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省际贸易壁垒在不断提高吗？

　　   在上海出版的《上海经济报》于2001年11月20日的“新闻焦点”（头版）发表了记者祝建华的报道，称法国专家庞赛特发现中国的“省际贸易障碍甚于欧盟”。这个报道是根据最近一期的《远东经济评论》写就的。我尚未去查过这一期的《远东经济评论》，但论点基本上应该是一目了然的。报道说，该期《远东经济评论》援引了庞赛特的研究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尽管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已呈下降趋势，但省际贸易商品的平均“关税”却在上升。就是说，1997年中国省际间的贸易壁垒比1987年还要高。比如，在1987年，消费者购买的各自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为他省产品的10倍，但到1997年却飙涨到了21倍。这个结论意味着，在中国的省际之间，贸易的壁垒要比欧盟成员国或者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壁垒更高。 

    因为没有拿到庞赛特的原始研究论文，我无法知道其研究所使用的技术和所依赖的数据，因而不知道她是如何测算中国省际贸易商品的平均“关税”的。但我对她在研究中提到的另外一位经济学家类似的研究却比较熟悉。这位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杨格教授的论文就在我的手头，因此我可以对这个研究做一些评论，同时我在复旦大学为博士生开设的“当代中国经济”的讨论班正好本周五也要讨论杨格的这篇论文，因而我有必要先粗略地介绍一下杨格的研究及其结论，然后再来谈我对这个研究和结论的基本看法。 

    杨格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的著名经济学杂志《经济学季刊》2000年11月号第4期上，题目为“刀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扭曲与增量改革”。这是一篇比较技术性的论文，作者利用统计描述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对1952-1997年间中国各省（含直辖市）之间在产出结构（经济结构）、价格差异以及农业的份额等方面的“趋同”趋势做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改革以来，各省之间在产出或经济结构上的趋同趋势有增无减。这个结论所依赖的统计分析的结果是，从1952年到1997年的每一年，每个省（共使用了28个省的数据）在当年的国民收入与这一年28个省的国民收入的平均值的“方差”的绝对值的和与“方差”的平方的和在1952-1997年间是趋于不断下降的。另外，作者选择三次产业占各省GDP的比重作为指标，然后拿1997年与1978年进行对比，发现第二产业（制造业）在省际之间的趋同特别显著。 

    第二，在90年代，价格的差别在省际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缩小趋势。这个结论的理论依据是，省际间贸易壁垒的提高应该会增加地区市场之间的产品价格的差别。而得出这个结论的统计分析结果是，地区间的商品零售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差别上存在着一个高度显著的正的时间趋势。而对于生产资料的地区价格差别，90年代以后没有发现存在着缩小的趋势。在这里，作者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用每个时间段上每个产品价格的对数的标准差的对数值去对全部的产品和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回归，然后重复观察产品的标准差以推断价格差别的总趋势。 

    第三，农业的发展正在与各地区的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相背离。在理论上，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将会鼓励各地区去发展比较优势的部门，农业就应该首先是这样的部门。根据这样的理论，控制住其他可能的变量之后，我们应该发现一个地区的土地的平均农业产出（如每亩的粮食产量）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密度（每亩的劳动力人数）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作者的统计和计量研究发现，到1997年，这个曾经于改革初期存在着的正相关关系基本消失了。 

    我看到杨格的这篇论文是在我今年春天访问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期间。后来，我在匹兹堡的学生为我复印了这篇论文。拿到这篇文章后，我很快通知我在美国华盛顿周立大学的好友哈勒跟博士，建议他也看一下这篇文章。哈勒跟不久就告诉我，文章讨论的问题在中国已是“老生常谈”，但显然杨格做的还是很出色。我不知道本周五我的学生将会如何来评论这篇论文。我希望并期待着我们能够有比较深入的讨论。不管我们对杨格的研究能找到什么样的“毛病”，但显然杨格的研究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问题值得我们考虑。我希望在这里表白的是，假使我们对杨格的结论的可靠性不表示怀疑，那么，这个结论的含义却依然应该是可以被重新解释的。 

    为了说明杨格的结论有被重新解释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提到在经济学文献上的两个重要的“贸易”概念：行业间贸易和行业内贸易。不过，问题是，即使在经济学的文献上有这样的两个概念，但我们习惯上还是经常把行业间贸易就等价于贸易的全部了，因为贸易最可能被理解为“互补性”，从而行业间的。所以，一谈到地区间的贸易壁垒的问题，我们往往倾向于观察和对比地区间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因为一般来说，行业间贸易的发生是以各自产业结构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为前提的。因此，由于互补性，行业间的贸易在商品的流向上往往是“单向”的。与行业间贸易不同，行业内贸易指的是在同一个部门或者行业，不同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这些生产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互补性，他们更是同一行业的竞争者。竞争者或者同类产品的生产者之间之所以会发生贸易，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业内贸易的商品流向应该是“双向”的。 

    应该不难想象，行业间贸易与行业内贸易的区别往往与产品的属性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即使在同一个行业或部门内，产品越接近最终消费者，产品就会越有细微的和大量的差别，这是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和趣味总是有差别和多样化的，而且这样的差别是会不断增加的。相反，重要的中间产品（中间投入品）则有所不同，它往往比较标准化和大宗化，而且其生产往往与资源禀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常常成为行业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但对于大量的最终产品而言，随着消费者选择能力的提高，行业内贸易似乎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果概念上清楚了，那么我们对杨格的结论就可能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思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即使杨格发现的地区经济结构不断趋同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地区间的“行业内”贸易仍可能在不断增长之中。事实上，杨格在论文中所选择使用的数据以及采用的统计分析技术都是针对省际的“行业间”贸易而展开的，这就体现出杨格所使用的度量贸易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行业间”贸易为基础的。他的论文所忽视的正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省际之间可能不断增长着的“行业内”贸易。而如果我们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就可能意味着杨格在对中国的省际贸易的分析中第一步就走错了方向。

    当然，我过去并没有去做过经验实证的研究工作，因此在这里无法系统地来说明怎样才能验证我的上述判断，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很多年之前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陈家海研究员曾告诉我，他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正在研究中国的省际贸易。可惜的是，省际贸易并不是我在那个时候十分关注的问题，因而并没有追问他们研究的细节。不过，后来我注意到他们发表过一些研究的论文。于是，我今天找到了其中一篇，题为“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省际贸易格局及政策倾向”，从中真的获得了一些可贵的经验材料，而且我认为这些材料与我的判断还是惊人地接近。

    从我们上面提出的“行业内”贸易的定义来说，要考察中国省际之间在这种“双向贸易”方面是否有显著的增长，最简便也最有效的方法是看看各省的“投入产出表”，因为投入-产出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流入”和“流出”的系统数据。陈家海的研究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他利用25个省1987年的投入-产出表考察了一个省对其他省份的“贸易依存度”。从“流出”方面看，他的分析发现，25个省的合计流出额对GDP的比重高达51。4%，如果扣除向国外的出口合计数所占的比重9。9%，省际贸易的依存度仍高达41。5%。所以，在改革以来，中国的各个省份对省际贸易有着非常高的依赖程度。我想指出的是，在各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被认为是在不断趋同的前提下，这种省际贸易的发展应该主要是“行业内”贸易的增长结果。

    陈家海的研究还就上海和天津为例做了分析。他比较了上海在1981和1987年的投入-产出表后发现，1981年，上海与外省之间的贸易主要还是一种“互补性贸易”，即行业间贸易。上海从外地大规模调入农产品和采掘业产品，而同时大规模地向外地调出工业制成品，如纺织品、化学制品、机械和电子仪表等。可是到1987年，上海与外地的贸易结构则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的农业、木材和能源虽然还是继续依赖调入的行业，但食品调入的比重却大大下降了，纺织品的调出和调入由原来主要是调出的行业转变成了调出和调入基本平衡的行业了，化学、机械等调出与调入的比值也显著下降了。这就清楚地显示出上海与外地之间在行业内贸易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至于上海与外地的互补性贸易在改革后时期所以会出现增长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它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在80年代初以来开始了并且不断在加快。

    天津的案例也基本类似。天津在1982年主要以从外地调入为主的行业是农业、煤炭、建材和木材，而主要向外地调出的行业是化学、机械和电子仪表等。可是到1987年，这四个主要依赖调入的行业的调入额占全部调入额的比重从1982年的23。1%下降到了1987年的17。6%，而这三个主要向外地调出的行业在1987年虽然调出额达120。3亿元，但这三个行业的调入额却高达87。1%，说明天津在这三个过去主要是向外地调出的行业里，实际上开始不断地与外地进行同行业的双向的贸易了。

    在我们能够进行系统的分析之前，上述初步的研究发现应该对我们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还是有帮助的。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在美国的学生给我发来了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执教的巴里。诺顿先生去年8月写的“工作论文”，题目叫“地区的一体化在多大程度上能统一中国的市场？”。细细读来，发觉作者也同样持有与我类似的观点，他在文中的分析依赖的是1992年的中国各省的投入-产出表。不用说，他的分析揭示了改革以来中国省际贸易、特别是“行业内”贸易的增长。我希望他的研究能引起我们同样的关注。

    总而言之，我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省际贸易的增长应该是非常显著的。省际贸易的壁垒并非如法国的那位庞赛特所说在不断上升。我们承认在中国的各地区有时还有一些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保护主义”的政策，但是，市场的发展和一体化的进程总是会使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在实施中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常识”。