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怀疑非典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个影响正在并将会长远地受到社会科学家们的关注和研究。随着中央政府最近对地方政府下达“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的口号和中央主要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发起对经济工作的基层视察行动，“非典”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在中央决策层引起的高度重视已变得十分明朗，并在事实上已经把中国经济面临的抗非典的应对工作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这不能不引起国内外媒体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那么，“4。20”以后，非典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造成影响了吗？才一个月时间，影响自然还不会充分表现出来。5月中旬以来，中国的GDP增长数据和一部分省市的GDP增长数据逐步在报纸上公布出来。上海、广东、北京等地的GDP在4月份的增长（指比去年同期）都不低，为11-12%。4月份，全国的GDP增长8。9%，比前3个月的平均增长率（9。9%）下降了1个百分点。我们知道，中国这20年的增长经验表明，在正常情况下，第2季度的增长会高于第1季度，这是因为第1季度受到春节假期和决定投资计划项目布局的“人大”会议的影响。而今年第1季度有9。9%的增长率实在是出乎经济学家的预料。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界还没有真正解释了这个非常规的增长。
例如，有人猜测，第1季度实现的高速的贸易增长是主要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解释GDP增长的不是贸易的增长本身，而是贸易余额（出口-进口）的增长，而事实上我们第1季度的贸易反而出现了这些年来罕见的逆差（100亿美圆），换句话说，第1季度的贸易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中国的GDP。外资增长似乎也不足以解释第1季度的超常规增长。于是，有的经济学家干脆把这个增长理解为所谓“自主增长”。这个话题有待我们专题讨论。我只是想在这里提示的是，如果第1季度9。9%的增长是自主性的话，那么，第2季度本应该有两位数的增长似乎是预料当中的事。而现在公布的4月份的数据显示，非典已经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尽管比去年同期增长8。9%本身的确是比较高的了，但是显然已从本来应该有的高位下来了，说下来了2个点应该不算为过。
非典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从短期看主要集中在流动性较大的部门与经济活动，这包括旅游、交通、餐饮、会展等服务部门。建筑业、商业也因为推迟工期、农民工大量反乡和消费者推迟重大消费项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因为很多国家限制了中国的出口并把中国列入危险地区的名单，进行所谓的“封锁中国”，外商投资的项目要么推迟了，要么暂时搁浅了。这些因素毫无疑问都在短期打击了中国经济。另外，香港的经济以及东亚地区的经济也都受到非典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反过来势必放慢了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但从中长期看，非典对服务业部门的短期冲击会通过行业之间的关联而影响到其他部门（包括制造业部门）的赢利能力和收入，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国际上那些在华有业务的投资银行在估计非典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都显得非常的乐观，他们在公开场合都表示，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暂的，因此并不愿意大幅度调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度估计值。在现有的预测值中，最高的下调幅度也只有1个点，大多数投资银行的下调幅度在0。。2-0。4之间，与中国国内经济学家的估计形成了反差。国外投资银行在对待非典上的这些行为并不奇怪，在看到非典疫情正在恶化的时期，均不愿意赶在别人之前第一个大幅度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值，莫非一个数字游戏的“纳什均衡”？
应该说，4。20带来的更显著的影响应该顺理成章地在整个第2季度以后表现得更充分一些。但是，现在看来，表现的程度怎么样，还是个未知数。但很有可能我们在第2季度将要看到的增长率数据并不怎么让我们吃惊。这是因为，这首先要取决于非典疫情的控制程度。如果非典的蔓延在5月份之后确实得到了有效而逐步的控制，那么，受非典影响的经济活动会很快会恢复起来。只有出口和投资的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的非典疫情的控制程度会有一个较长的认识和确信的过程。但即使这样，由于投资和消费在短期仍是推动GDP增长的主力军，只要国内的经济活动很快恢复，第2季度以后的GDP增长率似乎不应会有大的跌幅。
另一个原因是，政府从5月就已经着手布局和启动反“非典”的经济活动与政策（包括财政和收入分配政策在内），而且从已公布的地方经济动态来看，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决定提前或临时决定上马所谓的重大建设工程以对冲非典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各级政府的直接干预下，第2季度的投资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似乎可以从已有的经济信息中得到证实。但企业的投资可能出现增速的减慢，因为企业在非典时期必有存货的显著增加。
但是，即使我们对非典对经济造成的打击不应该高估，即使我们相信政府在4。20以后的反非典工作的确能阻止住经济增长的陡然下跌。我们也认为有必要现在结合1997年亚洲金融动荡期间所形成的经验教训简单谈论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个提醒，也是个反思。
一个问题是确保GDP增长数字的可靠性问题。回想前年国际上关于中国GDP统计的可靠性炒得沸沸扬扬，今天仍值得玩味。从大量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统计存在着一定的“水分”是一个不证的事实，这个统计的可靠性在不断改善，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提一下引起海外个别经济学家重新质疑中国统计可靠性的一个事件是1998年的GDP的增长率。从那一年的第1季度开始，各地的GDP增长的数据逐步披露出来，特别是到了年底，各省的所公布于众的对GDP增长的初步核算大都在10%以上。不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却是7。8。于是，各种的猜疑接连不断。国家统计局承认，全国的GDP增长率并不是各省上报数据的加权平均值，而主要是独立的抽样调查的估计值。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据是可信的，因为这个数据与他们（例如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教授）的估计和实地考察印象相去甚远。
针对中国统计的可靠性问题，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家的种种批评和挑战做出了不少的回应，但是在1998年的这个GDP增长率的估计数据上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尽管估计值仍有些差异）。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重新估计都证实了1998年的那个7。8的数据是高估了实际的增长。我提到这个争论的背景，主要是想提醒，在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出现突发性的动荡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首先因为贸易和投资的直接影响出现下降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个影响，甚至可能根本不愿意看到这个影响发展的程度，这种心理在中国现有的政府体制下很容易转化成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一种压力，结果在统计上出现了严重高估经济增长的现象。
今天的经济面对非典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的统计系统能否记住1997年的教训，能否在非常时期继续着平常的工作惯例，将经历着严峻的考验。有意思的是，当地方政府都在报纸上纷纷报喜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则下发通知，要求地方统计部门要充分估计SARS对经济的影响，希望严防可能存在的数据造假问题。这样一个来自国家统计局的“通知”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值得玩味。但无论如何，“通知”之后，媒体上关于SARS对经济部门冲击的报道开始多了起来。
另一个问题还是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关。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个经验而不是教训。这个经验来自韩国。在1998年的那个金融动荡中，韩国经济遭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但是，今天的韩国在所有曾经遭受1998年金融动荡严重冲击的东亚经济中不仅是恢复最快，而且恢复得最好，被认为是全球经济中最为健康的经济体之一。2002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在亚洲仅次于中国。这个新的局面直接得益于1997 年发生的那场金融动荡。2002年10月14日的美国《新闻周刊》援引德意志银行驻汉城的代表所的话：“1997年的危机格外有益，因为它使韩国摆脱了沉重的包袱。”
的确，在金融动荡发生之后的日子里，韩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敦促下，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切断了不断制造金融坏帐的银企关系，将6家资不抵债的大银行实行了国有化，裁员40%。韩国30家大企业财团有14个被关闭了，包括第三大公司“大宇”。这些问题是在1998年之前的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用我们的话说叫体制性的问题，特别是它的金融体系已经不能很好地帮助韩国的经济发展。缺乏效率成为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最突出的问题。这个在经济发展良好时期无法改变的事情，结果在金融动荡期间被激进地解决了，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称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的国民储蓄率在1998年之后大大下降了（今天约为25%），这与国民帮助恢复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经济的心态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变危机为改革的机遇，无疑是韩国的成功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打击，我们是否也要在这个受到非典影响的时期更多地来调整和优化我们的经济活动，让那些缺乏效率的部门和经济活动随SARS而去。而如果我们更多地保住增长数字不掉下来，势必要追加那些已经存在的大量没有效率的活动，势必保护了本应纳入改革议程的旧体制。看起来今年的数字不错，但却可能拖累了我们更长远的和更健康的经济发展和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