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投稿
经济金融网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中国经济学年会 EFN通讯社

刘东:西方理论会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

刘东,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对理论有一种渴望,九十年代则是对理论的一种眩晕。1990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较为一致。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出国了,回来以后,就开始推销自己学到的各式理论。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新的理论,让受众目不暇接,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

 

有时候,西方理论会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我也曾把柯文请到北大做演讲,他当时趾高气扬地批评我们说:"你们总是批评义和团,是因为看不懂义和团,义和团其实很正常。而晚清知识分子的批评和你们现在的不理解,都是因为你们缺乏西方最先进的理论"。在他这里,中国文明自身的价值规范被头足倒立地推翻了。当然,义和团运动刚兴起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是中国的士大夫,无论是张之洞,还是李鸿章,对此都是很反感的,毕竟那种怪力乱神向来国家灭亡的前兆,而且,义和团的思维模式中,包含有很强的盲目排外的成分。然而在柯文那里,中国传统社会中最落后的东西,正由于有了西方理论的诠释,反而被说成是先进的,而我们自认为先进的文化,由于反正没有西方理论先进,就被判定为必须抛弃掉的,诸如此类的是非颠倒,造成知识分子产生一种理论的眩晕感。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跟五四时期的中国非常相似。我曾写过一篇研究周作人的文章,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其结构是儒杨互补的,正因为周初人文精神的跃动,和传统信仰世界的坍塌,导致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如果每个人暗中是一个杨朱的话,就得有利他主义的儒家来收拾人心,作为摆得上桌面的正面意识形态,来构成相对平衡的结构。可是,到了五四期间,中国的杨朱被看作是individual的,它被判定为最先进的,反而把作为社会正面价值的儒家给打倒了。而等到真正打掉儒家之后,人们才发现社会已经礼崩乐坏了。

 

对于由此产生的理论眩晕,有两点需要澄清:第一,我不赞成完全沿着西方的意识形态走,那只是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第二,我也不赞成完全排斥西方的理论,因为这只会让我们被最差的理论俘获。比如,现在做中国史学研究的很多人被日本传来的实证史学所俘获,他们不知道那也只是西方理论的一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加强对话的基础上,去追求迎头赶上。

 

为什么理论在西方的危害不像在中国这么大?因为在西方,不同理论之间存在相互的辩论和制衡,在中国则没有,导致某些理论被过分地夸大了。为什么伯林的思想在中国反而显示出了它的毛病呢?也是这个原因,在缺乏可供对话的理论的情况下,大家都在退缩,用消极自由保护自己,然而,个人的基本自由不被伤害是有前提的:它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规则和广阔的社会空间,大家都不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不互相磨合,这个社会空间怎么会出现?

 

作为一种随处可见的对应,八十年代,中国人还不知道“装修”这个概念,到了九十年代,随着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装修"开始在国人当中流行了起来,很多楼房,外表很破烂,内里却装修得跟宾馆似的,人人都龟缩在自己的狭小空间中,不去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哪怕那种变化马上就要侵害到自己,我们的政治生态也是如此。

 

所以,光把西方的书读完还不够,还需要让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价值观念进行对话,才能寻找到一条属于中国的路。有些人偷懒,摸着一本书,发现它容易读,就决定此生只相信它了,这是把读书能够获得的自由变成必然,把读书能够获得的上进变成下坠,这种人对社会规则的理解还不如不读书的人,因为他被一个偏颇的理论永远地捆住了。

 

哈佛文理学院的院长柯伟林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刺激我的话:"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特征。"因为,当下中国学术界的所有理论都源于西方,它们都是欧洲人对本土历史的理论总结,中国人借鉴了其中的一部分,相互间还争得头破血流,争执双方都还觉得自己真理在手,成竹在胸,这是很缺乏文化主体性的表现。

 

总起来说,中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阅读运动,不能说,领导喜欢哪本书,我们就读哪本。我构思过一个课程:首先读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和阿伦特的《论革命》,然后读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接着读那些批评自由主义的专著,其中包括:桑德尔、查尔斯·泰勒等社群主义者的文章,以及美国保守派批评自由主义的文献等。一本本地读下来,读者就会发现,美国学术界就是一篓子螃蟹,一个掐着一个,真理不在某个人手里,而是产生于不同流派的对话中。

 

另外,更重要的是,即使把这些全都读完,也还是要牢牢地铭记住,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真理并不会就在哪个文明自身的文本中,而应当产生于文化的间隙中,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会相信,西方思想家绝不会掌握了人类的全部真理。最终,还得靠我们自己去开拓头脑,在与其它文明的不断对话中,慢慢产生真知。

 

我一直想在清华的图书馆门口做四个雕像: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和耶稣,让这四个人作对话状,构成一组青铜圆雕,名字就叫“轴心时代”。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学生能明白,真理并不在某一个造像中。如果读错了某种理论的问题,那就需要继续多读,而不是从此厌恶理论,否则,中国在学术文化上是没办法和西方对话的。人类文化最辉煌的成就,仍然是它的学术文化,而学术文化中最耀眼的宝石,仍要上升为理论形态。

文章评论
关注我们

快速入口
回到顶部
深圳网站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