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一个旅游者在成都火车站１２小时遭到五次抢劫”的报导，真是感概万千。平均不到三个小时遭劫一次，可见并非偶然；歹徒公然行凶，行人无人阻拦，负责治安的警察更推卸责任，使人不能不怀疑：成都火车站是否处于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法制荡然无存的“蛮夷之邦”。问题是，谁该对这样的事情负责？
现在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什么都可以不管了。不是要实行小政府吗？不是鼓励大家发财吗？确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对经济领域进行了过多的干预；市场化改革就是要使政府退出它以往所侵占的市场领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放弃它的基本职责。政府应该放弃它不应该管的事情，但应该管好它应该管的事情。政府的基本职责、或者说它首先“应该管好的事情”就是为公民和社会提供安全和秩序，保护每个人的人权和产权。这其实就是市场的基本前提。试想，如果安全得不到保证，财产可以被人任意侵夺，谁还能踏下心来生产和交易呢？如果抢劫能带来财富，谁还愿意从市场中获得利益呢？那些倡导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小政府”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如亚当．斯密、哈耶克等，从来没有否认过政府的基本作用：守夜人－－－守护公民的安全和产权。近年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教授，也用其著名的“科斯定理”证明，界定和保护产权是自由交易、从而是资源最佳配置的前提条件。经济学的不同流派甚多，但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看法：要实行市场经济吗，请先保护人权和产权。
那么，谁来保护人权和产权呢？从启蒙时代到现在，结论也是惊人的一致：政府。在谈到政府的起源时，无论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还是现代制度经济学，所举的例子几乎都是一样的，即在政府出现之前，存在着一个人人互相抢劫、互相偷盗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假设，是通过思维实验构造出来的，但成都火车站提供了一个实例）。在这种状态下，尽管人人都有抢劫、偷盗他人的“权利”，但也人人自危，大家把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互相防范上，结果就不能安心生产和正常交易，整个社会就会贫穷下去。于是人们会想到，如果大家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权和产权，禁止互相抢劫和偷盗，人们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生产和交易上，每个人的情况都会好些，整个社会也会因此富裕起来。要真正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抢劫和偷盗行为加以有效的惩罚。这就需要超越个人之上的权威和强有力的暴力后盾。于是政府出现了。它把每个人保卫自己安全和产权的权利集中起来，形成了有威慑力量的警察系统、司法机构和常备军。为了给提供安全和秩序的政府筹集资源，大家同意按规定向政府纳税。所以说，提供安全和秩序，保护公民的人权和产权，是政府存在的第一个原因。
以往各级政府在不应该做的事情上做了很多，但在它应该做的事情上却做得不够。它们把大量精力放在那些企业本来可以做、并且做得更好的事情上，比如管理、经营和投资各种生产企业，却较少关注它的基本职责。对于市场经济，它们也没有理解其真蒂。许多地方政府认为，只要多搞一些开发区，多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市场”，就是在搞市场化改革，在改革的竞赛中就算有了“政绩”。为此它们可以不惜以减、免税收作为优惠政策来吸引客商，最极端的形式是将税率减至零。但这样作实在是舍本求未。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可以不征税，实在是太荒谬了。政府将用什么来履行它的保护人权和产权的职责呢？人们的安全和产权得不到保证，又如何进行市场交易呢？市场经济实际上只是一组规则，或通过法律强制执行，或通过经济利益加以约束，或通过道德伦理使人们自律。而这组规则的基本前提就是保护人权和产权。政府只要竭尽全力提供这样的前提，并保证这组规则的实行，市场就会自动地有效运转，经济就会繁荣。否则将是事倍功半，甚至使市场经济因缺乏坚实的基础而无法真正建立。
对抢劫行凶者的纵容，就是对诚实劳动者的打击，也必然给社会福利带来损失。被抢五次的汤朋鸣先生表示他再也不旅游了，应该说首先不会再到成都去旅游了，他本来计划去的九寨沟、贵州和云南之行也取消了。这种不安全的信息更会使许许多多潜在的旅游者裹足不前。受损失的将是以诚实劳动获取旅游收入的成都老百姓和四川老百姓，也殃及到外省老百姓。如果诚实劳动更难赚钱，为非作歹更易得手，民风就会被毒化。投资者自然也不会到一个没有安全感和民风败坏的地方去投资。减免税赋的政策也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因为人们知道，治安如此之差，还要减免税赋，将拿什么改善治安呢？
究竟谁应对汤朋鸣先生的被劫负责，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但我想，更积极的态度不仅是对这一件事本身的责任进行追究。问题不仅是一个人遭到抢劫，而是社会是否还存在对这类行为的威慑力量，是否还存在安全感。我希望，我国的政府部门应该意识到，保护公民的人权和产权是它们的第一职责。公民之所以纳税，政府官员之所以能够拿着纳税人的钱来支付自己的消费，首先是因为这一点。当然现在的政府开支很紧，那么就请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政府官员的钱也很少，但起码也应该做最应该做的事情。完成第一职责，做好守夜人，再去完成第二、第三职责。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曾报导过莱州市政府的经验。它非常明智地将治安和国民生产总值联系在一起。莱州市的政府官员甚至画了一张图，来表明犯罪率的下降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的相关关系。这是一个明白自己基本职责的政府，尽管它对治安的理解还是有些美中不足：提供安全和秩序固然会带来经济的发展，但后者并不是前者唯一的或首要的原因。“安全感”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社会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