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统计数字很混乱，往往加不起来。绝对不是说有关当局弄虚作假，刻意地虚报这里那里的。我相信北京的统计人士是诚实的，而这诚实有二十多年的日子了。当年开放改革后不久，我跟他们的一位主事人畅谈了好久，深信此君，而跟着看他们公布的数字演变，看得出有改进，但看不出有作弊的地方。这种玩意瞒不过我这个老人家。问题是在中国的迅速及复杂的演进中，准确的数据不容易，心底里我很同情搞统计的众君子。如果让我来做，我不认为自己会做得比他们好。
多年以来，我认为中国的增长率，实质上是比政府统计的为高，高相当多。昔日的个体户的生计急升，政府无从估计，而今天月薪千六以下不用报税，加上打散工的无数，估计也困难。可能最头痛还是流动人口的问题。去年我写《广州巧设空城计》，跟广州的朋友搞笑一下，网上读者哗然，开心之极也。广州以户籍人口算人均收入，但该市的总产值却有数百万流动人口协助产出，岂不怪哉？另一方面，北京算出的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这几年摆明与我作实地观察所得低很多，是搞什么鬼的？可能是因为他们以农民的户籍人口算，但其实数之不尽的农民「流动」去也。
中国的流动人口究竟有多少？只有天晓得吧。深圳今天的实际人口近千四万，但户籍人口不到一半。最近为高斯写英语长文，我说中国的流动人口应该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错的机会不高吧。去年细问家中女佣，她在河南南部的故乡，究竟有多少农民流动去了。她在亲朋戚友中算来算去，打长途电话回乡左问右问，给我的答复是四个走了三个。也是去年，高小勇说他到农村调查过一阵，认为中国的农民人口只剩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周其仁当时在旁，不同意，吵了起来。他们都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专家，观察力强，智力不凡，神州大地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历来先知先觉，但在农民人口这个看似简单的话题上，他们就「专家」不了。
大约七年前，某国际大机构请我到广州讲话，我提到中国的农民人口要下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或以下，农民的生计才有可为。因为这几句话，报章上有人骂我是白痴，说基本上不可能。骂我的读书不多吧。日本的明治维新与台湾土地改革失败后的发展，农民人口下降甚速，而我认为中国的农民人口有机会下降得更快。两年前北京估计的农民人口数字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强，是以户籍人口计算吧。流动人口那么多，而半农半工的数之不尽，中国的实际农民人口究竟有多少，恐怕上苍也不容易算出来。
毋庸置疑的，是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口是大幅地减少了。这里含意着一个奇迹，是实际农民人口减少了那么多，但农产品的产量仍在上升，没有下降的迹象。那是为什么？我知道答案，让读者猜猜吧。不要告诉我那是因为经济发展学中所说的隐匿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这个老话题：农民工作，其边际产出是零或是负值，所以农民人口下降，总产量会上升！经济学中蠢才无数，这样的蠢理论得享大名，且历久不衰，是蠢上加蠢了。
为什么农民人口大幅下降而农产量还继续上升呢？正确的答案，是这些年农村转用雇用的专业农工，也多用机械协助。与其在农植旺季左邻右里大家帮忙，淡季闲着无事，天伦之乐去也，这些年，因为年轻力壮的流动谋生，农户转聘专业全职农工，加上机械运作，农产品的总量上升，不难明白。
这其中我还要指出一点。两年前中国取消农业税，是正着。我反对福利经济，反对补贴农业，却赞同取消农业税。这是因为农民转到工商业去的那么多，不少农地被弃置了，取消了农业税，这些弃置了的农地又再被耕作起来。
形势很不错！想想吧，雇用专业农工与引进机械，农产品的成本上升在所必然，而这上升是反映着农民转业的机会成本上升了。我可以转到工业去，你给我与工业收入相若的工资，我可以留下来替你耕田。没有成本不是机会成本。成本上升了，农产品的物价当然跟着上升。这就是最近北京公布的，农产品的价格，相对非农产的价格，大幅地上升了的主要原因。
是的，我们可以从农产品的物价上升推出农作的成本的上升，跟着从这成本的上升推出农民的机会成本上升，而成本等于收入，收入等于生计，我们可以单从一些简单的数字转变而知道农民的生计是有着急速的改进。这是经济学，本科一年级应该教过，只是今天的后起经济学新秀认为太浅，不学，于是不懂。懂深不懂浅不可能是真学问，因为不懂浅不可能真的懂深，可惜这种自欺欺人的玩意，像风水先生那样，有市场，也难怪蠢才无数了。
在最近公布的通胀数字中，我最重视的是蔬菜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十八。有两个原因我这样重视。其一是蔬菜没有什么瘟疫或饲料成本急升的影响，而近来我们没有听到因为天气大坏而使举国蔬菜失收的消息。其二是种稙蔬菜需要劳力密集，每亩算是农植品中需要劳力最多的。因此，如果单看一项物价──不准看其它──来衡量中国农民的生活改进，我选蔬菜之价。
我是农业专家吗？算是吧。一九六八年，后来是林毅夫导师的农业经济大师基尔·庄逊，读到我写的《佃农理论》的第八章，惊为天文，强逼我在芝大教了一科农业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