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经济学院平新乔教授的办公室，就如同走进了茫茫书海。一摞摞比人还高的书密密地排着，只留一条容一人侧身而过的窄道通向里侧的办公桌。手拿着几本备课用的英文专著，刚从图书馆借书回来的平新乔向记者笑道：“还是到隔壁办公室吧。”
“我的根在北大”
1983年，平新乔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85年硕士毕业并留校任教，1992年-1998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归国两年后重归母校，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经济学院任教至今。
回想29年前踏入北大的情景，平新乔连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楚。“从上海坐火车到北大，上海两点四十分开，第二天十点四十分到北京。到了北京也没别的亲人，也没坐地铁，就坐103到动物园调332，坐332到北大南门口，进了北大门直接赶到北大四院的经济学系里。”
1983年4月23日，坐了一天一夜火车的平新乔来到北大经济学系，参加硕士生面试。那一年，他28岁，已经在上海华东师大政治经济学专业任教十年。1980年的一次访问让他对北大充满向往，深深感到“时代变化太快，跟不上形势”，“很想进北大来求学”。
“到北大感觉一切都是很新鲜的，非常有活力。”北大图书馆尤其让平新乔痴迷，“图书馆203室一进去之后有一本很大的书铺在桌上，是泰晤士历史地图集，译文非常隽永，折射出哲理的光芒，那时候觉得真美啊。后来才知道译文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的作品。”在经济学系面试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平新乔就天天泡图书馆。王安忆的小说《流逝》贴在玻璃柜里，他站在报栏前一页一页地看，就这样站着几小时把其读完。
面试结束后不久，平新乔进入北大学习。研究生的两年半时间，对于平新乔来说却是实打实的1000天，“每天掐着时间算，就知道只有一千天，天天得利用好”，“每天规定任务读书100页，每学期8门课”。那些读书的日子，在平新乔心里是“ 内心最甜美的记忆和最深切的感情”，“轻易不愿意给人分享的”。
“我是没念过中学的，来到北大后，觉得找到归宿了。这里有可敬的老师，可敬的长辈，又有那么好的学生，那么好的图书馆，我又喜欢书，简直就是夫复何求啊！”从1983年至今近三十年，在北大读书、留校任教、出国读书、回国任教，其间虽有分离，但平新乔一直坚信“自己的根在北大”。“在北大，心里很安宁，没有那么浮躁。一切都很平和，老师待人都很和气，就跟未名湖湖里的水一样。”
“做一辈子也不到恩师期望的万分之一”
八十年代在北大求学任教期间，平新乔先后受到陈岱孙、厉以宁、胡代光等教授的指导。其中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更是对平新乔影响深远。
“到经济学系办公室115报到，一边坐着个年轻的老师，一边坐着个长辈，穿着件黑色长袖衬衣，毕恭毕敬在那写字。等他把字写好，年轻的老师把我介绍给他，说这就是从上海来的平新乔同学。他站起来，高高的身子挺得很直，目光很亮，看了我一眼，然后和我握了握手，握得很有力。”对于29年前的第一次见面，平新乔还记得一清二楚。“他也没问其他的，只是和蔼地叮嘱我说赶紧先住下吧。”
由于档案问题，是否能被录取，当时的平新乔的心里还是忐忑的。“陈岱孙老师坚定主张把我录下来。没有陈岱孙老师的帮忙和挽救，我是没办法进北大的。”如今回忆起恩师，平新乔感慨万千。很多年后，他也从旁人口中得知陈岱孙教授常常提起他，甚至向家人表示很器重他，早在面试时就看出来平新乔“有学术潜力”。
每学期初，平新乔到陈岱孙教授家里拜访一次，请教看什么书，念什么课；学期末，又拜访一次，向老师汇报这学期的收获。“选课都是他帮我选的，因为他说修课就像打仗布阵地，每一个都是你的支点。”
第二年的选修课金融学说史原著选读课，陈岱孙与厉以宁两位教授花一个暑假为22名研究生每人挑选1本英文原著。第一学期读原著，第二学期交流。陈、厉两位教授为平新乔挑选的是芝加哥大学教授 V iner的《国际贸易理论史》。这门课的课堂报告后来成为他的硕士论文。
收到陈岱孙教授亲自写的硕士论文修改意见，平新乔却是“吓得浑身是汗”。70页的硕士论文，陈岱孙教授写了二十多页批注。 “他用的是专门的稿纸，古色古香的黄色的那种纸，竖排横线，字也很漂亮，那真是力透纸背，让你无地自容。”“看了他的东西，才知道什么叫威严，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在他面前，一点偷懒、一点苟且偷安都不可能。”再次修改后，又收到7页纸的批注；再改，两页，这才将论文打印上交。
如今已从教近四十年的平新乔仍坚持每周三小时课准备两万字讲义的习惯。三小时课，要读五天书，看五十万字，才敢讲。他还是觉得远不及恩师，“陈岱孙教授讲课干干净净的，我比不了”。“那时就是这种感觉，这是我的归宿，我要好好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天。把课教好，把学问做好，把文章写好，接待好每一个学生。这种决心都是老师在无形当中一点一滴给你留下的。”
1997年7月，陈岱孙教授仙逝，尚在康奈尔大学读博未能回国的平新乔只能在大洋彼岸“哭一场”，哭完后“接着干”，继续读书、做学问。“欠他的太多了。可能这辈子做完，也不到他期望的万分之一，我就是这样想。”
“中国的问题够我研究一辈子了”
84年夏天，还在读研究生的平新乔参加了两个研讨班，一个是南开大学陈省身教授开的数学研讨班，还有一个是由二十多位美国顶级大学教授讲授的北大经济学研讨班。听课的过程，就像闪电一样，哗地一下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似乎有人在他耳边大声呐喊：“你千万不能自满啊，不能封闭啊。上了北大还不行，你得赶，赶上世界上最前沿的变化。”
1990年至1992年的访问学者之行更加坚定了平新乔赴美求学的信念。“陈岱孙教授已经90多岁了，这一代的担子得由下一代来挑。当时就想着，现在的经济学要靠我们来做了，这种责任感非常强。”1992年，平新乔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一读就是六年。
在美国的这六年用平新乔的话来说是“和最厉害的人打交道，知道他们用什么方式在研究，给我一个更新重生的希望”。但他的心却是时时牵挂着中国，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阅读《瞭望》和《经济研究》，当然也喜欢《读书》等杂志，了解国内动态。 他博士论文《Investment, cash flow, and “soft budget-constraint” in the market transition of China》也是研究中国市场转型期的投资、资金流动、预算约束的问题。
平新乔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从未动摇过——好好写文章给中国人看，给中国决策者看，给中国青年学生看。“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已经够我研究一辈子了。”回国后14年里，平新乔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从国企改革到货币、汇率，从农村金融到土地问题，中心点始终没有偏离过中国实际。
今年3月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平新乔明确提出并探讨了“收入分配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现有的主流观想法认为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并不一定正确。靠政府来分蛋糕未必分得公平，未必能分好；靠市场分蛋糕，未必分得不好。做蛋糕和分蛋糕都要靠市场，政府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我能有这种直觉，要么不写，写就要打得准。我相信这次也是打准了。”平新乔说，“在北京大学这样的地方，就需要学者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不是自己满口胡说，是靠自己研究、自己深思熟虑思考的结果。”
编辑：晓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