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认同的趋势，应该在是近几年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背后有历史的演进过程和更深远的含义。
当然，所谓的变化究竟朝哪个方向？这个变化好还是不好？为什么会这样转变？这确实是需要思考的。
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近是一百多年的事，远是几千年的事。就在一百多年以前，中国还一直保持着延续了三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主流是确定的，而且应该说是历史性地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化的挑战，而且还是相当严峻的挑战。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是在五四的时候提出来，当时的否定没有像现在这样空前绝后，但是，有了这个开端，否定的文化倾向到后来是愈演愈烈，经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完全否定的时期，这种完全否定的态度的基本逻辑，一个是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因为这种文化阻碍中国的富国强兵等等。还有一个判断，是这个文化本身在道德层面上有问题，它在道德上也不如西方文化。当然，后一种否定更为严重了。没有功利价值也罢，连道德价值也没有了。所以，现在这种趋向引发的原因和转变过程本身就值得讨论，如果仅仅是细读传统经典文献的话是得不出这些结论来的。不少人在多个层面都曾有过或多或少的偏颇，似乎都是通过自己的一些问题过渡到这些年所谓的文化趋向的转变——包括我个人、包括萧瀚，还有很多如研究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文的人，这种转向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这种文化认同的趋势将会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结果？对中国未来、以及世界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种精神资源是一个文明的灵魂，没有了这些，就会产生另外的东西——一个是道德沦丧，一个是对死后的恐惧。我们文明的这种精神特征是被几千年塑造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应该是个例子。我不知道光沪同不同意？康熙时期曾经发生的礼仪之争，鸦片战争后逐渐丧失了对宗教的控制，而且西方宗教在当时背景下是有优势的，但是中国却仍然没有成为基督教国家。
包括所谓文化复兴运动也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一方面还要挖掘和传播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是必要的；另外一方面，是对当今社会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案。文化本身并不等同于很强的可操作的社会功利结构的系统，真正大成功必然是要让老百姓接受，让他们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他们有利，老百姓还是认功利结果的，我认为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具体的事不分大小，我认为一件小事反映的是文化态度。比如讲端午节、重阳节和中秋节放不放假的事，是否要成为中国法定的节日——许多人都有这种心态。其实最简单地就是自发去做，比如我们自己所里可以规定每年到传统节日就放假，甚至还可以举行某种文化庆典或纪念活动，无需政府规定。所有文化与所有社会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的残酷和贪婪是一种现象。知识分子看到这个问题，他会想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去解决——这叫作主流文化，或者是主流历史形态。你可以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而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无可替代的。世界各国在其近代一、二百年，二、三百年所发生的西方扩张和殖民过程，也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发生所谓文化背景的转变。像印度有几百年殖民地的历史，绝大多数印度人仍然是印度教徒。像伊斯兰国家也是殖民地，但基本上还是穆斯林。我们中国的这种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否定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独特的。韦伯把儒学看成是最宽容的文化，它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宗教、文化的闯入。这样对主流文化也有好处。主流文化被政治保护起来，也会腐败和衰落掉，在挑战和竞争当中就是这样调整和适应变化的。
现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传统资源本身也有自身的革新问题，还有传统资源怎么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中国在一千多年前，其实就有文化的调整，针对唐宋以后发生的大家族的瓦解，走向平民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面临着新问题，也要寻求产生新的文化形式的途径。比如在宋代为什么走向天理，这是因为企图超越于家族社会，试图找到一个更合理的社会标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试图要解决的领域，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大事，从某种角度讲，不能完全依赖于政府去做、去承担、去解决。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和民间知识分子的努力是不可小视的资源，文化发展确实要靠民间力量，民间力量是能够自然生长的根，民间也因此具有吸纳与融合的宽容。知识分子不能以政治上不宽容为理由不努力。无论如何你要去努力，你要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