，公司的控制租金，还有一些金融部门所获得的租金，还有知识产权的租金等等，我认为这些租金的增加，也是造成世界不平等的重要的原因。而这样一种增长并没有促使生产效率增加，反而使得生产效率下降了。所以一旦意识到财务的增加，那就了解到，为什么工资没有增加，而资本的回报也没有下降。
接着我想谈一谈财富的均衡。我曾经用过很多模型了解这一点，即收入和财富的均衡分配。我觉得这其中有一个向心和离心力平衡的问题，那就是说向心是收入，而同时还有一个离心力来拆散。我们可以有一些模型来针对这两个力量进行建模，这里我也用到一些简单的模型，包括扩散模型，在模型中看到的是，在最近美国这几年，这个平衡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向心力增加了，离心力更强，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增加了。那这个框架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如何能够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因为通过找到这些离心力的力量，同时也能够了解向心力的力量有哪些，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进行更多的平衡的分配，在这里给大家讲这个例子，比如说激进的税收或者说资本的税收，他会带来更多的不平等的现象。在美国我们有过非常激进的税收，也就意味着顶层的税负实际上要低于穷人的税负，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巴菲特他曾经说过，他所付的税，实际上税率比一个普通人的税率低。关于教育，我们还在建立一个这样一种教育系统，它赋予美国人平等的教育机会，所有人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我在这一点也比较担心中国，也许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希望在“十三五”规划中看到中国建立一个教育系统，这个教育系统关注于为创造教育的机会的平等性，如果你没这么做的话，你会发现，未来你会与美国遇到一样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花了很多的钱服务于富人的子弟，而不是穷人的子弟，使得社会的离心因素增加。
政策的制定需要开放的思想和理念
现在谈一下政策性问题。我的观点是一个最好的政策，能够让我们以一种协调性的方式应对所有战略性的问题。我在这里给大家谈一谈重要的政策性的事例，第一个我们如何来看待增长和其他社会环境问题的折衷。有一些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折衷，没有任何权衡，你要不就是有更多的经济增长，要不就有更好的社会，没有折衷。我们必须意识到GDP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表现的衡量标准，它并没有考虑到环境的恶化和健康的问题，而这些都是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都涵盖进来，你可以看到你的视角会非常不一样。
另一个政策的问题，即开放的重点是什么？我刚才说这是一个速度和次序建立的问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对于思想理念开放，有人会想为什么中国如此成功？在中国转型市场的1980年，我与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代表团会晤过，我们谈到了中国进行经济转型最好的战略是什么，当时他们都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倾听各种各样的观点，就开放的重点来说，我认为最次要的一点也许是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这是最不可取也是最次要的。
大家现在都在辩论就是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或者政府继续在很多重要的市场中，比如金融市场、创新、行政划分、不平等教育、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是我刚才提到要了解政府需要在哪里发挥作用，还有市场的局限性在哪里？市场的主导型作用就意味着在钢铁生产行业，需要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中国现在所面对的主要的问题并不是钢铁产量的问题，而是环境的问题、教育的问题、不平等、健康这些社会性问题。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时你可以用市场来加以解决，但同时使用时要很小心，此外政府也需要去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不能说就让市场去弄吧，就让市场去折腾吧，所以我现在非常担心钟摆过度的摇摆——就是由太多的政府监管转化为太少的政府监管，你不能在这两极之间摇摆，过度的摇摆是不好的。
中国经济增长应靠公共投资推动
我想把长期的关切点，也就是我们“十三五”规划中的观点，和一些短期的问题进行关联。因为现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缺乏需求，这是全球经济的问题，全球经济都在放缓，中国已经意识到全球经济的疲软，已经没有办法靠出口了，因此需要转向国内的需求，有些人却对这一点进行错误的解释，我们必须要增加个人的消费，确实也有一定的增加的余力，但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其中的原因就是家庭的收入只是GDP的35%，比美国的一半还要少，所以这是结构转型中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家庭的储蓄利率降到零也不够，当然我认为不能降到零，所以中国的增长不应该是基于个人的消费来推动，而是要基于公共的支出、公共的消费和公共的投资。有很多人进入到城市居住，所以我们要建立公共交通系统，不仅仅是私人汽车，我们需要建立公共的教育系统，建立一些基本的房屋等等。这些都需要投资，而且我们还需要公共的支出来进行医疗的投资。这是对未来的投资，也是一种消费的形式。我们思考医疗的时候，要避免美国失败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是基于对私人医疗的构想，而这其中有一些激励的扭曲，比如说支出占GDP很高的比重，但是结果几乎要比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要糟，澳大利亚只花GDP的8%，而不是17%，而寿命还比美国长三年。
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更多的投资，不仅是中国，全球都是这样。由于全球化，现在中国变成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对全球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为把一些收入储蓄进行了回收，而建立了一个金砖五国银行，明年初要开始运转，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工作，不是进行个人的消费，而进行了投资。中国和世界都需要这样的一些投资，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市场经济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行，有稳健的竞争，还有公司治理的法律，创造一个金融行业，不仅关注市场的操纵，风险的加剧或者榨取，而是还要关注投资和就业机会的创造，同时要管理个人和企业的风险，而不是创造市场的风险。
最后我想说的是进行适当的平衡和顺序的安排，包括公民、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这是我们实现2020年中等繁荣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今天非常荣幸能来做这个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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